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重慶北碚。轉戰“陪都”的復旦校舍裡，幾十名新聞系師生正聚在一起討論一件事——系訓。

　　教授王一之提出“打成一片”。紛紛說好。通俗易懂，新鮮生動。而且，“新聞記者確實應該和人民站在一起”。

　　但陳望道不響。眼看就要舉手表決，這位《共產黨宣言》的譯者、語言學家、新聞系主任、“復新通訊社”的社長說了4個字：“好學力行”。

　　他顯然想起了《中庸》：“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或許也想起了自己的前人謝六逸。1929年，復旦新聞系的創始系主任親自擬定了《復旦大學新聞系簡章》：“示以正確之文藝觀念，復導以新聞編輯之規則，庶幾潤澤報章，指導社會，言而有文，行而能遠。”

　　好學力行。話語一出，全場安靜下來，好像突然間有所醒悟——學以致用，求真務實，更是新聞本質。

　　從那時起，直至今天，復旦大學新聞系搬了不下5次家，換過12位“掌門人”，發出了上萬張畢業証書，建制從“系”變成了“學院”。這是全國首開“部校共建”先河的新聞院校，亦是少有的將本科生先往外系“趕”，接受了跨專業教育再回來學新聞的新聞院校……

　　2019年秋天，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迎來90周年院慶。當年“潤澤報章，指導社會”的辦系理想，歷經時代變遷，亦不斷有新內涵注入。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現任院長米博華說，今天的“復旦新聞”，目標是“努力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傳播教育事業的領跑者，建設具有一流質量和一流影響力的國際知名新聞傳播學院。”

　　就和“新聞”這個東西一樣，新聞系的方方面面，變動不居，每天都是新的。

　　但變動中，依然有始終未變的氣質，有始終高懸的系銘——“好學力行”。

　　這是中國最知名新聞學府的精神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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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3”班級群，系友朱大建一遍遍發著90周年院史文物展向系友征集文物的征詢。

　　77是入學的年份，13指代新聞系。這是高考恢復后招收的第一批四年制新聞學專業本科生，共59人，年紀最大與最小者相差15歲。此時，院慶已經近在咫尺，征集似無斬獲。

　　“院裡對7713的文物寄予厚望。本人慚愧，一件也找不到。”9月21日，朱大建在群裡寫道。

　　之前始終沒響的羅際明，反復斟酌，發出了這樣一段文字：“這次征集文物，我推薦我們4位同學（陳明貴、羅曉崗、李北海和我）合作的畢業論文及原始調查資料。前些日子，我受另三位同學之托聯系學院領導，想當面談談此事……”

　　這份有些特別的“畢業論文”，在院史上是留下一筆的。1981年下半年，大學四年的最后一個學期，行將畢業的4人萌生了調查探討“記者成才之路”的想法，便從全國篩選了當時頗有名氣的100位記者，包括范敬宜、郭超人、閻吾、南振中、周瑞金、金鳳等，寄去了特別設計的調查問卷﹔又在上海選了新聞界前輩趙超構、徐鑄成、陳虞孫、陸詒、王中、王維、馬達等等，登門採訪。

　　忙了幾個月，最終形成一本51000字的調查報告《記者成才之路初探》。流傳的故事版本是，當年的新聞系主任王中教授讀后極為欣賞，決定免了四人的畢業論文。近40年后，羅際明對記者解釋，“並不是免了論文，而是特批調查報告作為我們4人的畢業論文。”

　　他一度並不覺得這是件多大的事，也就遲遲未對“文物展”的征集令作出反應。在他眼裡，這份沒有硬性要求、純粹自發完成的報告，原本算不上是什麼“文物”——在那個年代，這分明是一種常態。

　　那是一個對“名記者”有濃重情結的時代，體現在新聞學子身上，既是“探”名記者的“路”，更在自身的模仿和嘗試。羅際明的同班同學們曾拿出過多個引起反響的學生作品。

　　他們的學弟、學妹，則辦過風靡復旦園的油印小報。再后來，復旦的校園媒體成規模出現，其中半壁江山來自新聞學院﹔再后來的學生們，做起了紀錄片、微信公號、短視頻……幾天前，一群“95后”學生送給新聞學院的院慶禮物，是一份完全原創的《數讀新院ers》。從數十年的數據資料裡，他們發現了復旦新聞學院重名率最高的名字、畢業生最喜歡的去向，還有最常出現在復旦新聞學子名字中的字。

　　能做這些，首先得益於課堂內的日常訓練。2014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在全國新聞院校中第一個開出了數據新聞與可視化課程，並很快將其明確為本科生必修課。學生們必須學會挖掘、清洗、分析數據，也要會寫一些代碼。而在報紙的鼎盛時期，新聞系本科生必修課《新聞編輯》的期末考試，就是做一份報紙——從選題挖掘，到採寫稿件、拍攝圖片，到編排版面直至付印，所有環節均由學生一手包攬。

　　當然還有觀念的“灌輸”。一位已身居領導崗位多年的系友，至今難忘30多年前劉海貴教授的一堂課。當天瓢潑大雨，上課鈴響，劉海貴突然宣布，請學生們立刻跑出教室，在方圓一公裡范圍內每人採制一篇有價值的新聞稿件。

　　兩節課后，渾身濕透的學生帶著習作回來了。重新在教室裡坐定，劉海貴告訴他們，當老師的其實也心疼孩子，“但今天這場練習，想告訴你們的是，日后真當了記者，每遇有價值的新聞事件發生，不要說是下雨，就是天上下刀子，你們也得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這是記者必備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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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種意義上，進復旦新聞學院的學生，就是注定要與“實踐”結緣的。

　　作為新聞史專家，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黃瑚最看重的，是“實踐”二字。他常常援引的例証是，復旦新聞系早期學生之一、日后的攝影名家、名教授舒宗僑，當年本科尚未畢業，已經被報館招去當了記者。“那個時候，老師也在外面干活，學生也在外面干活，實踐品格是非常強的。”

　　作為新聞理論專家，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李良榮最看重的，也是“實踐”二字。

　　生於1946年的李良榮，在復旦任教近40年，帶出了200余名研究生。其所著的“復旦版”《新聞學概論》，是中國最暢銷的新聞理論教科書。從2002年復旦大學出版社首印以來，迄今已出到第6版，印刷50多次，發行量近百萬，這還沒算上其前身——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新聞學導論》，以及更早的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新聞學概論》。

　　但最令李良榮得意的不是教材的銷量，而是自己在理論研究中強烈的實踐志趣。“你必須站在實踐的最前沿，回應他們（業界）的困惑。”他說，“如果不能與實踐結合在一起，理論毫無用處。”

　　時鐘倒推半個多世紀，在李良榮出生前一年，已經提出“好學力行”的陳望道，正在傾力將其落至實處。1945年4月，由其發起、社會募捐籌建的復旦大學新聞館落成。陳望道在落成典禮上說，在中國，新聞教育機關急需解決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如何充實教學的設備與內容，使“有志新聞事業的青年更能學以致用”﹔二是如何與新聞事業機關取得更密切之聯系，使“學與用更不至於脫節”。

　　“籌建新聞館，便是想嘗試解決第一個問題的一部分，以為解決第二個問題的基礎。”為示理想，新聞館特別挂了兩幅字——館內是系銘“好學力行”，門口則是一副對聯：“復旦新聞館，天下記者家”。

　　后來的人們，對此各有理解，“記者家”，是培養天下記者之“家”，亦是天下記者擁有共同歸屬感的“家”。某種意義上，新聞系是沒有圍牆，也不應有圍牆的——作為“天下記者家”，屬於新聞學子的課堂，應當是“天下”。

　　此后幾十年，復旦新聞人一直以自己的探索，拓寬“天下”的邊界。而在21世紀之初開始的一場變革，更直接地將“學院”與“天下”連在一起。

　　2001年，上海首創“部校共建”機制，由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與復旦大學整合業界、學界資源，共建新聞學院。

　　一個直觀的變化是，新聞學院的學生們有了一批“校外導師”，並且能以至少每周一次的頻率，聽到來自業界的“新聞傳播前沿講座”。而“學院派”的師生們，亦有大量機會直接走入媒體機構內部，在第一線參與現實、直擊“天下”。

　　18年后，“部校共建”成為通行全國的辦學范式。在現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張濤甫看來，新聞學院發展離不開制度創新，而其中，“‘部校共建’機制貢獻尤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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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濤甫本人是“部校共建”的直接受益者。2013年，他曾在文匯報國內部挂職副主任，參與策劃多項重大報道。與他一樣，不少中青年教師都有類似“在外面干活”的經歷。學生也是。張濤甫的弟子陳禹潛今年剛剛直升碩士研究生，早在本科二三年級時，這位“95后”和自己的多位同班同學，已經在滬上乃至全國的主流媒體發表時事評論數十篇，成了媒體圈小有名氣的“特約評論員”，甚至還出版了一本作品集。

　　對曾經埋首書齋的學者們來說，一線體驗所帶來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既教理論課、也教實務課的張濤甫一度感到，課上談選題策劃、新聞把關，光講理論，學生聽不進去。而“部校共建”讓他們有了改變的機會。

　　“新聞戰線在談論什麼，新聞課堂就要教什麼，這要求我們去一線觀察，貼近實際問題。”張濤甫說。

　　同時，共建也是雙向的，處在改革轉型期的一線媒體人會有困惑和迷惘，學者們可以給予智力支持和關心，亦可由此啟發更開闊的研究視角、並提供鮮活的研究問題。

　　正是這樣的意義上，“新聞學院會像一個家”。而在很多方面，“部校共建”所要賡續的，也是幾代新聞人一直探索的道路。

　　陳望道主政的年代，新聞系每周六晚上舉辦“新聞晚會”。每次晚會通常有一個主題，比如“新聞與政治”“中國將向何處去”“我們的出路何在”等等，或座談、或報告、或辯論。

　　其實，有多次“新聞晚會”，就是中共復旦地下黨支部以復旦大學新聞學會的名義組織的活動，宣傳馬克思主義和自己的進步主張。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日后復旦新聞系的底色——上世紀50年代起的相當一段時期，新聞系教學設置的重頭是“兩典一筆”。“筆”意謂採寫實踐，“兩典”之一，就是馬克思主義新聞經典論著。

　　幾十年后，“全面加強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被視為“部校共建”的重中之重。2001年起，童兵教授領銜組織課程團隊，推出全院本科生必修課《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很快成為復旦、上海乃至國家級精品課程。2019年，復旦版的《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教材出到了第三版，課程也有了“升級版”——2018年春季學期，12期“新時代的中國”國情教育系列講座舉辦﹔2019年，第二輪擴大到全市6所“部校共建”新聞學院的師生。

　　還有很多時候，復旦新聞學子的課堂，搬到了中國廣袤的大地上。

　　上海浦東機場，6位大一學生第一次以記者身份離家遠行。名為“記錄中國”的暑期實踐，意在知行合一，讓學生們“以眼睛記錄中國，以腳步丈量神州”。

　　今年的主題是“大國工程”。此前，新聞學院的學生們已有3年“記錄”的經歷。2016年的項目主題是“打贏扶貧攻堅戰”，2017年是重走80多年前西南聯大西遷之路，2018年則是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對很多人來說，這似乎是一場對話——與宏大而復雜的現實對話，亦是與歷史對話。

　　他們的先賢早就告訴過他們，復旦新聞系的學生，要“有膽有識、學有專長”。目標，也是8個字：“宣揚真理、改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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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先賢便是常年穿著一件疙疸布灰長衫、被學生喚作“夫子”的陳望道。

　　陳望道寡言少語，加上又是一口浙江義烏話，實不易懂。但當年學生邵嘉陵對他的理解是，“有人認為新聞系系主任必須是口才出眾的政治活動家，他卻不是。他是實干的政治思想家”。

　　為什麼要設新聞系？長期以來有“新聞無學”的說法，但對這種說法，從早期創立者到如今的學院教師，都不認同。

　　1929年新聞系初創時,謝六逸感慨當時的新聞界不遵新聞價值：“暑天數十萬的上海閘北住戶，不知什麼緣故，忽然有兩天沒有一滴自來水，報紙上沒有隻字的記載。但是某姓有姊氏死亡而妹往填房的新聞,卻很有力地登載出來。”

　　“未受文藝陶冶之新聞記者，記事則枯燥無味，詞章則迎合下流心理，於社會教育了無關涉。本系之設，即矯正斯弊。”他寫道。

　　1929年，新聞系獨立成系，使用“新聞學系”。雖一字之差，卻可窺見辦學旨趣的變化，有更加注重新聞學術研究的意味。創系后的辦學實踐，也充分印証了這一點。

　　早期的新聞學系課程由四方面組成:“基本工具訓練”，包括本國文學、外文、心理學、統計學等﹔“專門知識灌輸”，包括報學概論、編輯、採訪、照相繪畫、印刷等﹔“輔助知識旁助”，包括政治、社會、法律、經濟、外交等知識﹔“寫作技術訓練”，包括評論練習、通訊寫作、速記術等。

　　1942年夏，陳望道接任系主任，便進行課程改革，將學生按興趣分成不同小組，如文史哲組、財政金融組、政治外交組等，學生根據分組，選修不同課程﹔與此同時，又邀請不同學科、不同專業領域、不同學術流派、不同政治立場的學者前來新聞系開講座、授課。

　　與之相呼應的是，本世紀初復旦新聞學院制定並實行了“2+2”的培養方案和模式，即把四年制培養和課程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第一、二學年）需在經濟學方向、法學方向、社會學方向、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方向等方向中任選一個，按所選方向學習﹔第二階段（第三、四學年）按新聞傳播學科專業的培養方案和課程設置學習。來自業界的反饋是，這一方案的實施，使學生畢業上崗以后適應性強，且后勁十足。

　　教材是課程的根基、是工具，也是延伸，能反映出時代的需求。在新聞學院（系）90年的歷史中，已出版的新聞教材累計達200余本，近40套。這還不包括許多由於社會所需而在國內廣為流傳的內部自用教材。

　　2019年10月，首批國家教材建設重點研究基地在北京授牌，新聞學教材建設基地，花落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新聞學院第五代教材出版已經嶄露頭角。

　　復旦新聞學系從不固步自封。學系對傳播學的引進及理論研究，自一開始就融入到新聞學研究中，二者沒有發生任何抵觸，在傳播學大師羅杰斯看來，“與美國的情況完全不同”。

　　傳播學大規模引進國內是在1981年。幾乎是在同一時期，王中就將一直沿用的新聞定義，即“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修訂為“新聞是新近變動的事實的傳布”。這種中西並包的開闊的學術視野，在寧樹藩、丁淦林、李良榮等其他復旦學者治學上同樣非常明顯，且沿傳至今。

　　90年院慶之時，一套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教授學術叢書問世。米博華在該叢書的序中寫道，新聞傳播學具有高度應用價值，但不意味著這個學科發展可以離開牢固基礎。

　　“不能把新聞傳播學教育看成是一種簡單的勞動技能或專業培訓，其背后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學科交叉的龐大學術體系”。

　　從這個意義上講，新聞傳播學是一門科學，而且“很可能成為這個世紀獨步一時的最前沿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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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秋天，三年前回到母校任教的“8013”本科生、前FT中文網總編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張力奮，張羅著兩個展覽。

　　院慶前一周，“17世紀后中外珍報展”先行開幕。張力奮特地為展覽取名為“歷史的底稿”。通過90份全球各地搜羅而來、橫跨300年人類文明史的報刊裡，他試圖呼吁觀者“承繼先人的召喚，勿忘新聞的胎記”。

　　而在新聞學院圖書館內，11月2日開幕的“院史文物展”，提供了另一種“底稿”。

　　除了羅際明們的那份調查報告，這裡還有創始系主任謝六逸的工資條、新聞系歷史上幾乎所有重要教授的手稿、曾用來編印報紙習作的油印機、解放日報臨時採訪証、裡根來復旦演講時的座位表、滬上知名突發新聞記者曾隨身攜帶的4部手機、一扇某教授辦公室的房門……

　　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是一個故事，而每一個故事，導向的都是歷史深處的記憶，乃至一種特別的屬於“復旦新聞人”的價值觀。

　　“新聞教育，歸根到底是人文教育。”張力奮說。這個秋天，回憶的味道浸潤著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校園，其實也從未遠離這個校園。

　　四年前，新聞系77級學生捐贈母校的油畫《教授們》，如今挂在新聞學院201教室的后牆上。畫中記錄著1988年首屆新聞學博士論文答辯的情形，答辯委員是余家宏、錢維藩、張隆棟、舒宗僑、寧樹藩，清一色的學界泰斗﹔在他們身旁拄著拐杖的，是導師王中。

　　新聞學院副教授伍靜每周在201講課。“無形的影響就是，讓我更深地認識到，上課是一位大學老師最神聖的事情和職責。”站在講台上的她，抬頭就能看到那幅油畫，“對一名教師來說，如果他上課的情景多年后還會被學生時時想起、記住，那就夠了。這比多發少發一篇文章重要得多。”

　　在更多人的記憶裡，那一代知識分子所留下的，有大師風范，還有新聞人的風骨。77級學生、日后成為新聞學院教授的程士安記得，王中時時提醒他們的話是，“把腦袋長在自己的肩膀上”。

　　王中最得意的弟子李良榮則說，老師對自己影響最深的，不是具體觀點，卻是看待問題的方式，以及更重要的——對真理的堅持。

　　王中不斷告訴自己的學生，做新聞工作，不論是研究理論還是從事實踐，都必須有正義感，要有不惜犧牲，為追求真理而奮斗的勇氣。他說，“你可以沉默不講，但是你講的話，一定要講真話﹔你可以講錯，但不能人雲亦雲，不能為達到某種目的去迎合別人說話。”

　　1982年9月進新聞系的范建生，記得王中第一次為他們上新聞理論課的情形——1983年上半年的一天下午，滿頭銀發的王中由李良榮陪著，拄著拐棍，顫顫巍巍來到教室。坐定后，他手指哆哆嗦嗦地夾一支煙，笑咪咪看著大家。寒暄幾句后，在黑板上寫了“為人、治學”四個大字。

　　“為人、治學這是兩個根本的問題。做好這兩點，就可以無愧於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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