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模仿危險視頻出事故 主播與監護人誰該擔責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 朱巍

2019年09月17日11:13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今年8月22日,山東的兩名未成年女孩,模仿網紅易拉罐爆米花的短視頻時發生爆燃,最終導致一死一傷的嚴重后果。自從短視頻和直播平台興起后,這類事件就常見報端。從法律角度看,這類事件侵權責任的認定比較復雜,需要分層次和情況加以說明。

一、主播責任

主播既是段子的拍攝者、表演者和傳播者,也是段子、直播流量紅利的獲得者。從經濟學角度看,主播拍攝段子獲取關注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流量。以直播平台為例,流量變現的渠道有兩大塊,一是直播人氣和打賞獲利,比如,有一兩千萬粉絲的主播每次直播在線人數幾十萬,每天一兩個小時直播的打賞獲利高達數萬、數十萬到上百萬不等。二是靠廣告獲利,比如擁有一兩千萬粉絲主播發布的一個段子廣告,費用幾十萬到上百萬不等。

從流量變現角度看,主播拍攝的段子,必須需要有較高關注度,這樣才能有機會變現。除了高品質,成本較高的視頻之外,絕大多數主播獲取關注度的快速通道,要麼是低俗,要麼是獵奇。山東的這起引發燒傷的視頻,就屬於獵奇類視頻范圍。

該網紅擁有兩千多萬粉絲,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網紅,單就其以往發布的視頻看,大都具有相當獵奇和危險性。比如,用電池斷路來點燃木頭烤牛排,用燈泡做酒精燈,飲水機做火鍋等。這些視頻連專業人士表演起來都非常危險,更何況孩子模仿。

稍有常識的人,都會意識到這種視頻表演具有相當的危險性。 其實很多視頻並非一鏡到底拍攝而成,而是採用多次剪輯等方式作出。這類經過剪輯的視頻,會極大淡化觀看者對危險的意識,會強調娛樂性,誤導公眾,特別是未成年人。

法律上講的過錯,並非全都指的是追求損害結果的直接過錯,還應包括放任結果發生的間接過錯。一個主播對自己作品的影響力理應有所判斷,特別是擁有兩三千萬粉絲的大主播,明知自己的粉絲年齡層復雜,也應該知道這種視頻播出后可能會有人模仿,更應知道酒精等易燃易爆產品的危害性。但在這個事件中,這個主播在短視頻中沒有任何提醒、提示,反倒是在炫耀、表演和推廣這類做法,仿佛這類危險行為就是家常便飯。這種行為,在法律責任認定角度看,應該知道卻裝作不知,應盡到的義務沒有履行,這就是放任損害結果的發生,屬於間接故意,當然應承擔侵權責任。

從注意義務角度看,粉絲越多,注意義務也就應該越大,一個有幾萬粉絲的主播注意義務一定比擁有上百萬粉絲的義務小,兩千多萬的大主播,注意義務當然就該更高。特別需要指出,不論主播是個人還是公司,都是靠著粉絲數量和流量來賺錢,從道義角度看,世界上也不存在僅享受賺錢的權利,完全忽視法律責任承擔的情況。

山東這起事件,受害人及其監護人可以按照《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以及第36條第1款向該視頻表演者主張包括損害賠償、賠禮道歉、精神撫慰金等責任在內的侵權責任。但必須強調,這種責任並非是全部責任,而是要根據過錯和原因力來承擔相應的責任。從中外判例來看,這類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是孩子的監護人。

二、平台責任

短視頻平台在法律主體認定中,屬於網絡服務提供者,而非內容提供者。按照《侵權責任法》第36條的相關規定,平台原則上按照避風港規則承擔責任,即“通知刪除責任”,但在一些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下,也可能承擔非經通知而直接承擔責任的“紅旗規則”。我們以山東這起事件為例,做一個類型化的責任承擔推演。

第一種情況,平台在這場悲劇出現之前,沒有收到過任何針對該視頻的投訴或舉報,在事情出現后,第一時間下架了該視頻,並對此類涉及危險類視頻進行了徹查整改,這種情況,平台不承擔侵權責任。反過來,如果平台在之前就有收到針對該視頻的過投訴或舉報,沒有採取必要措施,或者,事件出來后,沒有採取任何整改措施,導致后面又有人受到損害的,平台就應該依法與主播承擔連帶責任了。

第二種情況,如果該視頻被算法“推上”熱門,被廣為流傳,導致孩子看到此視頻的,此時的平台責任就出現異化。推薦分發屬於算法的一種應用,推薦前提必須是“人畜無害”,算法必須有法律性和道德性,沒有經過合法性審核的視頻不應進入到算法推薦行列。按照2014年最高法院出台的網絡侵權司法解釋規定,這類算法推薦應屬於“紅旗規則”范圍,也就是說,如果算法推薦了一個違法違規視頻,平台就走出了“避風港”保護范圍,需要與主播承擔連帶責任了。

第三種情況,該事件出現在一個平台上,其他平台應該以此為例,必須要對此類視頻徹底整改,如果再出現因此類危險視頻,在任何平台導致模仿損害的,其他平台因未能盡到安全保障義務,也應承擔侵權責任。

第四種情況,按照《網絡安全法》等法律規定,所有用戶和主播都應實名注冊登記,如果事件發生后,發現該賬戶並非實名認証,平台無法提供真實身份信息的,平台也應承擔侵權責任和其它法律責任。

第五種情況,因賬號都是實名注冊,平台對實名注冊信息為未成年人的用戶,應設置家長監護系統或青少年特殊保護模式,對未成年使用者應具有最高保護級別。

三、家長責任

家長責任,就是監護人責任,這是法定責任。從世界各國對此類事件的判例看,一般來說,家長作為監護人需要承擔第一責任。這起事件中,酒精這麼危險的東西,孩子都能輕易找到,並付諸操作實踐,這顯然是家長監護不利造成的。如果此類事件出現在美國,按照該國法律,受害者的監護人可能要面臨除了牢獄之災之外,監護權能否維持都是一個大問題。

互聯網時代的家長責任更為復雜,除了線下的日常監護之外,線上的家長監護系統、防沉迷系統、青少年保護模式等等,都需要家長與平台的密切配合才行。孩子監護是一個社會共治的范圍,緊靠平台、政府是不行的,家長、學校和社會必須全都加進來,形成一個從法律到技術,從點到面的監護系統。

家長的監護最重要的就是陪伴,這個事件中,如果孩子家長當時能在身邊,或者早關注孩子對什麼感興趣,盡早提出警示,可能悲劇就不會發生。互聯網時代的家長陪伴更為重要,網上魚龍混雜,沙石俱下,除了技術和法律保護孩子之外,隻有家長才能真正成為孩子的守護神。

四、如何判斷孩子是不是看了該主播的視頻導致的慘案

孩子到底是不是看了該主播的視頻,模仿導致的慘案,這就成為案件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屬於程序法上的問題,舉証並非很困難。

第一,按照網安法規定,網絡經營者應保存用戶網絡行為數據信息,若上升到訴訟階段,法院可以依法調取后台數據,看看這幾個孩子的賬號,是否在出事前看過這個視頻,也就一目了然了。

第二,如果看了多個這樣的視頻,如何確定是哪一個呢?如果最后數據顯示,孩子們看過多個此類視頻,那就需要走進下一步——責任分擔問題,即在確定主播責任的同時,再確定多個視頻主播內部的責任分擔問題。

第三,多名主播和視頻的責任分擔,可以考慮按照視頻影響程度和市場佔有率來綜合平衡,即粉絲量和播放量越高的主播,承擔責任就要比較小的主播大。這種責任分擔的理論,起源於美國的市場份額確定判例,當無法分辨直接責任人份額時,應考慮到市場佔有率,以此作為責任承擔比例,這個原則已經開始被我國理論和司法實踐所採納。

(責編:燕帥、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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