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2018年是中國電視劇誕生60周年，2019年我們迎來新中國70周年華誕。著書立說旨在培根鑄魂。在影像時代，電視劇早已成為國人把握世界的一種獨特的審美方式。因此，電視劇理論研究更要肩負起培根鑄魂之重任。

自1958年中國電視劇誕生直至當今互聯網時代的多屏互動，電視劇已經從客廳電視機延展至移動客戶端，創作、審美、文化、傳播等維度均發生了巨大變化。鑒於此，我國著名文藝理論家、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仲呈祥應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之邀主筆撰寫了《中國電視劇60年大系·創作卷》。站在新起點，面向新時代，我們有必要對電視劇的甲子歷程展開全景式的理論回顧與系統闡釋。

兩條經驗 三大突破

電視劇作為引領當代大眾文藝的“先鋒隊”，發揮著反映歷史風雲、譜寫時代旋律、表達人民心聲的社會文化職能。隨著大眾媒介的普及與升級，電視劇的文化職能日益深化。一部電視劇史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一個大國崛起的歷史，這是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十分重視《中國電視劇60年大系》的原因之一，透過《創作卷》的梳理呈現出電視劇發展的諸多特色。

電視劇從根本上要受到社會經濟基礎的影響，相應的，電視劇絢麗多姿的熒屏世界也在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這種反作用需要經由視覺思維的培養和審美意識的啟迪來實現。在微觀層面，仲呈祥先生對中國電視劇發展的梳理體現了電視劇與文學兩種藝術形式的互動。在所有非文學的藝術門類中，電視劇因其敘事性，離文學最近，其他藝術門類，諸如美術、音樂、舞蹈、雕塑、建筑等則離文學較遠。電視劇創作者隻有尊重文學藝術，加強文學修養，才能真正辨識出優秀的劇本，領會劇作家的藝術神韻，從而實現熒屏轉化。

中國電視劇雖然是舶來品，但是，在“二為”方向、“雙百”方針和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引領下，正在成為影像時代具有中國特色與東方氣派的大國文藝重要標志。梳理中國電視劇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的三大成就：首先，經過60年的發展，中國的電視劇藝術創作已成為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引領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藝術門類之一，其覆蓋面廣、影響力大、滲透性強，已然成為一門“顯學”。2011年藝術學正式成為我國第13個學科門類后，涵蓋電視劇理論的戲劇與影視學升格為一級學科，這是其成為“顯學”的重要標志。其次，中國電視劇已具備“兩條經驗”，即在這門“顯學”的建設過程中，電視劇藝術家們通過大量實踐總結出兩條寶貴經驗，一是實現創作題材資源的最佳配置，二是實現創作生產力諸因素（編、導、演、攝、錄、美、化、服、道、音）的優化組合。再次，中國電視劇已實現“三大突破”，即在60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電視劇在創作上實現了美學觀、歷史觀和哲學思維層面的突破，並由此產生了一批彪炳史冊的優秀藝術精品。

以文化人 重在引領

可以看到，《創作卷》中所論及的電視劇作品主要來源於歷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的獲獎作品。仲呈祥先生此前對於評獎標准已有精辟闡述，這一標准便是恩格斯在《致斐·拉薩爾》中提出的文藝評價的最高標准——“美學的歷史的”標准。魯迅先生在《文藝與革命》一文中曾指出，批評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國美國尺，有德國尺，有俄國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國尺，或者兼用各種尺”。我們隻有從容地、實事求是地反思各個時期文藝批評理論的不同視域及其成果，才能悟出“美學的歷史的”觀點，是相較其他文藝批評形態更具有宏觀視野的一種科學的原則和方法論。

仲呈祥先生認為，文藝創作在主觀上“迎合”部分小眾，以及那種認為“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口號是十分錯誤的，是庸俗的服務觀。如果在文藝創作中一味遷就一些受眾的娛樂化需求，那麼，一些膚淺的作品隻能使觀眾止於視聽感官快感而無精神詩意美感。一味迎合，放棄引領，其結果是強化受眾欣賞心理中落后的因素，而被強化了的落后因素，又勢必反過來刺激缺乏文化自覺和擔當意識的創作者，他們便會面對“小眾市場經濟”生產格調更為低下的偽劣產品。於是，藝術生產與文化消費便陷入了可怕的“二律背反”即惡性循環，這是十分可怕的。以文化人，以藝養心，以美塑人﹔重在引領，貴在自覺，勝在自信。因此，“引領論”中的闡述直面現實，力透紙背，值得體悟。

2019年7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的賀信中強調：“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文藝理論工作者就是要拿好手中的筆杆子堅守好這道重要戰線。《創作卷》作為中國電視劇發展的一部重要備忘錄，讓我們透過書中內容，巡禮了絢麗多彩的熒屏風光，看到了電視劇藝術的詩和遠方。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我們立足今天，回溯昨天，是為了明天。中國電視劇已走過一個甲子，面對新征程，理論工作者理應繼往開來，不辱使命，鑄就大國文藝新時代的新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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