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讀者在對比《現代漢語詞典》紙質版和App版。本報記者 楊震攝/光明圖片

　　李宇明 郭紅鬆繪

　　孫玉文 郭紅鬆繪

　　章宜華 郭紅鬆繪

　　余桂林 郭紅鬆繪

　　【智庫答問】

　　本期嘉賓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辭書學會會長 李宇明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孫玉文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 章宜華

　　商務印書館漢語編輯中心主任 余桂林

　　編者按

　　近日，中國第一部規范性的語文詞典——《現代漢語詞典》推出App版本，厚重的“大部頭”工具書變成了手機上的一個小應用，很快以其實用性、便捷性、創新性廣受歡迎。互聯網時代，權威辭書等傳統工具書的“數字化轉身”有何難點？將給使用者帶來哪些便利？光明智庫邀請專家為您解答。

　　亮點速覽

　　▲工具書App並不是將紙質內容簡單移植到網絡或電子設備上，而是增加了跟原有知識相關聯的新內容以及同內容相匹配的新形式，需要配套的知識服務。

　　▲互聯網是一個大數據庫，但並不是一部合格的“大辭書”﹔它具有大數據的優越性，但同時也有“數據偏見”。代表人類大腦優勢的、經過規范編纂的傳統辭書內容是不可缺少的。

　　▲傳統辭書要創新更要守正。緊跟時代發展，不斷增強辭書科學性和實用性，要求編寫者和修訂者認真對待傳統，善於在學術碰撞中察納雅言。

　　1.工具書數字化 是大勢所趨

　　光明智庫：數字出版技術日新月異，互聯網查詢越來越便利，傳統工具書的境遇如何？還有哪些辭書像《現代漢語詞典》這樣，轉向互聯網應用？

　　章宜華：當前傳統工具書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人們的閱讀習慣和興趣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線閱讀和移動終端閱讀成為許多人的讀書常態﹔網絡新聞、網絡小說成為很多人的興趣所在。這種改變自然導致查閱習慣和方式的改變，大多數人不再去查閱紙質詞典，而是選擇更為便捷的網絡檢索，特別是大學生群體。這些因素直接影響了傳統紙質詞典的市場認可程度。

　　李宇明：現代信息技術為傳統工具書的編纂提供了新技術，為其出版提供了電子載體。這促使傳統工具書的編纂、出版、再版、發行產生了革命性變化。面對這些變化，辭書界一直在積極適應。學界及時研究、介紹國際辭書界的信息化動向，探討我國辭書信息化的發展路徑。中國辭書學會2001年便成立了辭書編纂現代化技術專業委員會，著力推進傳統辭書向融媒辭書方向發展。辭書業界也做出大量探索，新版《辭海》和《漢語大詞典》已准備好了電子版。商務印書館已推出並運行了《新華字典》App，最近又推出了《現代漢語詞典》App。

　　余桂林：如今，一些大部頭查考型工具書的數字化轉型是大勢所趨。但一些學習型、規范型工具書，如《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其紙質圖書仍是廣大學習者案頭常備工具書，這些辭書一直都保持著比較高位的紙質書銷量。為了讓讀者使用更便捷、擴大詞典的學習功能，出版方近年來陸續推出詞典的應用程序，紙質版和移動網絡版並行，反響很好。例如近期發布的《現代漢語詞典》App，就開發了很有特色的“智能詞典助手”，提供快捷查詢和學習功能，如詞語辨析、近義反義詞、詞語/成語接龍、組詞、部首、筆順等拓展學習的板塊。

　　2.並非紙質內容簡單移植，而是提供配套的知識服務

　　光明智庫：目前，權威的工具書應用軟件還不是很多，是客觀條件限制還是主觀動力不足？在轉向互聯網應用時，傳統辭書遇到哪些難點和瓶頸？

　　余桂林：客觀上，工具書應用程序並不僅僅是將紙質內容簡單移植到網絡或電子設備上，而是增加了跟原有知識相關聯的新內容，以及與內容匹配的音頻、視頻、動畫等新形式，需要配套的知識服務，形成一個大的資源庫、知識庫，這都不是短期內能建設出來的，需要投入相當長時間和大量開發費用。主觀上，很多網友對在線資源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較弱，習慣於享用免費的知識服務，導致傳統出版單位缺乏動力開發在線工具書產品﹔加之不少內容需要新技術的支持，這些新技術多數都不是傳統出版業所擅長的，使傳統出版單位產生畏懼心理，不想也不敢投身其中。

　　李宇明：傳統工具書雖然也做了一些“上網”准備，但在實際營銷中仍以紙質書為主，仿佛具有較大“惰性”。在我看來，形成這種“惰性”的原因有四點：紙媒辭書銷量尚可，能夠養活人。許多機構需要保有一定數量的工具書，面向基礎教育的學生辭書仍是辭書商人的寵兒﹔傳統辭書的編纂者不熟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出版者缺乏現代信息技術團隊﹔網絡辭書盈利的先例還不多，傳統辭書人不敢輕易離開自己的主場﹔網絡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法規還不健全。

　　章宜華：個人認為，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在於很多人對網絡辭書的重要性缺乏戰略認識，對傳統辭書的生存狀態缺少憂患意識﹔同時，由於對網絡辭書的深入研究不足，致使對適應融媒體時代的網絡辭書在技術層面的結構框架、知識分布和組織形式等缺乏必要了解。事實上，傳統辭書向網絡辭書轉型，並不是簡單地把紙質文本轉換成電子文本，現在有些出版社的詞典App就停留在這種初級狀況，這不是真正的網絡辭書。

　　在轉型前，要弄明白傳統辭書與網絡辭書的主要不同：其一，文本性質不同。傳統辭書是平面文本，網絡或數字辭書是多媒體或多模態文本﹔其二，文本內容和知識結構不同。傳統辭書主要是文字釋義，圖片是釋義的附加信息。而在網絡辭書中，音頻和視頻將是釋義的重要形式，“視觸覺”是其重要功能﹔其三，文本結構不同。傳統辭書的知識項是在平面媒體上線性排列的，而網絡辭書則是按數據庫結構存儲的——同一詞條的信息項分別放在不同的地方，並做特征標注﹔其四，辭書的規模和類型劃分不同，傳統辭書有較嚴格的類型劃分和篇幅限制，而網絡辭書沒有規模制約，是規模化、綜合化、系統化的辭書。

　　孫玉文：開發傳統工具書的應用軟件，首先要確定什麼是權威工具書、該優先開發哪些權威工具書？尤其是今人所編的工具書，如何確定其權威性，需要費一番苦心，需要開發者有極強的洞察力和極高的道德水准，不能搞夾帶，不能濫竽充數、以次充好。

　　在我看來，科學性和實用性是傳統辭書在轉向互聯網應用時需注重的難點。科學性，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忠實於辭書的固有內容，爭取不走樣，沒有訛、脫、衍、倒，更不能改動傳統辭書的原文﹔實用性，就是要借助數字化手段，便捷地發揮傳統辭書多方面的檢索功能。這就要求開發者對投入的人力合理布局，對具體辭書積累具有深厚、全面的學養﹔同時應建立一套程序對數字化辭書進行細致核校，謹慎細心，一絲不苟，爭取不出差錯﹔還需要有一定的數字化技術應用水平和開發視野，盡可能設計多樣化功能，滿足用戶的多方面需求。

　　3.有用+好用，為人們掌握知識提供便捷可靠的通道

　　光明智庫：傳統工具書轉向互聯網應用，對人們的網絡閱讀會產生什麼影響？如何讓數字化轉型的工具書更好地發揮應有作用？

　　李宇明：辭書是通過詞條的方式來解釋世界的社會文化工程。它承載著民族的集體記憶，服務於人類的知識獲取。走向網絡、融媒體是傳統辭書的發展趨勢，必須最大限度地滿足讀者的檢索需求和新的文化習慣。

　　傳統辭書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一是內容具有權威性。海量的詞條是歷史的積澱，是專家智慧的匯聚，不是剪刀+糨糊拼湊而成，不是僅靠計算機進行的機械的數據抓取和整理﹔二是在使用者的心目中具有權威性。很多人雖然平時習慣使用網絡查詢，但若碰上重要事情還是需要查閱紙質辭書。正如橋梁兩側的欄杆，雖然人們過橋時經常不扶它，但它的存在卻讓過橋者心裡更有安全感。傳統辭書走向互聯網，甚至發展為融媒辭書，便是將原有的“有用”特征疊加了互聯網產品的“好用”屬性，“有用+好用”，便如虎添翼。

　　余桂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是工具書最終呈現和應用的一種方式，而工具書內容本身的質量和水准，是它為大家所接受和喜愛的首要基礎。工具書App的推出，讓人們在地鐵上、在出差途中、在外出旅行時，都可以借助手機查考權威的知識內容，而不必背著一部大磚頭似的詞典。此外，工具書App還可以作為電子圖書的嵌入產品，附著在移動閱讀內容當中，即讀即查，即查即會，閱讀中碰到不會讀、不了解的詞語，點擊它就可跳轉到詞典當中查詢、學習，這為人們增長知識提供了一條便捷可靠的通道。

　　孫玉文：傳統工具書轉向互聯網應用是必然趨勢。隨著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工具書的互聯網應用將有更廣闊的前景。我們應該積極迎接這種數字化轉型的到來，要高度重視數字化工具書的建設，認真比較現階段傳統工具書和數字化工具書的優劣，充分吸收傳統工具書在閱讀、檢索方面的優勢，反映到數字化工具書當中，改進數字化手段。

　　需要注意的是，過去人們隻使用傳統工具書，現在變成了傳統工具書和數字化工具書並重，甚至有人基本上隻使用數字化工具書。現階段，隻使用數字化工具書是有缺陷的。毋庸諱言，有的數字化工具書制作比較粗糙，不能反映傳統工具書的精髓，甚至某些新編的數字化工具書知識性錯誤較多。如果隻利用這樣的工具書去做學問，不去核對權威的紙質工具書，不多方求証，這樣做出的學問必然會荒腔走板。

　　4.守正創新：在保持內容權威的基礎上增強上網查找的規范性

　　光明智庫：在數字化轉型中，傳統工具書應如何平衡好守正與創新的關系？

　　孫玉文：守正創新既是一個繼承發展的問題，也是一個學養學風問題。相較於目前的數字化工具書，傳統工具書最大的優勢在於它的基礎性、嚴謹性、權威性。要想保持這一優勢，傳統工具書要不斷提高和完善自身的編寫、修訂質量。這就要求編寫者和修訂者認真對待傳統，不斷完善和更新自身的知識結構，全面深入地搜集、整理材料，同時善於進行學術碰撞，在碰撞中察納雅言，從而得出精確結論。

　　余桂林：網絡辭典通行，人人都是用戶，同時也是原創者，每個人可以根據個人掌握的知識編纂詞條。然而，這樣編纂出來的工具書盡管具有詞匯量大、即時更新、查找方便、免費獲取的特點，但內容良莠不齊、結構雜亂無章、信息龐雜無序，很難成為信息獲取的權威依據、知識學習的源頭。

　　傳統工具書由專業人士編纂，內容自成體系且與時俱進，一版一版地修訂，不斷吸收科技新成就、學術新觀點、文明新發展，是知識生產、知識創造和知識傳播的重要載體。因此，記錄、整理、歸納、傳播權威規范且成體系的知識內容，是傳統工具書編纂必須堅守的准則。在此基礎上，利用新技術擴大傳統工具書的使用功能和使用范圍，提供更便捷、增值的知識服務，是傳統工具書創新發展的必由之路。這樣推出的工具書，是立體化、全方位的融媒體形式，線下是科學、嚴謹的紙質工具書，線上則是准確、系統、便捷、高效的知識服務平台。

　　李宇明：現在的年輕人對網絡閱讀有很高依賴性，信息獲取碎片化。為滿足不同群體的文化習慣，傳統辭書不能高高在上，必須朝融媒體方向發展。這種發展首先要“守正”，利用互聯網進一步增強自身內容的權威性。互聯網是一個大數據庫，但並不是一部合格的“大辭書”﹔它具有大數據的優越性，但同時也有“數據偏見”。特別是利用各種算法形成的具有針對性的信息推送，隨之產生了“信息回音壁”或“信息繭房”，在一定意義上違背了互聯網廣開聽路的初衷，無形中促使用戶形成了“信息偏見”。為了打破這種偏見，代表人類大腦優勢的、經過規范編纂的傳統辭書內容，更加顯得不可缺少。

　　發展就是創新。這種創新需要站在文化前沿和技術前沿，“唯新是舉”﹔需要根據我國辭書實踐經驗、網絡知識產品特性，制定網絡辭書的規范標准﹔需要有容錯意識和糾錯制度，不能讓創新停留在口頭﹔要盡快完善互聯網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確保網絡辭書或融媒辭書的知識產權不受侵害。

　　（項目團隊：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勝、杜羽、王斯敏、蔣新軍、岳佳儀、成亞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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