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終評價100年前的某一本期刊時，肯定不會說那個時候那本期刊在什麼時候被英國女王評了什麼獎，而是說它發表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國科協副主席、國際工業與應用數學聯合會主席、中國數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運籌學會會刊》主編袁亞湘認為，評判一流學術期刊最重要的標志是發表過誰的文章，發表過什麼偉大的文章。在上月舉行的第八屆上海期刊論壇的院士主編高峰論壇環節，這位學數學的院士對一流學術期刊的評價標准讓與會者感覺猶如醍醐灌頂。同時，也獲得受邀演講的《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原主編龍協濤，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理事長、《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蔣重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兼《文史哲》雜志主編王學典，《上海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副主編李愛軍等認同。

怎樣評價一本期刊是否是一流期刊？什麼才是一流學術期刊的評價標准？怎樣推進建設一流學術期刊？站在新的歷史形勢下，與會專家學者對中國學術期刊發展提出了更深層次的思考和更高標准的要求。

第八屆上海期刊論壇院士主編高峰論壇現場。本版圖片均為靳杰攝

優秀期刊要經得起歷史檢驗

談起辦期刊的使命和任務，袁亞湘表示，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一本期刊的好壞是以發表文章的好壞為評價標准，而不是獲得了什麼獎項。因此，袁亞湘認為，評價優秀學術期刊的真正標准是發表了行業最優秀的文章，“禁得起歷史考驗的期刊就是優秀的期刊”。

“一本期刊的主編與編輯，一定要有信仰，要以辦該領域內最優秀的學術期刊為遠大目標。”袁亞湘說。

龍協濤也表示，辦刊人承擔的使命非常重大，從中外期刊的發展歷史証明，無論是科技成果還是社會的創新成果，78%都是發表在期刊上。因此，期刊的發展可以看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理論思維，一個國家民族的理論思維達到什麼高度，就反映了一本期刊學術水平的高度。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王學典非常關心在學術研究過程中期刊究竟能否起到引領的作用？能否引導創造學術潮流？在他看來，從學術發展的歷史來看，期刊也是學術思維創造者，在學術演化過程中，期刊也可以成為積極能動的一方。

王學典認為，從西方流傳來的人文社會科學框架已經無法解釋中國發生的重大變遷，中國亟須基於中國經驗、反映中國歷史文化特點的案例、數據和材料所組成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這是期刊的職責所在。從“與西方接軌”到“與傳統接軌”，從“反傳統”到“弘揚傳統”，從“追求西方化”到“追求本土化、中國化”，已經成為當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潮流和主流。因此，要盡可能投身到這種潮流中去，投身到創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這一事業中去。王學典認為，“不入主流，難成一流”。

一流期刊可推動中國發展

龍協濤批評了現在不少作者將研究成果首發在國外期刊上的風氣，同時，也不贊成將科技論文寫得非常繁雜。他認為，科學追求的境界要正確性，也要簡潔性。他舉例說，陳景潤發表《哥德巴赫猜想》時，是從240頁壓縮成18頁。大道至簡，是科學的追求，也應當是學術期刊的追求。

同時，龍協濤表示，辦一流期刊要勇於辦成“龍門期刊”，即要勇於跨過西方的定位，要用中國的話語來定義。辦一流期刊要不忽視現在的名家，還要扶持未來的名家。扶持新人也是一流期刊的責任與使命。

“怎樣理解人文社科期刊的一流？僅僅談特色，僅僅講好中國故事嗎？講特色的時候有沒有評價體系？能不能講故事的時候，與人家講到同樣的水平？”蔣重躍分享了他的兩個思考。其一，評價人文社科期刊的方式有3種：引用、文摘、採用，這些評價方式是指揮棒，用得好可推動學術研究、推動學科發展。如何將3條標准構建成合理的評價體系，是當前亟待討論的問題。目前不少評價機構認識到，評價要從文章做起的重要性，比如人大資料復印中心、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等都重視從論文本身開始做評價，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趨勢。其二，關於學術研究，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者的價值觀與他的真理觀之間的關系怎麼處理，個人價值觀很容易闖進並佔領對學術研究問題的解讀，怎樣通過建立一種自律或者制度來呵護學術規范，更有利於增強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真理性，這值得學術期刊的編輯與作者共同努力。蔣重躍表示，學術研究要盡量具有一定的客觀性，這也是其心目中一流學術期刊的底線。

建設一流學術期刊有方法

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取決於主編、編委和編輯部的水平。袁亞湘認為，有些期刊的主編已經是功成名就的科學家，但是，辦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如果主編不投入是辦不好的，也辦不成一流期刊的。“主編要在刊物定位、欄目設置、具體約稿方面親力親為。”而有些期刊的編委，不少是挂名，很多事情都是編輯部在做，可是編輯部不能代替編委。袁亞湘表示，一本期刊的幾十個編委中有幾個編委能夠把他挂名的期刊自己重視並認真對待？編委能夠發揮出作用，期刊的水平就能明顯提升。至於編輯部的水平，也是一本期刊發展的關鍵因素。“吸引優質稿源是辦好高水平學術期刊的根本任務，編輯部不能守株待兔，編輯部的編輯要與作者、讀者關系密切，要融入到學科隊伍中。”袁亞湘舉例說，編輯要對重點單位、重要學術活動等了如指掌，不同學科的期刊編輯要根據不同學科的特點收集優秀的文章。

龍協濤則非常肯定上海大學期刊社的集約化管理探索和實踐。同時，他還以牛津大學期刊社為例進行了闡釋，“一流的大學，一流的出版，一流的管理水平”。牛津大學期刊社目前有300多種學術期刊，既有科技的，也有社科的，他們的集約化發展與管理的模式值得借鑒與學習。目前，國內不少一流高校期刊仍然是“小作坊式”作戰，與牛津大學期刊社的現代大編程作戰相比差距很大。因此，龍協濤認為，“要建設一流的學術期刊，還需要有一流的管理。”

袁亞湘也表示，辦世界一流學術期刊國際化必不可少，但是所有的國際化不是為了國際化而國際化，還是要想辦法找到國際上優質的、一流的文章才是國際化。

對此，李愛軍也有深入的觀察和思考。據其介紹，中國科研人員發表在國內SCI期刊上的文獻量不超過發表在全球SCI期刊量的10%，這意味著國內失去了大量一流科研成果的首發權，其結果是影響我國在科技議題設置、國際學術交流等方面的話語權。

從辦刊上說，李愛軍認為，期刊是可以引領學科發展的，而要引領學科發展就要能夠匯聚一批從事某一領域的研究者關注自己的期刊。當然，期刊辦得好，自然能夠引起業界研究者的關注，而關注得多自然就辦得越來越好，李愛軍表示，這個過程是一個博弈的過程。

為此，李愛軍提到了創辦一流學術期刊的“中國智慧”，一種選擇是在中國領先的前沿領域創辦學術期刊﹔另一個選擇是，是否有能力、有魄力把不同的資本、不同的資源匯聚到期刊上，讓期刊能夠完全跳脫出隻在學術研究者裡流轉的被動局面。

李愛軍舉例說，新能源和新材料是當今世界戰略前沿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國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中國是最大的新能源消費大國，而華人是這個領域中全球最大的群體，70%的新能源學術論文是華人發表的，所以，上海大學期刊社創辦了一本相關的學術期刊，就是將中國在這個領域的研究與貢獻呈現給全世界。

此外，李愛軍還介紹了一種對期刊文章的科學管理方式——全生命周期管理，即在全球搜索相關子領域的優秀大家，通過自己刊物的主編、編委同時也是該領域知名的科學家或者研究者推薦尋找並約請該領域頂級科學家或學者撰寫稿件，在拿到文章后，盡量減少作者把精力放在語言潤色上，而由期刊社的專業人士為其潤色文字﹔在審稿上，引入專業化的工具幫助編輯界定學術上及版權上存在的問題等。同時，借助新技術為學術出版進行數字化轉型，借用一個紙版上的二維碼，受眾可以通過掃描之后看到一篇科學論文怎樣從實驗開始自備材料到最后測試成功，這種模式很受科學家的好評，也使不少上海大學期刊社出版的學術期刊迅速在國際上佔有了一席之地。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推進一流學術期刊建設”，是這次高水准學術論壇的主題，而對中國期刊業而言，這一主題卻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尤其是2019年8月中國科協等四部門發布了《關於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強調要以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為目標，構建開放創新、協調融合、世界一流的中國科技期刊體系。建設世界一流期刊，既是中國科技期刊的目標和方向，也應當是中國學術期刊的目標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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