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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人生七年》:不停演化 起點永遠看不清終點

圓首的秘書
2019年07月19日06:38 | 來源: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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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人生不停演化 起點永遠看不清終點

  不久之前,英國廣播公司(BBC)播出了系列紀錄片《人生七年》的第九部。這一系列的靈感來源於英國的一句諺語,“七歲看老”(Give me a 7-year-old child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man)。在這一系列中,導演邁克爾·艾普特(Michael Apted)每過七年便會尋訪他的20個受訪對象,除了拍攝他們的生活狀態之外,還會固定詢問一些問題,包括對婚姻、家庭、政治、信仰、理想的看法,用以觀察和對比他們在每個人生階段的變化。在最新的第九部中,所有受訪者都已經63歲,而導演艾普特本人也已78歲高齡,這也使得《人生七年》成為目前最“長壽”的紀錄片系列之一。

  《人生七年》系列最開始的目的可能僅限於探究英國的階層狀況——導演在不同的教育機構選擇了一批年齡同為7歲的孩子,而這些教育機構接收的學生往往具有十分不同的社會背景。比如,私立學校招收的學生往往來自高收入群體,公立學校則一般面向家庭狀況普通的工薪階層。事實上,影片也確實從某種程度上証明了英國社會階級固化問題的存在:觀眾不難發現,在這個系列的前幾部中,公立學校、福利院畢業的孩子似乎都沒有得到一般意義上的理想職業,其中甚至有一部分半途輟學開始工作﹔生活在倫敦東區(工薪階層以下)的孩子也似乎很早就開始組建家庭並且為生計奔波。一些孩子早在《人生七年1》亦即七歲時就已經預言了他們將要考入的大學,而這些孩子恰恰來自社會地位較高的家庭。可以看出,社會階層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人一生的發展道路。

  不過,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人生七年》系列給人的最大震撼在於,你永遠無法想象一個人在任意一個七年當中會面臨怎樣的挑戰,以至於每到一個拍攝節點時,這些受訪者真實的生活狀態有可能和觀眾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馳。換句話說,階層和家庭似乎隻能夠決定人生的起點,但每個人作出的人生選擇才會真正決定他們的人生道路,而這些道路和最終的結果是很難用某種特定的理論模型加以概括的。

  在這個系列當中,有一些人很早就進入了穩定的生活狀態,比如安德魯和他的妻子從《人生七年4》開始就已經遁入了某種安逸的田園生活,一直持續到最新的《人生七年9》,在這35年期間,其人生軌跡都沒有發生太大變化﹔另外的一些人則過著迥異於安德魯的生活,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都面臨挑戰,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讓人唏噓不已。比如,約克郡農場主的兒子尼克似乎是所有人裡階層地位最低的,但他卻一舉考入了牛津大學物理學系,隨后又移民美國在威斯康星大學任教,一路從助教升任副教授、教授。從前幾集來看,尼克無疑是實現“逆襲”的人生贏家,然而他的生活卻又在之后陷入低谷:先是和妻子離婚,接著開始面臨研究項目被叫停,而在最新的《人生七年9》裡,63歲的他罹患嚴重的喉癌,我們甚至不知道下一個七年是否還能再次看到他。

  與之相反,整個系列裡最讓人揪心的一直是尼爾,家庭環境一般的他從《人生七年3》(也就是剛剛走入社會)開始就已經跌入谷底,很長一段時間之內,無論是他自己還是觀眾都沒法在他的生活中找到任何希望。他四處流浪,隻能靠政府救濟金過活,生活中為數不多的慰藉就是在居住的社區中排演一些劇目,但這些劇目似乎根本就不是給成年人准備的。不僅如此,他在紀錄片中呈現的精神狀態也極不穩定,雖然他對自己與醫生會面的狀況總是諱莫如深,但從他的表現不難猜測他面臨著巨大的心理障礙。然而,進入50歲的尼爾卻突然之間開始向自己最初的人生目標靠攏,“意外”成為了一名代表自由民主黨的地區議員,甚至受邀到澳大利亞進行演講。到了《人生七年9》時,63歲的他除了在英國擁有自己的住房之外,還在法國買下了一棟住宅,過起了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得到了遲來的“幸福”。可見,隨著年齡的增長,家庭、健康等越來越多的因素疊加進來,人生始終不停向前演化,形成了一個高度復雜善變、難以預測的綜合體。

  《人生七年》系列的一個重大意義在於,它向觀眾展示了人類幸福和人生價值的種種來源。實際上從很早開始,絕大多數受訪者就已經開始意識到,金錢或其所處的階層並不能完全決定幸福感的多寡——那些來自東區的受訪者不僅不會嫉妒(甚至不關心)節目中其他受訪者先天擁有的社會資源,反而會意識到這些資源對情感表達和人格養成等方面造成的負面影響。這種情況在系列的后幾部中尤為明顯:我們發現家境最好的約翰和安德魯並不一定總是“最幸福”的,在兒童收養機構中度過童年的保羅和西蒙反而更懂得家人陪伴的重要性,前者甚至跟妻子賣房換車,跑遍了整個澳大利亞,他的妻子從各個意義上成為了他的“另一半”,完美彌補了他性格中的不足,促使他逐漸變成了一個更加完整的個體。

  布魯斯則在各種層面上實現了他的人生價值:先是考入了牛津大學數學系,接著前往公立學校教書,致力於彌合社會分層,然后在35歲前后前往孟加拉國為當地學生講授英語,希望以自己的力量盡力彌合大英帝國給殖民地帶來的創傷,最后遇到了真愛,返回英國開始了幸福的家庭生活。雖然對旁觀者而言,自願住在倫敦東區的公租房或者孟加拉的簡陋房子中可能意味著某種社會地位的下降,但對他本人而言,每一種經歷都能帶來極大的價值和幸福,並且最終成就他完滿的人生,這種完滿顯然是短視和功利的抉擇所無法帶來的。

  如前所述,《人生七年》這一系列來源於英國的一句諺語“七歲看老”。我們似乎確實能夠從7歲的孩子身上看到一些63歲的老人的影子:當導演在第九部中問及每個受訪者是否可以從7歲的影像中看到現在的自己時,幾乎每個人都表示自己確實“沒什麼變化”。生性樂觀的托尼有一句話似乎可以代表每個受訪者的看法:“如果我變得不一樣了,那麼隻能証明之前的我是虛假的”。不過,“旁觀者清”的我們似乎能從他們的經歷中發現更多——那就是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因其所處的環境和幾十年的生活歷練而改變了。

  正如14歲的約翰所言,觀眾確乎無法在這個系列中找到任何一個所謂的“典型”:這些受訪者可能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社會代表性,但作為觀眾的我們一定是被他們特定的人生經歷所吸引,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是真實、具體、生動的個體,毫無半點編造和套路可言。誰能想到一直以來野心最大、觀念也最保守的約翰最終會回到他母親的故鄉保加利亞,開始一心從事慈善事業?這符合他的“人設”嗎?但仔細想想就會發現,無論我們看到怎樣的結果都不算不違和,其中一定同時蘊含著偶然和必然﹔它讓我們不得不拋棄對某個階層的成見,直面鮮活的生命。這些個體讓我們意識到,眾多人生線索交織起來的《人生七年》系列是一個殊為復雜的系統,想要用一句話來概括整個系列基本是徒勞的﹔任何人都無法在行動中欺騙自己,生活本身便蘊藏著無窮的真意。

  誠然,七年一次的呈現固然會有所遺漏,它可能既不會像尼基塔·米哈爾科夫拍攝的紀錄片《安娜成長篇》一樣記錄下女兒的生活細節,也不會像理查德·林克萊特拍攝的劇情片《少年時代》那樣以半虛構半紀錄的方式精准刻畫一個人物的成長過程﹔它隻能以切片的方式勾勒出人物大體的生存狀況,但它卻足以以更為開闊的視角展現一個社會半個世紀的發展變遷。

  事實上,《人生七年》系列已經成為了某種社會學紀錄片的經典范式:在此之后,世界各地都出現了模仿這一系列制作的“人生七年”,其中包括美國版、日本版、南非版、俄羅斯版等等……而這就是我們人類:痴迷於記錄、研究人生中的種種變與不變,也痴迷於從這些看似真實的影像中回望曾經存在的自己。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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