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暑期檔的電視劇市場，榮耀無疑屬於《長安十二時辰》。相對成熟且網紅的文學底本，扣人心弦的探案劇情，加之擁有海量粉絲的頂級流量小生主演，注定會有大量觀眾抱著電腦，和千璽弟弟一起夢回大唐，解救長安。

而這部劇能夠紅透全網，一直引發話題與討論的原因，更在於其作為一部歷史背景的作品，對於“歷史”本身的追求。說白了，也就是不差錢的服裝、化裝、道具（下文簡稱服化道）和更符合特定時空的台詞設計。從長安城整體的市坊布局到貴人私苑的自雨亭，從李必簪尖沖前的子午冠到許鶴子夸張高聳的雙環望仙髻，從街頭售賣的水盆羊肉、火晶柿子到崔器一刻不離嘴的新鮮薄荷，從劇中每個人行的叉手禮到口中唱的“喏”，必須承認，全劇都在非常用心且努力地架構一個更加符合歷史事實的“大唐盛世”。

從近些年的電視劇市場表現來觀察，涉及歷史題材或背景的電視劇，越來越重視歷史時空的真實感與還原度。這一現象，其來有自。從《羋月傳》中楚人的偏髻、貴婦的緙絲華服，到《延禧攻略》中滿洲女子的“一耳三鉗”、妃嬪貴婦胸前的十八子，總有一些電視劇，哪怕打著“本故事純屬虛構”的字幕，依然在文藝創作之余，孜孜矻矻地做著歷史學的探究與考証。作為一個專業從事法制史研究的人，筆者對電視劇市場的這一潮流當然是感到萬分欣喜——在今天這樣一個多媒體數位化的時代，不得不承認，對於歷史知識的傳播，對於歷史問題的廓清，乃至要引起大眾對於歷史的關注與興趣，任我等學界中人一枝禿筆寫盡春秋，有時候也不如一部有影響力的影視作品輻射力強。因此，當歷史劇越來越追求歷史感，這絕對是一個正向的趨勢。往小了說，讓觀眾有耳目一新的視聽體驗﹔往大了說，那是對民族過往的回望與傳承。不知來，視諸往，我們民族與國家的點滴進步與發展，都必然是建立在自身所有的基礎之上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尊重基本史實，並讓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歷史，本來就是我們建立文化自信的應有之義。畢竟，曾幾何時，那部同樣是現象級的史詩巨作，還有至今想來讓人扼腕的“我孝庄”這樣的史學硬傷。

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長安十二時辰》之前，已經有不少同類型電視劇在“歷史感”上下功夫，但無論是一聲“惟”或“喏”，還是一塊雲錦的織物，往往還只是人們討論整個作品時的一條花邊，或者頂多算是整部片子的一個亮點而已。而就影片整體的歷史再現的精細度與系統性而言，《長安十二時辰》仍然堪稱是空前的。盡管吹毛求疵地來看，電視劇仍然受到諸如燈籠、扇子等更偏“和式”而非正宗唐制等詬病，但單就歷史還原度，尤其是器物與制度的時代性來說，《長安十二時辰》在目下這些電視劇當中著實堪稱已臻極致，以至於對於本劇的各種評論，幾乎都樂此不疲地重點討論服化道部分。

那麼，問題就接踵而至了。對於一部電視劇來說，服化道的真實性與還原度，成為觀眾最為關注的特色，甚或成為各種評論唯一津津樂道的面向，這究竟是一種榮耀還是一種悲哀呢？

質言之，若是拋開精致的服化道，《長安十二時辰》還剩下什麼不得不火的理由呢？就劇本與劇情論，本劇與近年來幾乎所有成功的電視劇作品一樣，選擇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小說文本作為底本，改編劇本而非直接創作劇本。這個選本的路徑基本被大量實踐証明其合理性，但具體到本劇的選本，在我看來，卻是完全失敗的。馬伯庸的同名小說並非不精彩，但張小敬和李必聯手在24小時之內解救長安城免於恐怖攻擊這樣一個幾乎教科書式的“三一律”情節設置，顯然更適合改編成一部電影，而不是一個48集的電視劇。於是，電視劇剛剛過半，節奏已經顯得十分拖沓，大量無必要的長鏡頭、武打場面和對白純粹是用來拖時間，讓觀眾一秒出戲，令人產生歹戲拖棚的厭煩感。

而在選角和塑造人物方面，雷佳音到底是實力派，其飾演的張小敬張力十足，可圈可點。但在一眾專業長輩面前，無論是台詞功力還是表情管控，拍戲時什麼都還沒學的中戲新生易烊千璽實在顯得非常票友：千璽用他獨有的生澀、畏縮以及不知所雲，把一個六世高門的神童，掌管天下文牘檔案、專辦大案要案的靖安司實際掌舵人所應有的城府、鎮定、睿智甚至霸氣幾乎消耗殆盡，以致“李必”這個形象沒能立住，觀眾看的，還是千璽而已。這是非常讓人遺憾的。或許單從市場考慮，“頂流”小生一定能保証部分收視率，但從藝術水准言，僅有粉絲口中的“努力”是不夠的，這個世界的殘酷，就在於努力和成功往往並沒有什麼必然聯系。而崔器這一形象也是有問題的。據說兔唇的設計是演員自己提出改動的，為的是為人物的自卑與上進找一個“歷史原因”，用心不可謂不良苦。但電視劇畢竟是一種大眾傳播范疇的藝術形式，其受眾不可能全部是甚至就不應該是心理學或社會學專家，“老嫗能解”才應該是電視劇敘事的終極追求。由於一個兔唇的設計，導致崔器在痛苦、驚懼、激動等等一切情緒之下，都會呈現出一個詭異的仿佛笑容的表情﹔出於同樣原因，其所有的台詞也都是從后槽牙發出來的，而偏偏這個兔唇在化妝上又沒有做得非常明顯，因此劇組在崔器身上所運的這一點“匠心”，整體上是讓人十分費解的，因而也可以說是基本失敗的。由此而論，剝離精致的唐風，《長安十二時辰》恐怕就很難驚艷熒屏了。

話又說回來，行唐禮，說唐言，化著唐朝的妝容，穿戴唐時的衣冠，就一定是“大唐氣象”了麼？由此我想到了我們的國粹藝術京劇。在傳統京劇的程式當中，北方少數民族的女子不論其身處時代，全是清朝旗人女兒的打扮。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從唐朝“西涼國”的代戰公主，到契丹的鐵鏡公主再到清朝旗人貴婦王熙鳳，全是頂著旗頭，穿著旗袍，蹬著花盆底，甩著手絹上場的。男性角色就更亂了，從商朝的聞太師到明朝的老楊波，上下五千年，但凡當官的，都穿著明朝的補服。若用今天的標准來看，這顯然不是不夠精致的問題了，簡直是關公戰秦瓊的時空錯亂了，但這種“不講究”卻並未影響到京劇本身的藝術性。你不能因為公主們穿著旗裝就說《紅鬃烈馬》或者《四郎探母》不是好戲﹔你也不能因為寇准穿得不對，就說馬連良先生唱得不好。從這個角度來說，所謂的“時代感”或許恰恰是一個劇最不重要的部分。就像盡管“我孝庄”引來天下訕笑，但《康熙王朝》卻依舊是久播不衰，讓人回味的經典作品，因為劇情合理、演技在線﹔反而后起許多知道說“我布木布泰”的作品，卻往往速朽，湮沒無聞了。

由是觀之，歷史劇本身首先是電視劇，必須遵循電視劇藝術的一般規律，劇情設計與演員演技始終是最核心的部分。因此，在我看來，過分自得於劇作的歷史還原度，甚至隻拿這個說事兒，與科幻片僅僅強調特效一樣，都是技壓過道。說白了，這些技術層面的進步，不過是社會在物質、科技和知識領域全面“闊了”以后的自然與必然而已。服化道與台詞的歷史感與精准度，始終處於錦上添花的地位，缺乏劇情與演技的堅實基礎，再絢麗的“唐風”，終究是空中樓閣，一觸即潰。畢竟，所謂“大唐氣象”不僅僅是一件衣服、一個器物、一座長安城，更是“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都愛之如一”的胸懷，“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格局，以及“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的風流。從這個角度看，《長安十二時辰》恐怕終究是一部得形而忘意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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