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直播在新聞生產中的應用研究

侯麗君  王春美

2019年08月05日16:10  來源:今傳媒
 

摘 要:移動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推動新聞報道手段和方式的轉型創新。當前,在融媒體發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移動直播作為一種新型技術手段在各大媒體的重大新聞報道中被廣泛應用。本文立足內外部環境的變化,簡述新聞移動直播的發展背景,對當前移動直播的主要模式進行分類,並分析其給新聞生產帶來的變化,以此觀察移動直播在新聞生產中的應用現況及其影響。

關鍵詞:移動直播﹔新聞生產﹔應用

中圖分類號:G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8-0000-03

 

當下,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與普及,手機網民規模的持續增長,大數據、虛擬現實等技術的廣泛應用,給新聞傳播業態帶來了巨大影響,不僅傳播渠道、傳播載體日新月異,傳播的手段和方式也不斷更新升級。被認為是未來媒體主流發展形式的視頻新聞,也受到當下流行的移動直播的影響,融合產生了一種新的新聞報道方式——新聞移動直播。新聞移動直播是基於“移動直播+新聞信息”而出現的一種新的傳播模式,即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新聞生產者通過直播應用,實時制作並同步播出多媒體格式的聲像和影像,為用戶提供全方位、身臨其境的新聞視聽體驗,使用戶可以在移動終端設備上隨時隨地觀看新聞現場直播。這種新的新聞形態可稱為新聞移動直播。

一、新聞移動直播的發展背景

(一)移動技術的創新發展

智能手機的普及和拍攝像素的提升,為視頻和直播的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移動網絡速度的不斷提升,為移動端的連續直播創造了環境條件。首先,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各類移動設備的使用率越來越高,智能手機更新換代的速度也逐漸增快。其次,圖片和視頻等傳播媒介的流行,促使商家在手機像素方面進行創新優化,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高手機成像傳感器已達4800萬像素。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1],2018年第四季度,我國移動寬帶用戶通過4G網絡訪問互聯網時的平均下載速率為22.05Mbps,同比增長21.3%。目前5G技術也在推廣中。總的來看,我國的互聯網技術發展態勢良好,互聯網行業整體向規范化、價值化發展,同時推動消費模式共享化、設備智能化和場景多元化。這些發展使得我們進入到一個移動互聯時代。

(二)移動用戶規模龐大

當前,手機已成為我國人民最主要的上網設備。截至2018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29億,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8.17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人群的佔比達98.6%。而在眾多的手機網民中,有79.9%的用戶會通過手機瀏覽新聞,手機網絡新聞用戶規模達到6.53億。網民對移動手機網絡的依賴加深,加之通過手機瀏覽新聞的習慣養成,為在移動端直播新聞奠定了龐大的用戶基礎。 除此之外,移動應用也深受國人喜愛。中國有全球最大的移動互聯網應用市場,截至2018年12月,我國市場上監測到的移動應用程序(APP)在架數量為449萬款,網絡直播類應用的用戶規模達到3.97億。

(三)網絡直播綜合發展

在白熱化的應用競爭中,娛樂類應用的用戶規模佔比較高,其中,網絡直播類應用整體使用率為47.9%,較2017年底下降6.8個百分點,行業內部逐漸分化,進入了轉型調整期。2016年被業界稱為“直播元年”,大量的直播平台就是在那時出現並火熱起來的。如今兩年過去了,直播應用市場正經歷優勝劣汰期,各大直播平台在政府的規制下進行轉型調整,向健康、綜合的社交直播平台發展。

(四)傳統媒體的轉型融合

多年來,在互聯網環境和新媒體的挑戰下,傳統媒體一直謀求轉型融合。新聞直播原本就是傳統電視媒體擅長的報道形式之一。移動直播的火熱給予轉型中的傳統媒體一線新的生機。把傳統媒體的內容、團隊優勢和新媒體的技術、用戶優勢結合起來是最佳的轉型途徑,而新聞移動直播恰好符合這些條件。在傳統媒體介入之前,社交平台和網絡媒體就已經嘗試過幾次新聞移動直播,而有了傳統媒體資源的加入,新聞移動直播模式則變得更加專業和富有發展潛力。

二、國內新聞移動直播的模式分類

(一)媒體獨立策劃直播

新聞媒體獨立策劃的移動直播報道,傳統媒體或網絡新媒體皆可進行。這裡的“獨立”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直播對象是單次事件,不是系列或常態的﹔二是指直播是由媒體自身獨立完成,未與其它平台合作的。這類新聞直播的主題以重大事件為主,常為可策劃的報道。如2016年2月,網易新聞推出的“2016年春運直播”,全程360小時直播春運大軍的遷移過程[2]。

(二)媒體與平台合作直播

媒體合作的平台對象常為資訊分發平台或直播平台。這類新聞移動直播可以是單次的報道,也可以是長期固定的合作。通過與平台合作,彌補了媒體自身分發的缺陷,可以獲得用戶流量和直播技術的支持。如2016年7月,湖北日報荊楚網與斗魚直播平台合作,報道湖北洪澇前線搶險情況。還有2017年春運期間,澎湃新聞和騰訊共同發起“春運進行時”的直播活動,啟用兩輛直播車、六路直播信號,創造連續五天五夜無間斷網絡直播的紀錄[3]。

(三)媒體客戶端固定直播

媒體客戶端固定直播是指,在媒體自己的官方客戶端,有固定的頁面或欄目專門用於新聞直播,使新聞直播常態化。如2016年2月29日,新華社客戶端3.0版本上線,增加了“現場直播”功能,不僅實現了新聞移動直播常態化,還運用了“虛擬現實”技術,首創在無人機上加裝VR攝像設備,生產出新穎的體驗式、沉浸式報道產品,使受眾“身臨其境”。

(四)媒體共享平台直播

媒體共享的直播平台,指由有影響力的主流媒體搭建的,專為媒體人服務的全國共享移動直播平台。以人民日報社的“人民直播”、新華社的“現場雲”和央視新聞移動網為典型代表。這些全國移動直播平台旨在與國內媒體共享成熟的“現場新聞”直播態產品,為國內媒體提供融合發展新平台,推動了直播行業向綜合直播平台靠攏的轉型。

三、在新聞中運用移動直播的優勢

(一)報道及時、現場感強

相較於傳統電視直播,用移動直播對新聞進行報道,時效性更強、傳播更及時。在突發事件報道中,直播記者隻要拿起手機就可以立刻趕往事發現場,響應能力比傳統電視直播要迅速得多。以“江蘇響水爆炸”事件為例,爆炸發生於3月21日下午3點左右,《新京報》獲知這一事件后,立刻派距離事發地最近的記者前往現場,4小時后開始便用手機直播現場救援情況,移動直播持續了2個多小時,直播中的許多視頻內容也成為其他媒體的新聞信源。 除此之外,視頻直播充分調動了人的視覺和聽覺,讓觀眾有身臨其境的感覺,這比傳統的文字、圖片和視頻報道等形式更直接,形成更強烈的事件代入感[4]。並且,直播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也增加了報道的真實感,給觀眾更強的現場體驗。

(二)內容親民、題材廣泛

傳統電視直播因為耗資巨大,所以一般在報道重大新聞事件時才會啟動,且題材以時政新聞居多,內容比較單調、嚴肅,如報道“兩會”等國家級會議。而移動直播新聞隨時隨地就可以實現,播出門檻低,具有超越時空性,在題材的選擇上也更加親民、來源更加廣泛。移動直播本身就是移動互聯網的產物,“互聯網思維”要求媒體更加注重用戶的體驗和感受,選擇用戶感興趣的內容。2016年初,騰訊新聞客戶端發起的直播《一個女孩的車站》無意中引爆了網絡[5]。報道的是在日本北海道邊遠鄉村,因一名女孩需要搭乘新干線上學,鐵道公司將那條虧損的鐵路停運時間定在了這個女孩高中畢業之后。這次直播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的爆發性討論,類似小眾卻具有人文情懷的主題,或許更能戳中人們的內心。

(三)操作簡單、成本較低

傳統電視媒體在直播之前,往往需要做大量的准備工作,投入的人力和物力需要高昂的成本。移動直播極大降低了新聞直播的門檻,記者隻用簡易的移動設備就能完成報道,操作簡單,制作成本低,也提高了效率。移動直播記者的一般性配置隻需要一部像素好的手機、一個穩定雲台,“頂配”可能也就是加上筆記本電腦,與傳統電視直播盛大的設備場面相比幾乎不值一提。在突發事件中,甚至有一些當地居民、目擊者直接用手機直播了現場狀況,對於大眾來說直播新聞的門檻都極低。

四、移動直播給新聞生產帶來的變化

(一)生產主體社會化

在傳統電視直播中,新聞生產主體為專業媒介機構和新聞從業者。媒介機構作為生產主體時,直播過程中其后台的團隊操作是封閉、不透明的,觀眾基本無法干涉直播過程[6]。直播的每部分內容都有明確的分工,每個環節有固定的流程,甚至是排演過的流程,且生產人員皆為受過職業訓練的新聞從業者。然而在移動直播中,生產社會化即用戶進入生產環節是最大的改變之一。首先,新聞移動直播發起者不僅限於記者,一些普通的用戶也可以通過直播平台,在新聞現場發起自己的直播。尤其是在突發新聞中,一些事件親歷者或見証者有極大的地緣優勢,可以第一時間傳播現場狀況。再者,即使是專業記者進行直播,移動直播的互動評論功能也可以讓用戶參與到直播生產環節中。比如在直播過程中,記者會根據直播評論和留言裡的意見進行採訪提問,通過這樣的方式,觀眾可以推動直播進程、影響報道方向。

(二)生產流程簡單化

正如前文所述,傳統電視直播的流程往往需要提前策劃或排練,直播開始前需要做大量的准備工作,對人力、設備的要求都比較嚴格。舉個例子,如果一家媒體計劃對兩會進行電視直播,至少會提前半個月開始策劃﹔又如每年電視直播的春晚,一般要提前兩個月進行節目的排演。新聞移動直播的生產是“採編發一體”,即普通新聞報道中的採訪、編輯和發布三個流程在直播形式下合並了。尤其是在移動手機端進行操作,使得流程更加簡單便捷,也沒有繁瑣的編輯、后期、排檔和審查等環節。

(三)組織結構扁平化

即時現場是移動直播內容的突出優勢,為達到這一效果,直播團隊的組織結構也必須與之適應。要能第一時間到達現場,媒體必須有迅速的響應機制。快速的反應離不開高效的指揮系統和組織結構作為保障。傳統媒體的組織結構是集權化的,指揮系統層層分級,較為冗長且低效。而直播團隊的指揮系統和組織機構越扁平,其效率越高。新京報的“我們視頻”直播團隊,採取項目制的指揮協作機制。在一個工作群裡,總編輯直接督導,其他編輯和記者隨時共享新聞線索,從提出直播動議、拍板決策、確定具體直播思路、指派記者到達新聞現場,到發起直播、推出直播頁面,通常一到兩個小時左右就能夠實現[7]。

參考文獻:

[1]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R].2018.

[2] 黃佳念,劉書田. 當“直播+”涌入新聞業——新聞移動直播在新聞場景中的應用分析[EB/OL].人民網研究院,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109/c409688-29009851.html.

[3] 何強,閆帥南.關於移動視頻直播新聞的幾點思考[J].中國記者,2016(8).

[4] 王宏昌.移動互聯網時代視頻直播新聞發展問題分析[J].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8(2):121-124.

[5] 曾俊,余澤瑩.移動直播新聞發展現狀及趨勢研究[J].中國報業,2017(13).

[6] 張志安,吳濤.互聯網與中國新聞業的重構——以結構、生產、公共性為維度的研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6,38(1):44-50.

[7] 全昌連.視頻直播給《新京報》新聞生產帶來的改變[J].中國記者,2016(8).

(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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