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一份在中國近代史上享有極高聲譽的民營報紙，《大公報》在建國初期進行了艱難的轉型。其中政治局勢的變化、經濟發展的要求以及社會環境的改變，對《大公報》的轉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作為文化產業的一部分，報紙的興衰存亡反映了政治經濟等社會大環境的變遷，探究推動《大公報》轉型的社會動因，分析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對傳媒業的影響，有助於為新媒體環境下傳統媒體的轉型提供些許經驗和教訓。

關鍵詞：大公報﹔民營報紙﹔轉型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8-0000-04

《大公報》自創辦之日起，“傳播信息，主導輿論，臧否時事，月旦人物，像百科全書一樣地記錄了世紀的風雲，記錄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也積極維護著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喚和期待著中華的振興。”[1]正如方漢奇先生對《大公報》的評價，這份由知識分子精英主辦的報紙，在一百多年裡始終堅持“大”與“公”的辦報宗旨和“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辦報方針，從一個側面記錄了中國人民爭取解放與獨立,尋求發展與振興的艱辛歷程。1941年，美國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評選世界優秀報紙，《大公報》獲得榮譽獎章。1980年，《大公報》被聯合國推薦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權威性的三份中文報紙之一。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國新聞事業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等條件的變化對《大公報》產生了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大公報》在與社會各種復雜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不斷發展，實現了建國后的新生。

一、大公報歷史沿革

1902年6月17日，英斂之在天津創辦《大公報》，以“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作為辦報宗旨，苦心經營，使《大公報》成為華北地區的大型日報，后英斂之退出，《大公報》轉歸王郅隆經營，銷量大跌。1926年《大公報》續刊，在吳鼎昌、胡政之和張季鸞的領導下，由地方性報紙發展成為擁有天津、上海、重慶、香港、桂林等多個地方版的全國性大報。新中國成立后，《大公報》作為民間私營報紙，緊跟時代前進的腳步，在社會主義的大潮中成功實現自身的轉型，在為國家建設服務的過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新成績。1966年，伴隨“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大公報》受到巨大沖擊，並於同年12月份停刊，至此這份中國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在大陸銷聲匿跡。

二、建國后大公報在內地的發展概況

解放戰爭時期，《大公報》以上海作為為總管理處，發行滬版、津版、渝版、港版《大公報》。新中國成立后，《大公報》各版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變革。

（一）重慶《大公報》與《重慶日報》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重慶《大公報》經理王文彬得以返回報社。在軍管會的領導下，重慶《大公報》繼續出版，並於1950年4月4日獲得報紙雜志登記証，成為合法的民營報紙。然而由於《新華日報》在渝出版造成《大公報》發行量下降、廣告收入銳減，為了解決報社的經濟困難，重慶《大公報》進行了公私合營，以重慶《大公報》為基礎，於1952年8月5日正式成立《重慶日報》作為重慶市委機關報，自此重慶《大公報》不復存在。

（二）天津《大公報》與《進步日報》

天津解放后，中共中央對《大公報》的研究決定，在天津《大公報》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改組易名，易名后的報紙名字為《進步日報》，其性質仍然是私營企業。1949年2日7日，天津《進步日報》創刊，該報日發行量2萬多份，同時積極拓展廣告來源，基本實現了自給自足。

（三）上海《大公報》的新生

上海解放后，《大公報》上海版於1949年6月17日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宣告轉變立場，成為人民的報紙。繼續出版的上海《大公報》歡呼新政協的召開，支持中共領導的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斗爭，宣傳報道“三反”“五反”運動，雖然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政策方針，但由於機關封鎖新聞、民眾對黨報的信賴等因素，《大公報》的發行量仍然出現大幅下降，廣告收入也驟減。面對這一困局，毛主席作出指示：上海《大公報》與天津《進步日報》合並遷京，報名仍叫《大公報》，作為全國性報紙，報道分工是國際新聞和財經政策。

（四）《大公報》在北京

1956年10月1日，《大公報》正式在北京出版發行。滬津兩家報紙合並后，《大公報》採編發行人員工作熱情高漲，到1956年底《大公報》的發行量直線上升，結束了建國后的虧損局面。然而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到來，報社的正常工作秩序遭到破壞，《大公報》不得不改名為《前進報》繼續出版。但改名后的《前進報》仍然被扣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最終在紅衛兵的炮轟下，於1966年12月28日被迫停刊。至此，這份有著64年歷史的報紙在內地畫上了一個句號。

三、《大公報》轉型的影響因素

“社會制度決定傳播制度，社會生產力水平等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在直接影響和制約著新聞事業。中國的報紙不可能不帶有它所在的社會的特征。同時，它又是服務於該社會的一個子系統”,[2]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作用。公元1949年，是一個舊的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的紀元的開始。“文人論政，文章報國”亦隨舊時代而消逝，中國社會進入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一方面，將報紙視為“天下之公器”的《大公報》為承載新的歷史使命，必須對自身進行重新定位，擺脫資產階級新聞觀，代之以無產階級新聞觀，以適應新時代國家和人民的新要求。另一方面，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對舊的社會話語體系進行全面替代，開始主導社會輿論，對民營報紙提出了“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方針，利用《大公報》在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中的高聲譽與影響力以及《大公報》的辦報經驗和優勢，對《大公報》進行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使之為新社會、新政權服務，為國家發展、經濟建設服務。

（一）政治因素

最初，《大公報》由英華在租界創辦，后經歷軍閥割據、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各階段。從1902年6月17日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的這段歷史時期，由於國家長期缺乏強有力的政府的領導，社會整合能力有限，為《大公報》能夠針砭時弊、自由論政提供了客觀條件。而新中國的成立、統一的國家政權的建立，改變了《大公報》長期以來所處的政治環境，服務於舊時代的一切都需要打碎重建后向社會主義看齊。1949年至1956年，依靠黨的領導和人民政權的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舊的新聞事業進行了清理、整頓與改造工作，經過調整與改造，中國形成了以各級黨報為主體的、多種人民報紙並存的報業結構。“在傳統社會中，社會整合是通過民族、宗教、政治和商業機構的維系來形成和實現的。而在現代社會中，大眾傳播體系成為參與社會整合的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3]報刊是建國初期最普及最重要的新聞傳播工具，而作為一份影響了中國近半個世紀的大報，《大公報》自然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其新聞來源、採訪方式、編輯方針等都在強制性變遷之下發生了必然的改變。

阿特休爾說：“在所有的新聞體系中，新聞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經濟權力者的代言人。”[4]新中國建立初期，面對國內百廢待興的落后局面和來自外部帝國主義國家的敵視、封鎖，國家需要新聞媒介動員和鼓舞民眾，以形成強大的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更好地為國家發展、社會建設服務。這一時期，黨和國家的許多領導人認同“報紙是階級斗爭的工具”的論斷，也使得報紙的政治職能強化，更多地承擔了意識形態斗爭工具的功能。“1949年后官方依據階級斗爭政治理念，貫徹根據地時期建立起來的黨報模式，按照人為設計出來的‘外部規則’建立一種新的報業秩序”[5]，而《大公報》隻能努力融入這種新的報業秩序中才能繼續生存發展。

融入的過程是艱難而痛苦的，面對新的話語方式、新的盈利模式、新的報刊分發渠道，大公報人顯得有些無所適從。“在強化了報紙的指導性后，私營報紙的優勢已不復存在，‘超黨派’立場的新聞沒有了，‘內幕新聞’沒有了，‘本報專電’和外國通訊社的消息也沒有了。”[6]就新聞信源而言，隨著新政府的建立，國家對輿論的態度由放到管。以1950年8月15日的《大公報》上海版為例，當天《大公報》的頭版刊登的幾乎是來自新華社的專電，如“朝鮮解放五周年紀念，毛主席電金枓奉致賀，周恩來總理電金日成首相”、“朝東海岸要港浦項解放，洛東江東岸美敵圖頑抗受挫，美帝隱瞞傷亡人數引起內部攻擊”、“在安理會會議上，馬立克嚴斥美英代表，指出朝鮮情勢為中國情勢重演，美國及其附庸阻撓僵局的打開”等等。新聞信源的單一化使得《大公報》失去了其素來在新聞信息豐富多元方面的優勢。

（二）經濟因素

在自由市場經濟下創辦的《大公報》作為一份經濟完全獨立的民營報紙，發行和廣告是其主要經濟來源，而“建國初期嚴格的新聞內容管制和隨后實行的分工體制，使私營報紙在發行市場上面臨一種不利的局面:辦報特色逐漸淡化，新聞報道無法滿足讀者的信息需求，即讀者對私營報紙的需求量下降﹔分工體制使私營報紙的讀者隻能局限在一定范圍之內，而且要求私營報紙本地化的措施，使原來具有全國影響的私營大報隻能放棄外地市場，條塊分割扭曲了報業的發行市場”。[7]同時建國后計劃經濟體制逐步確立，報紙以公費訂閱為主，這也導致《大公報》的發行量逐步減少。以上海《大公報》為例，解放初期其銷量為16萬份，“后逐年減少，1952年下降到6.3萬份，廣告收入大減，僅為4年前的40 %。到1952年10月，報館合共賠償41.5837多億元，折合美元大約20萬元，當年向政府借款總數已超過《大公報》總資產的一半以上。”[8]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過程中，黨和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提出了進行公私合營的改造方針，“1950年3月，全國有私營報紙58家，同年下半年起，《大公報》、《文匯報》等相繼實行公私合營，1951年8月私營報紙減少到25家，到1953年初，全部實行公私合營”[9]。新中國成立后，經濟建設成為各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經過三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期，黨和國家“正在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即將開始，客觀形勢要求有一張以財經為重點的全國性大報”，以對國家的經濟政策、方針進行及時的報道，而《大公報》作為中國近代新聞史上影響最大、聲譽最隆的一家報紙,具有一大批優秀的新聞工作人才和豐富的新聞工作經驗，有能力承擔起為新中國經濟建設宣傳報道的責任。加之其在經營上遇到了經濟困難，黨和國家決定將大公報天津版和上海版進行合並，遷至北京，專門進行國際新聞和財經金融政策的報道。

（三）社會環境

對民間報紙的利用、限制和改造，體現了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兩大群體之間的博弈。20世紀三四十年代，知識精英以報刊為主陣地，對國家未來前途做了一系列偉大暢想，而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國社會開始由對知識精英的崇拜逐漸轉向對政治精英的崇拜，社會話語權也由知識精英向政治精英交接。所謂的政治精英，從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政治體系中的精英分子，一般是指在一個社會中掌握權力或處於首領地位的人。政治精英是一個社會的領導群體或階層，其興起的同時必然對知識精英產生了或有意或無意的壓制，有學者認為，從延安整風運動以來，對知識分子的歧視成為一種新傳統，在政治精英領導下的社會對知識分子的普遍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民營報紙在建國后遭受冷遇。《大公報》在新聞採訪方面表現卓越，新聞、通訊頗具時效而有血有肉，因而受到讀者的廣泛好評。然而，建國后《大公報》在新聞素材的收集上遇到了制度性的阻礙，同時常常因為民營報紙的性質而受到被採訪單位的歧視、冷遇甚至拒絕，這在客觀上對《大公報》自身的轉型起到了促進作用，使其逐漸轉型成為黨報體系中的一份子、人民群眾新聞事業中的一員。

四、結語

報刊業的發展是與國家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新中國的成立，為中國報刊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從《大公報》在建國后的命運走向，我們能夠獲得的認知是：在黨報佔據絕對核心地位的時代，民營報紙發展艱難，縱然國家為民營報紙的發展提供了一些條件，但面對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大公報》為代表的大多數民營報紙難以真正適應並融入社會主義新聞事業中，最終走向了停刊的命運終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當下，媒體如何平衡政治和經濟兩股力量，真正將公眾的利益放在首位，更好地實現其傳播信息的功能，是每一個媒體人需要認真思索的問題和積極實踐的挑戰。

 

參考文獻:

[1] 方漢奇等.《大公報》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前言.

[2] 肜新春.時代變遷與媒體轉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359.

[3] 肜新春.時代變遷與媒體轉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373.

[4](美)赫伯特•阿特休爾.權力的媒介[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337.

[5] 江衛東.建國初期《大公報》新聞報道困境考察——以規則博弈為視角[J].學術交流,2015(12):203-208.

[6] 單波.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應用新聞學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161.

[7] 施喆.建國初期私營報業的社會主義改造[J].新聞大學,2002(1):54-58.

[8] 新記大公報史稿[M].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410.

[9] 方漢奇等.《大公報》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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