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2019年第7期

【摘要】抗戰時期，《群眾》周刊積極建構與傳播抗戰話語，包括科學闡述抗日戰爭的性質與前途，准確定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性質與內容，集中傳播“抗戰、團結、進步”的抗戰方針，以及全面開展對錯誤理論的話語斗爭。在話語建構與傳播的過程中，《群眾》周刊以話語批判為起點，以抗戰實踐為基礎，以紀念活動為契機,以多樣化欄目為載體，為新時代黨報黨刊建構與傳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關鍵詞】《群眾》周刊﹔抗戰話語﹔建構﹔傳播

《群眾》周刊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后遷移至香港）公開出版發行的唯一機關理論刊物，1937年12月11日創刊於武漢，1949年10月20日終刊於香港，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產物。《群眾》周刊以抗日救亡為宗旨，建構並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話語，發揮了機關理論刊物的喉舌作用。本文以《群眾》周刊為對象，考察特定歷史時期黨刊建構與傳播抗戰話語的緣起、內容和啟示，以期為新時代黨報黨刊建構和傳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發揮輿論導向和引領作用提供有益借鑒。

一、《群眾》周刊抗戰話語建構與傳播的歷史緣起

（一）宣傳黨的抗戰新政的需要

20世紀30年代以來，反對法西斯的侵略與戰爭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重大現實課題。中國共產黨根據抗戰新形勢和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於1935年12月，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隨著國共合作大局的形成，共產黨在國統區終於建立第一個公開的宣傳陣地——《群眾》周刊。自此，借助黨刊建構抗戰話語，實現抗日新政的廣泛傳播，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大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當務之急。

（二）糾正黨內錯誤認識的需要

對於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戰線策略的重大轉變，最初黨內存在截然相反的兩種錯誤認識。一部分黨員反對和其他社會力量聯合起來，教條式地主張依靠一己之力抵抗外來侵略，這是黨內“左”的關門主義錯誤。與此相反，另一部分黨員雖贊同國共合作，卻反對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黨內存在的這兩種錯誤，本質上都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脫離的產物，急需通過黨刊的話語建構與傳播加以糾正，以實現全黨思想統一、行動一致。

（三）回應黨際話語斗爭的需要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中國共產黨一貫以民族大義為己任，不斷向中國社會各種力量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對外。面對共產黨持續表達的合作抗日的誠意和決心，國民黨頑固派卻企圖以“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宣傳活動，篡改與取代馬克思主義。日寇和漢奸則散布“抗戰失敗了是日本人的天下，抗戰勝利了是共產黨組織蘇維埃的天下”[1]等謠言，企圖離間國共合作關系。國家社會黨的刊物發表公開信，要求共產黨取消軍隊和邊區，並“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2]。面對種種阻礙抗日團結的言論，黨刊需要正面回應和澄清，建構並引領國統區的抗戰話語，推動全面持久抗戰的實現。

二、《群眾》周刊抗戰話語建構與傳播的主要內容

（一）科學闡述抗日戰爭的性質與前途

首先，抗日戰爭是正義的、進步的。全面抗戰爆發后，《群眾》周刊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戰爭觀，幫助民眾認清抗日戰爭的性質，堅定抗戰信心。從國際方面來看，“為維護和平民主反法西斯侵略而戰的中國抗戰，為推進全世界勞動人民解放運動的中國抗戰，必然是進步的、正義的”。從國內方面來看，抗戰是為“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獨立，必然是進步的”[3]。從中日關系來看，抗戰是一場“反侵略的自衛的解放的進步的正義的戰爭”[4]，必然得到全國人民的一致擁護與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援助。

其次，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群眾》周刊一經創刊，就以高度的理論自覺，批判各種妥協投降思想，反復強調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同志在《群眾》周刊上發表多篇文章，明確指出隻有長期抗戰，才能決定整個抗戰的最后勝利。如何堅持持久抗戰？周恩來認為必須重視游擊戰爭在持久抗戰中的戰略作用。“這個抗戰的性質，在極困難的時候，將成為以游擊戰爭的主體來持久華北抗戰。”[5]他還進一步詳細闡述了持久抗戰的具體措施，包括改造軍隊、開放政權、開放民運、肅清漢奸等。

再次，在爭取抗戰勝利的過程中，要正確看待自力更生和爭取外援的關系。《群眾》周刊指出，抗戰要積極爭取外援，但關鍵還在自力更生。“過去的一切事實証明，隻有一條道路才是弱小民族爭取獨立解放所應採取的政策，這就是基本上自力更生，但也不放棄爭取外援。”[6]自力更生是必須的，也是可能的。因為中國抗戰是進步的，“就能喚起全國的團結，激起敵國人民的同情，號召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因為中國是大國，“就有支持長期抗戰，在長期抗戰中自力更生，獲得勝利的可能”[7]。外援要爭取，但不能依賴，爭取更多的外援與抗戰的進步，是密切聯系又相互促進的。

（二）准確定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性質與內容

首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抗日的。毛澤東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應當以抗日為目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8]。王明也認為，“中國今天隻能有反抗日本法西斯軍閥侵略的民族統一戰線”[9]。洛甫則強調，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為了動員民眾參加抗戰救國，而決不是為了替一黨一派一人造成實力，爭取地位”[10]。這些論斷科學准確地指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性質，有利於實現抗日力量的最廣泛聯合。

其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國共兩黨在統一戰線中起著重要的領導作用，其團結與否直接決定統一戰線的成敗。而黨派的團結又是以人民的團結為基礎。如果一切願意並要求抗戰到底的人民有了鞏固的團結，那任何抗日黨派之間也就不會發生危及團結抗戰的問題。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我們堅決主張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共同對付日寇的原則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11]。由此可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包含一切愛國同胞的全民族的統一戰線。

再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農民為群眾基礎。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佔人口多數的基本國情，決定了統一戰線的主要問題，是團結和領導農民的問題。因此，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必須“承認農民（富農包括在內）是抗日與生產的基本力量”。必須“扶助農民，減輕地主的封建剝削，提高農民抗日與生產的積極性”[12]。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抗日敵后根據地實行了符合抗戰實際的正確的土地政策，改善農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狀況，才成功地把廣大農民動員和團結起來，實現了抗戰的最后勝利。

（三）集中傳播“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

為應對抗戰相持階段國民黨的妥協傾向，1939年7月，中共中央借全面抗戰爆發兩周年之際，發表對時局宣言，明確提出“抗戰、團結、進步”方針。《群眾》周刊積極組織力量進行集中傳播此方針。

一是刊出“七七特刊”，紀念全面抗戰爆發兩周年。“七七特刊”首先發表時評《抗戰兩周年》，旗幟鮮明地指出，抗戰是中華民族唯一的生路﹔要不做奴隸就必須抗戰﹔隻要堅持到底，抗戰一定可以勝利。其次，總結抗戰兩年來的經驗教訓，重申“全國統一團結”是抗戰最重要的政治問題。再次，指出當前鞏固團結的中心問題是“適當地解決摩擦問題”，“制裁反共分子妥協投降分子的挑撥行動”[13]，強固全國的團結，增強抗敵的力量。

二是緊接著“七七特刊”后出版的第3卷第8-9期合刊，多角度、多層次宣傳黨的“抗戰、團結、進步”方針。該期首先全文刊發中共中央對時局宣言和八路軍通電，指出全國各黨、各派、各軍、各界之團結，尤為抗戰之基礎。其次，登載毛澤東等十位中共領導人為抗戰兩周年而做的紀念文章，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重要性，形成強大的宣傳功效。再次，該期還報道了美、英、瑞、比、菲等國僑胞紀念祖國抗戰兩周年的盛況，轉載蘇聯《黨的建設》《呼聲報》《工業報》等報刊紀念我國抗戰的文章，全方位詮釋與傳播黨的抗戰新方針。

（四）全面開展對錯誤理論的話語斗爭

黨報黨刊必須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這是“新聞宣傳的核心和靈魂”[14]。勇於和善於同各種錯誤理論作斗爭，是輿論導向工作的應有之義。

其一，對汪精衛漢奸理論的批判。早在創刊號的社論中，《群眾》周刊就竭力揭露日本的誘降陰謀，明確指出民族失敗主義是目前最大的危險。提醒廣大民眾警惕各種妥協投降論調。緊接著第2期，又反復指出，“抗戰現階段中最為嚴重的一個現象，是投降主義頗為活躍”[15]。如果不肅清阻礙抗戰勝利的“理論”，就不能保証抗戰的勝利。汪精衛公開投敵后，《群眾》周刊繼續深入展開理論批判，發表多篇社論或時評，及時揭露汪逆投敵賣國罪行，駁斥其反共投降的漢奸理論。

其二，對“戰國派”思潮的批判。所謂“戰國派”思潮是指抗戰相持階段，在國統區出現的一種反理性、反科學的法西斯野蠻主義思潮。這種思潮因其倡導者挂著教授的頭銜，披著學術的外衣，一時間造成國統區民眾思想上的困惑與混亂。對此，《群眾》周刊一針見血地指出“戰國”派“完全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侵略主義的應聲虫”[16]，拉開了思想批判的序幕。隨后又陸續刊發多篇文章，從政治理論、哲學、歷史學、文學藝術、自然科學等不同領域揭露其法西斯主義本質。

其三，對《中國之命運》一書的批判。1943年3月，國民黨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公開宣傳封建法西斯主義，企圖用作反共的理論依據。《群眾》周刊刊發時評《認清誰是我們的敵人》，指出大敵當前，應該把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擺在第一位。繼而又發表文章批判蔣介石的哲學思想。為應對國民黨繼續發動的政治攻勢和軍事摩擦，中共中央決定立即發動宣傳戰進行政治反擊。毛澤東指示“新華、群眾多登載反法西斯主義文章，以開展思想斗爭”[17]。《群眾》周刊從1943年8月起，連續發表批駁法西斯主義的時評、專論，配合《新華日報》在理論宣傳、輿論導向上粉碎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同時，也成功維護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話語。

三、《群眾》周刊抗戰話語建構與傳播的現實啟示

（一）以理論批判為起點

話語建構是一個破舊立新的過程，不破不立。《群眾》周刊在建構抗戰話語的過程中，從批判錯誤理論入手，分析其實質和危害，為抗戰話語的建構與傳播掃清理論上的障礙。綜上可以看出，《群眾》周刊對錯誤理論的批判及時准確，在最大程度肅清錯誤理論影響的同時，建構並傳播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話語。這就啟示新時代黨報黨刊必須勇於和善於同各種錯誤理論作斗爭，唱響主旋律，弘揚正能量。

（二）以抗戰實踐為基礎

一方面，《群眾》周刊以實際斗爭的需要來建構和傳播話語。如針對抗戰相持階段國民黨的妥協投降傾向，《群眾》周刊於抗戰爆發兩周年之際，刊出“七七特刊”，積極建構與傳播“抗戰、團結、進步”的革命話語。另一方面，從實踐經驗的總結中來建構和傳播話語。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農民為群眾基礎”的革命話語，正是從抗日根據地實行的土地政策之實效與經驗總結中建構起來的。這就啟示新時代黨報黨刊的話語建構與傳播，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為基礎，服務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三）以紀念活動為契機

以紀念活動為契機，建構與傳播革命話語，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大眾化，是我黨理論創新的重要途徑。《群眾》周刊善於抓住九一八事變、一二•九運動、七七事變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紀念契機，闡釋與傳播黨的宣言和理論，總結與推介革命經驗。新時代黨報黨刊也應借助重大事件或人物的紀念契機，以建構和傳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

（四）以多樣化欄目為載體

《群眾》周刊善於根據形勢變化和大眾需要，設計多樣化的欄目，有效推進抗戰話語廣泛且深入的傳播。一是策劃“特輯”“專刊”等進行集中傳播。如“五一特刊”“文藝問題特輯”“認識蘇聯專輯”等，成功實現了抗戰話語的建構與傳播。二是開設“群眾信箱”“讀者問答”等進行互動傳播。傳播學的傳受關系理論告訴我們，加強理論與受眾間的“同頻共振”[18]，實現良性互動，才能提升傳播效果。三是通過“轉載”“來件”等實現組合傳播。組合傳播是“媒介為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常通過與其他刊物的配合形成一種合力”[19]。《群眾》周刊通過與《新華日報》《解放》《解放日報》等報刊的相互合作、補充，構建強大立體的話語傳播體系。

綜上所述，《群眾》周刊抗戰話語的建構與傳播，彰顯了鮮明的時代特點，符合特定歷史時期革命話語建構與傳播的內在需要，同時也啟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的建構與傳播，必須堅持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邏輯統一。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資助項目“《群眾》周刊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項目編號：17YJC71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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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廣東藥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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