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橫空出世，以用心還原唐代風貌而贏得熱度和普遍贊譽。“叉手禮”“聖人”“子午簪”“大荒落”等古代細節讓觀眾覺得新奇有趣，服化道也頗精美考究，如此種種，都讓人覺得，這是部耐看的劇。然而，耐看和好看其實是兩回事，劇情播到現在，閃光點不少，但仍有不少觀眾覺得無法投入劇情。《長安十二時辰》虛構了一個發生在天寶三載上元節前夕的“反恐”故事，坦白說，我對這樣的故事主線並不感興趣，由於劇情鋪得過長，加上各種穿插、閃回，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式的手法，使得該劇並沒有“三一律”式的緊迫感。吸引我的反而是劇中的一些片段，比如張小敬讓人垂涎三尺的長安“吃播”，許鶴子的花車演唱會，這些古代的“梗”埋在劇情中，時不時地冒出來“萌”人一下，像是在讀古人筆記小說，可作伏天消夏之樂。

　　最讓我覺得有趣的是元載的出場。據史書記載，元載出身貧寒，但最終做到宰相。在劇裡，他是個腹黑心機男，一心想要往上爬。元載一出場，便被一群體態豐腴的婦人圍在中央熏香，頗有豪門貴人的風范。然而，下一秒即被家中的毒舌女奴點破，“不舍得燒炭取暖，倒日日雇人擋風”。最終胖婦人們散去，埋怨給的工錢少，又被小女奴吐露實情，屋裡值錢的東西隻剩下元載那身官衣，明早家裡就要斷炊。

　　這是個頗有趣的梗，也有所底本。在五代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中記載，“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蓋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可見當時權貴中真的有這樣的享樂之風。元載不過八品小吏，寧肯餓著也要雇人充當“肉陣”，且深知其中妙趣，一心躋身上層的人物個性躍然而出。這也頗像《世說新語》裡的名士做派，且不論元載人品如何，這裡的表現並不讓人討厭，反而讓人感受到唐代讀書人不甘貧賤、內心高貴的風度氣骨。

　　另外一個令我感興趣的人物是岑參（劇中作程參），天寶三載，恰恰是他中進士的年份。不過，劇中的岑參還是命途坎坷的落魄書生，視作知己的愛馬“綠眉”被殺，干謁用的詩文被毀，而他則在討公道的路上被捕入獄。這是個既慘又有些搞笑的角色。在獄中，他對張小敬的一番慷慨陳詞被對方全然無視，可他說的是什麼——“沒有我的詩文紀錄，多少英雄義士隻能活這一世，隻能影響身邊的人，有了我們的詩文紀錄，他們可以在人們心中活千秋萬世！”

　　在時人眼裡，這是書生酸腐，而在今天的觀劇者眼中，這是多麼令人感動的絕妙預言，它道出了唐詩的不朽魅力，而岑參出場時騎在馬背上吟哦的“千樹萬樹梨花開”，不正是傳誦至今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嗎？

　　寥寥幾個畫面，岑參對詩的“痴”已經深入人心。他視愛馬為知己，為知己之死勃然而起，拔刀刺向狼衛的情景也讓人看到唐代詩人的另一面：尚武、重義，有任俠之氣。岑參在獄中說，“在下為知己怒殺仇人，當被天下人傳為美談”。這讓人想到了“少任俠，手刃數人”的李白，想到了他“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的《俠客行》。面對“闕勒霍多”這樣的西域冷門語言，岑參對張小敬狡黠一笑，“科舉不考，不代表不會”。唐代的詩人們愛四處游歷，遠至塞外邊疆，他們的眼界是開闊的，不拘泥於尋章摘句，絕不是窮酸腐儒，而是有著不懼險境的豪俠氣概，有馳騁沙場的報國雄心。在長安，岑參曾與李白、杜甫、高適等交游，在劇中的岑參身上，莫不有他們的影子，他更像是唐代詩人們各種逸聞趣事中提煉出的模型，能讓喜愛唐詩的人在心有靈犀處會心一笑。

　　記得舞劇《杜甫》的導演曾說，《杜甫》裡有多少首詩，也許很難說得清，但對唐代歷史和唐詩越懂的人，越會喜歡它，看到的詩也會越多。《長安十二時辰》亦然，越是懂的人，看到的細節越多，它們或來源於筆記小說，或來源於歷史的碎片記載，莫不是古代的“梗”，它們還原了一些古代生活的碎片，某種層面上更加接近於歷史真實。馬伯庸在接受採訪時，曾坦言張小敬的人物靈感便是來自於《開元天寶遺事》中的一句，“騎士張小敬先射國忠落馬”。創作者在作品中有意無意地埋下若干古人的“梗”，等著讀者和觀眾發現。你可以說它是掉書袋，或是以學術入劇的寫法，懂這個典故，有這個學養，可以獲得更深層次的趣味體驗，但不懂，也並不妨礙看故事，賞風景。這種做法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厚度和文史深度，應該是一種值得鼓勵的創作模式。

　　但另外一方面，相比於“梗”的精妙，《長安十二時辰》的主線故事卻給人拖沓之感。據說該劇原定為60集，一度引發“注水”的質疑。當下影視創作總是盯著幾部名著大IP花樣迭出地翻拍，而浩如煙海的筆記小說同樣是古典文化的豐富寶庫。在短視頻、碎片化閱讀流行的當下，這些古代的“梗”能否和現代的創意碰撞出新的火花？它們能否獨立成短篇劇集，推動影視劇形式在當下進一步發展，更加適應這個時代的審美和接受特點？

　　在戲劇創作上，可以思考和努力的方向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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