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視聽》2019年第9期

摘要：作為英國伯明翰學派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雷蒙·威廉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旨歸，強調大眾傳播媒介電視的發明發展、形式（電視流）與意識形態有內在聯系，揭示電視背后廣闊的社會背景與文化語境。因此，威廉斯以大眾文化立場形成了英國文化研究中電視傳播研究的批判意識。

關鍵詞：雷蒙·威廉斯﹔電視歷史觀﹔電視流﹔馬克思主義

雷蒙·威廉斯是伯明翰學派的先驅之一，他的研究涉及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威廉斯的著作《電視：技術與文化形式》以馬克思主義立場研究電視傳播。

一、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批判意識之電視歷史觀

毋庸置疑，電視的物質基礎是科技，技術的進步催生大眾傳媒電視。那麼，是電視技術引起社會行為、文化與心理的變化嗎？

約翰·科納認為威廉斯是“把技術作為研究電視的范疇，並在技術與文化變遷方面做批判性探究”[1]。因為在威廉斯看來，電視是特殊的文化技術，而非技術決定論。他說：“絕不是傳播系統的發展帶動創造新社會，而恰是長期的資本積累與技術改良，才有工業生產決定性的轉變與新社會形態的出現，由此有新需求，提供新的發展可能，而電視則是在這一條件具備之后創造出的結果。”[2]他所遵循的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邏輯：人的活動包括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由新需要引起的再生產、人類自身的生產、社會關系的生產等四種。即，電視是在滿足基本需要后的技術發展，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獲為滿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3]的再生產，是文化和意識形態生產。

新需求產生后，不會立即產生與之相伴的新科技。因為在社會中擁有決策權力的群體，他們的需求是排在前列的，因為他們能夠吸收到必要的社會資源與官方支持。催生新技術的關鍵是與社會主導權力階層相一致的社會需求。電視的發明雖是社會個體的成果，但其成為大眾傳播媒介卻與電視制造商賺取經濟利益有關。制造商傾向制播與自身利益一致的節目，與廣告商共賺觀眾的電視節目購買力和注意力，並將觀眾轉化成“准商品消費者”。

有了新於印刷媒體的傳播手段，電視內容之問產生——是傳播費用低廉的實況轉播社會活動和事件，或傳播獨立制作的節目？技術問題解決后的經濟問題遂來——是追求收視率，還是追求電視品質？由此，收執照費的公共電視和收廣告費的商業電視兩種電視制度產生了。英國公共電視“定位於‘教育、通告和娛樂’大眾，‘為觀眾而不是為收入競爭’的觀念是其發展動力以及確保公共服務責任得以實現的最佳途徑”[4]。美國商業是以分鐘為單位出售廣告時間，不同時段的觀眾佔有率將影響廣告商的投放以及電視網的盈虧狀況報告。

盡管電視的出現與普及是基於資本家控制社會和商業利益的需要，但是電視與普通大眾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威廉斯創造了“流動的藏私”的概念，“形象地描述當代工業社會的特質：一方面追求獨立於外部社會（追求隱私），渴望有私可藏的生活，卻不得不隨時注意社會情勢之變化的現象（保持彈性與流動），適時趨福避禍。這種隱蔽又流動的生活形態逐漸成為資本主義文化認同的對象。”[5]這與20世紀2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發展有關，家庭私域成為新的信息交流場，電視恰好滿足了人們對身在“藏私空間”要“知天下事”的需求。

威廉斯說明電視產生除技術發展、利益集團的訴求外，社會發展狀況和普通大眾的因素不可忽視。

二、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批判意識之電視形式觀

1974年，威廉斯提出“流”的概念，即“各種行為、活動、表述、表演所匯成的影像‘流’，進而成為人們的一種基本需求”[6]。“電視流”是論述電視文化形式的核心——電視整體上呈現出經過編排組合的節目流，一套具有特定文化和價值的流程。

雖然獨立的電視節目在可見的節目表中被精心編排，對觀眾來說打開電視機電視節目如流水般不斷地播放。孰知，插播的電視廣告無意中將整體性搗碎。約翰·埃利斯認為，“零碎”才是電視固有的特征：電視雜志節目的話題既沒有深度也沒有集中性，電視廣告是零碎的，電視新聞節目是由一組沒有任何內在關聯性的事件拼貼的。但威廉斯卻認為，電視看似碎片化編排背后潛藏著“情感結構”和文化價值觀的生產邏輯。各種獨立的節目被分成若干片段，與其他節目（含廣告）以相互交錯的方式形成完整的傳播流。電視的任何影像、聲音、符號，都是被“流程”整合后的局部，流程整體是意識形態生產的電視形式。

1973年，威廉斯細致分析英國和美國頻道后，得出結論：“事實上，在每一種節目形態裡面，無論是偏重文化，或牽就商利，在制作節目時，都包含很重要的文化‘設定’。”[7]即“電視流”裡暗藏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編碼。“乍聽之下，也許會覺得五花八門的新聞流程，像不經計劃播的，之所以如此，是‘外在’於新聞室的力量決定的﹔實際上，主要是由新聞單位‘內部’加以定奪的”[8]。電視節目制作方掌握話語權，決定節目內容走向、節目編排、意識形態等。這種批判性思想實際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在電視傳播領域的延伸，即“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者精神生產的資料”[9]。

尼克·布朗受“流”的啟發，指出電視流程潛藏著超文本的文化形式，即“電視作為一個中介機構，它對各種政治、經濟關系進行協調，電視文本的各部分作為亞文本在清單中有自己的位置，而這個位置就是權力、經濟關系和生活的體現”[10]。例如代表國家意識形態的中央電視台每晚七點的《新聞聯播》，節目制作者在“流程”中巧妙地將其與大眾“共進晚餐”的生活節奏融合在一起，同時打造中國電視廣告時段的最高價。

因此，威廉斯提出的“電視流”旨在研究電視以何種方式來吸引受眾，這是技術層分析﹔作為左翼學者，他看到電視背后的權力關系，既承認電視被強勢集團所控制，也始終認同大眾的力量，電視的發展與大眾“流動的藏私”需求密不可分。由此，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的傳播手段，電視以潛隱的方式生產、協商與傳播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

在《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再版序言中威廉斯評價說：“對於20世紀60年代英國電視的評論與電視研究，在時代發展與電視技術革新的潮流中，變得具有相對的歷史真理性。” [11]的確，他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意識，對英國在地化的電視傳播媒介做出了學理性的分析，為文化研究學者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路徑。

注釋：

[1]John Corner, Critical Ideas in Television Studies,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1999:9.

[2]Raymond Williams, “Fore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 in Raymond Williams,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Routledge Classics 2003, NY: Routledge,12.

[3]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經典著作選讀編寫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經典著作選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30.

[4]王卓慧.伯明翰學派的電視觀[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43.

[5][7][8] [英]雷蒙·威廉斯.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M].馮建三 譯.台北: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2:13,108,148.

[6]Williams, R. (1974), “Drama in A Dramatized Society” in Alan O’s Connor, ed, 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89:5.

[9][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

[10]Nick Brown,“The Political of the Television Super Text”, Quarterly Review of Film Studies ,1984, No.3,176.

[11]Ederyn Williams,“Fore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 in Raymond Williams, 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Routledge Classics 2003,NY: Routledge,XVII.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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