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一位作者找到《蛋白質與細胞》編輯部主任張曉雪，表示擔憂。因為國內關於基因組的數據在近幾十年間向國外大量流出，而中國學者每做一篇基礎數據庫研究都要存到國外的數據庫裡，由此將會產生生物安全問題。

今年5月9日，《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軍事科研要警惕“SCI崇拜”》的文章。該文提到，在軍事領域如果也奉行“SCI崇拜”，則隱藏著巨大的戰斗力風險。該文作者認為，如果網民在軍事領域的科學研究、技術發明、論文撰寫，也以“三大索引”為導向，那麼，我們不僅將自己的軍事創新自動提供給西方國家，還可能不自覺地落入西方國家預設的陷阱，在決定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將會面臨無法承受的風險和代價。

無論是生物基因的保護，還是軍事科技的保密，這些都引發我國科技期刊出版的思考，科技期刊不僅僅關系到體現國家科技競爭力、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社會職能，更體現科技期刊引領科技發展、保護科技前沿成果、維護國家安全與穩定的重要職責和使命。

日前，在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服務中心主辦、中國科學技術期刊編輯學會承辦的我國科技期刊發展及成就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行業管理者等一起把脈科技期刊出版，為科技期刊出版中的痛點“開藥方”。

不迷信不唯“SCI”

中國期刊協會副會長李軍通過引証和列舉有關數據與事實，指出近年來我國科技學術論文外流的嚴峻現實。他結合隨訪科學家、科技期刊主編、國家重點研究機構研究者以及在讀博士研究生等發表論文的情況，深刻指出，唯“SCI”馬首是瞻帶來的惡果，是國家創新體系接續失調，研發工作受制於人，創新成果第一時間服務支撐我國科技創新機制受損，還會產生國家戰略和科技安全隱患等復雜問題。科技界、學術界、出版界，必須予以高度重視。按照中央深化改革的要求，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的要求。

回首關於SCI引入中國，與我國科學基金評審有很大關系。據科學出版社副總編輯、期刊出版中心主任胡升華介紹，1986年，國務院發布《關於科學技術撥款管理的暫行規定》，基礎研究單位的經費主要依靠申請基金解決，這需要一個簡單客觀、與地域沒有關系、操作性強的評價體系，而SCI剛好能夠滿足這個需求。胡升華認為，SCI在那個特定時期被引入，對提高我國的科研產出、提升我國科技成果影響力，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SCI后來被長時期廣泛濫用則是始料不及的。

胡升華表示，SCI論文數量在評職稱、評學位、評獎、評基金項目、課題成果鑒定等方面被賦予了突出權重，逐漸使我國的科研價值觀嚴重扭曲。

“在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將SCI炒熱到如此程度，就連其提出者也感到很吃驚。中國的科學評價、教育評價、期刊評價等被嚴重侵蝕，甚至評職稱、評獎、評基金項目、評學位、評學位點、評院士等都要唯‘SCI’馬首是瞻。”西北大學科學史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陝西省高校學報研究會名譽理事長、西北聯大聯盟秘書長姚遠對此也感觸頗深。他認為，對科技期刊的評價應當回歸本真，回歸初心，不做評價指標的奴隸。

由此可見，重視科技期刊的出版工作，不唯SCI論，成為普遍共識。

自身更需影響力建設

“不能一味地去推崇、表彰和獎勵‘SCI英雄’，而要廣泛搜集科技期刊通過選題、策劃、組稿、專欄、專輯手段，促進學科發展，引領科學潮流，助力民族自主創新的案例，倡導科技期刊的新風尚。”姚遠的觀點得到在場很多科技期刊主編的贊同。

“科技期刊要樹立正確的質量觀，我們真正的影響力在國際同類科技期刊中處於中游位置，還未成為世界一流的期刊。”《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肖宏表示，在辦刊過程中，確實不能隻講影響因子，更應該講高質量的論文量。他提醒科技期刊出版者要重視高質量發展。

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項目負責人劉筱敏也同意國內科技期刊應當重視自身影響力建設。“中國的期刊是不是具有國際一流前沿問題的把握能力和國際學術交流的話語權，對我們國家的期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過來，我們怎麼整合國際一流的學術資源，在我們國家出版的期刊上發表，給國際學者辦一個中文期刊，也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劉筱敏認為，隻有面向世界的科技戰略資源，才能真正把國際的科技資源有效利用。

當下，不少科技期刊的半行政化、半市場化導致責任不明晰，難以形成合力。為此，胡升華建議，科技期刊更需優化結構，推進集群化建設，形成合力，做大做強。

而在南京農業大學《園藝研究》主編程宗明看來，目前中國科技期刊的數量並不能與中國科技的力量相匹配，還可以增加一大批科技期刊，以此把握科技論文的首發權和話語權。程宗明認為，無論是做一個企業，還是做一本期刊，都需要自負盈虧，僅僅依靠國家投資，幫國外的期刊企業創造財富，那麼，國內的科技期刊是沒有生命力的。

業界呼喚頂層設計

中華醫學會雜志社副社長劉冰對張曉雪講到的生物基因安全保護也有同感。他表示，未來應該是一個信息與生命科學發達的社會，科技期刊出版工作者應該更早介入在學術論文發表過程中涉及的生命倫理、科研倫理、學術倫理等問題，在引導倫理方面做一些前瞻性的工作。尤其涉及國家信息戰略安全問題，科技期刊出版工作者應當做更多的工作。劉冰認為，“我們非常有必要打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信息戰略安全問題的數據庫。”

“要把科技期刊以及科學數據定位為國家重要科技戰略資源，從頂層設計上建立一個國家網絡，歸入國家數據庫，避免重要數據與科研成果流失。”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全球變化數據學報》主編劉闖強烈呼吁中國科技協會要將科技數據的保護納入中國科協提升計劃裡。

“在國家科技期刊戰略的指導下，業界應當提高認識，把科技期刊當成科技工作的一個核心部分，當作科技創新必不可少的一個支撐，不能跟科技脫節，更不能說期刊不是科學的一方面。同時，要像重視科研成果一樣重視科研成果的經營。數字資源的保存和使用也應該做到‘自主可控’。”胡升華也有相同的認識。他建議，要像建立科學基金一樣，設立國家期刊建設基金，增設重大基金項目，解決重大發展難題和重大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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