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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智庫:跨越機體斷裂的轉型

劉建明
2019年11月04日15: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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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聞愛好者》2019年第9期

【摘要】傳統媒體向智庫轉型,需要集聚各方面的高級人才,建立智庫實體。這就要跨越新聞機體與科研機體的斷裂、宣傳思維與智庫思維的斷裂、新聞客體性與決策主體性的斷裂,研發出佔據時代制高點的智庫產品。

【關鍵詞】泛智庫化﹔媒體智庫﹔媒體轉型﹔智庫實體﹔智庫產品

所有社會機構都無法全面把握各種事務,難以單獨正確制訂自己的行動計劃,也不宜自設龐大的研究班子作為腦庫。因為自己研究自己很難跳出眼界如常的藩籬,巨額的研究經費開支也不堪重負。[1]獨立智庫的客體性卻有天然優勢,為深知社會隆替、評估各部門的決策,作出客觀、正確的結論。媒體智庫則更勝一籌:借助來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談興衰、論榮辱,及時發現社會發展路徑和隱憂,提醒人們預防或化解各種危機。

一、從傳媒的泛智庫化到媒體智庫

自20世紀初,大量媒體開始重視時事分析,專注揭示各國動向,以期引領世界頭腦。在媒體健康生長的情況下,它最大限度地搜集、披露事實,把聽到、看到的現象忠實地記錄下來,按照時序展示社會變動的真相。新聞從簡單、拙朴的敘事發展到入木三分的深度報道,反映出事件的內幕和社會巨變,在不懈的進程中不斷揭示社會前景。今天它所報道的錯誤結論,明天在披露的新事實面前自己就會推翻。那些確信美國全力反恐的媒體和西方智庫,后來陸續看到美國的軍用直升機運送恐怖分子,暗中向恐怖組織輸送資金,在恐怖分子的倉庫裡發現大量美國武器的報道,隨之改變了“美國堅定反恐”的立場。媒體這種泛智庫作用,使之成為認識世界的望遠鏡與顯微鏡。

新聞每天都在揭示現實和預測未來,回溯和審視歷史,不斷証實社會的發展軌跡。各類智庫研究人員都在報刊上尋找社會的變化,甚至十幾年前有人在報刊上就對這些變化做過描述,深化了智庫對社會變動的認識。許多勢力曾為正義陳辭,為痛苦吶喊﹔還有的板著面孔發出不絕於耳的空話大話,傾瀉虛偽的勸誘或陰沉的威脅……人類的一切思想與行為都在報刊上留下蹤跡。任何丑陋、荒唐的勢力都對報刊新聞之“真”垂頭喪氣,因為它們的謊言、煽動、殘暴、偽裝和愚昧的鼓吹都作為生活之“真”記錄在報刊上,造謠的報紙也無法抹掉造謠的歷史。媒體這種泛智庫作用最終讓人們看到所有真實和虛假的東西,為一切部門的決策提供深厚的背景,領教刻骨銘心的歷史經驗或教訓。

智庫學者可能抱怨一些新聞假大空,事件與數據的真實被篡改,但他們還是離不開傳媒上豐富的信息。報刊之所以有時荒唐可笑,因為生活本身荒謬偏執(例如畝產萬斤糧的新聞在1958年的報刊上成為最轟動的號外新聞)﹔報刊有時令人歡欣鼓舞,因為生活中本身甜美﹔報刊經常披露陰暗和不幸事件,因為生活存在苦難和腐朽。報紙是無罪的,正如馬克思所說,不要把社會的毛病說成是報紙的毛病,它只是對社會的再現。①鞭笞報刊無情地揭露社會瘡疤,壓制報紙為社會“治病”,常使管理者喪失擺脫困境的良機。

毋庸諱言,各類媒體都有虛假或錯誤報道,但透過多種媒體的重要新聞,人們最終能發現社會的動向,找到解決各類社會問題的答案。媒體這種泛智庫功能,啟迪西方新聞界人士最初在報刊內部成立專門小組,建立“專門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機構”,稱為思想庫、腦庫、智囊團或智庫(Think Tank)。[2] 媒體的泛智庫作用不等於貨真價實的智庫,因為還沒有建立研究機構,更沒有形成營銷研究成果的客戶市場。媒體一旦建立了智庫,每天都在觀變沉機,探索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和日常生活的變動,以合理的價格出售相關數據和分析報告,指導國家或許多社會部門的決策。

面向中國和東盟的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FT投資樞要部”(FT Confidential Research)是其中之一,以數據詳實、觀點客觀中立而聞名。該部研究人員通過搜集經貿數據,在量化基礎上為客戶提供獨家和可操作的投資意見。中國問題研究總編大衛•懷爾德(David Wilder)會講中文,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擁有15年的金融報道經驗,領導一個包括中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組成的研究團隊,致力於中國金融體系、宏觀經濟和消費市場的研究。東盟問題的主管安東•阿裡法迪(Anton Alifandi)是印尼人,也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曾在倫敦和雅加達擔任多年記者,主持一個由印尼人、馬來西亞人、泰國人和菲律賓人組成的研究團隊。[3]

英國《經濟學人》集團下的“經濟學人智庫”(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最為著名,被稱為全球商業動態研究的先驅與拓荒者,起始於1946年建立的經濟動態研究小組。經濟學人智庫總部設在倫敦,紐約、香港設有分部,在全球40多個主要城市駐有辦事處,為各國公司提供政治經濟信息,以規避經營風險。到2013年,經濟學人智庫開始獨立運營,擁有130多位經濟學家和650多名經濟與政治分析師,用25種語言發布汽車、日用消費品、能源、金融服務、醫療保健、通訊事業和其他商品的信息和分析報告。總經理羅賓•比尤(Robin Bew)曾是公司的編輯總監,相繼擔任過歐洲投資聯盟、英國財政部首席經濟學家。EIU面向世界免費提供一般動態資料,明碼標價出售有重要價值的研究報告,為客戶量身定做的專有產品都收取費用。它給客戶提供的研究成果一律對外保密,回復咨詢的態度坦率、正直,從不隱晦真實的想法,也不迎合內部議程,對任何建議都不帶既得利益色彩。[4]“FT投資樞要部”和“經濟學人智庫”在全球十分罕見,西方大多數知名媒體至今沒有彌合新聞機體與研究機體的斷裂,建立起智庫機構。在美國50個最具影響力的智庫排名中,沒有一家是傳統媒體智庫。[5]

二、走出樂觀的遐想,構筑媒體智庫的實體

當前,我國媒體向智庫轉型,需要消除媒體泛智庫化同媒體智庫實體的斷裂,配備足夠的科研人員和設備。南方日報傳媒集團成立的南方輿情數據研究院、人民網新媒體智庫、光明日報社的光明智庫、湖北日報傳媒集團的長江智庫,以及2017年18家新聞出版企業自願聯合成立的新聞出版產業新型智庫聯盟等,正在探索媒體智庫的架構與運作方式。

傳統媒體向智庫轉型,要有正確的宗旨,為打造智庫產品的權威性樹立明確的指導思想。我國媒體智庫的建立不是為了提升深度報道,為擴展新聞內涵提供專家意見,更不是為了研究新聞傳播和智能網絡,解決傳統媒體萎靡不振的問題,而是為適應高科技時代社會發展的需要,為各行各業的科學與高效決策提供服務。在今天這個偉大時代,媒體智庫要推動我國的智能化發展、高質量發展、開放與和平發展、發展造福於人民的偉大戰略,為各部門的創新發展籌劃途徑。我國當下的變革不再是修修補補、唯書唯上,而是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環境,擺脫濫用民主和低效率的宿疾,盡快實現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媒體智庫開發產品,必須自始至終貫徹這一宗旨。

集聚學問深厚的多方面高級人才,組建有實力的科研團隊,是媒體向智庫轉型的硬任務。一個能承擔多種研究課題的智庫,至少要有幾十位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若干位數理統計師,有時還要聘請科技工作者參與工作,科研團隊達百人左右才能勝任一個省會城市的咨詢任務。領導這個團隊的,需要2-3名有組織能力的首席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以原有的編輯記者人員組建智庫,似乎是一種樂觀的遐想,媒體向智庫轉型絕不是拍拍腦袋的突發奇想,更不是雄心勃勃的紙上談兵。缺少足夠的、多方面的頂尖人才,造成媒體與智庫之間科研隊伍的斷裂,跨越這個斷裂需要創造多方面的條件。

富有科學思維,善於獨立思考,以客觀、冷峻的態度觀察和分析問題,是媒體智庫的思想原則,也是智庫研究人員的職業道德。科學的本質,是提出可驗証的結論,並被客觀實踐所証實。仍然囿於宣傳思維,習慣於唯書唯上,按照上級指令和舊的程式考察和認識問題,媒體智庫不可能卓有成效地發現真理。敢於獨立思考和講真話,是智庫研究人員不容侵犯的職業品格。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金碚先生曾說:“學術為社會、為決策服務,最重要的是看問題要客觀,敢講真話。不是政府制定一個政策,就來詮釋它,不敢講出不同意見。詮釋工作也是重要的,也需要有人來做,但那是另外一件事。”研究員陸學藝曾因直言批評政府的農業政策,受到鄧小平和萬裡的重視和肯定。他根據自己的體驗認為:“知識分子不能光講空話,他們有條件、有責任、有義務診治社會的病症,有條件、有責任、有義務為決策作出咨詢。”[6]由宣傳機構到媒體智庫,存在宣傳思維與智庫思維的斷裂,需要追求真理的勇氣與實踐第一的立場跨越這個斷裂,才能成為一名智庫的真正研究人員。

媒體轉向智庫需要一個過程,經過數日的謀劃是轉型的起點,不是轉型的完成。除了組建高級人才團隊需要較長的時間外,技術設施和其他硬件建設與資金籌集也需要一定的時日。作為媒體的附屬或相對獨立的機構,智庫無疑是運轉靈活和設施完善的物質載體,研究成果的發布除利用原來的紙媒,還需要開發專門的網站或利用社交媒體,創辦智庫專刊也在必需之列。一旦成果發布的多種渠道建立和健全運轉,一個服務於省級各行各業媒體智庫的正常經費每年將超過億元。這筆資金可以貸款,也可由多家合作機構提供,但不宜接受某個社會部門的捐助,以免由於經濟連帶關系而喪失公正的立場。媒體向智庫轉型,把實體完備地建立起來,是有風險的,不可草率從事、一哄而起。但一個實力強悍、獨具慧眼的智庫一旦運營,又將日進斗金,發展遠景大有可為。

三、喉舌公信力與智庫權威性的雙重效應

2013年中共中央將“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2015年中辦、國辦發布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我國智庫對社會治理的科學化開始發力,中央和部分省部級媒體紛紛力爭扮演智囊角色。無論中國新聞社成立的“國是百人會”,還是瞭望雜志社的瞭望智庫,都在設想產出高質量、標志性的智庫產品,“通過推出個性化、對象化、訂制化的內容產品,提供高品質、專業化、特色型的智慧服務”[7]。在官方智庫、社會智庫、企業智庫、科技智庫、高校智庫、媒體智庫這六種類型中,媒體智庫綜合性最強,服務領域最廣,具有全方位的戰略與研究領域。

研究各級政府及其附屬部門的決策,為社會管理提供智力支持,是媒體智庫首要研發的產品。不同級別的媒體智庫為相應一級政府及其下屬單位的決策服務,針對現存的社會問題寫出分析報告和解決方案,通過媒體發布簡略的提要,吸引有關部門購買完整的產品。媒體智庫也可接受政府及下屬單位交付的課題,獲取研究經費,按照雙方的協議完成研究任務。環顧今天的許多城市、區縣或部門,有大量亟待解決的問題無人過問,或沒有條件和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令人沮喪的是,有些問題不僅不能解決,而且推行的做法給社會造成更大的麻煩和新的混亂。在這樣的城市,如果有優秀的媒體智庫(或其他智庫)介入社會決策研究,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即使今天解決不了,也讓他們知道如何創造條件明天解決﹔依仗內部力量不能解決,也知道如何借助外力解決。許多省部級政府部門都設有政策“研究室”或“研究中心”,媒體智庫不僅是這些機構的有力補充,而且一旦對研究的問題得出不同的結論,能讓政府了解新的情況,產生新的管理思路,矯正或充實原來的施政方針和措施。

作為黨和政府喉舌的主流媒體,一直認真地宣傳上級部門的工作和任務,按照領導的意圖說明政治經濟形勢,許多編輯記者長期形成了喉舌思維。媒體智庫則要客觀地考察、分析政治經濟形勢,獨立作出自己的結論,推動主流媒體的報道出現歷史性突破,發揮喉舌宣傳、反映世界與創新工作的三重作用。實際上,媒體的喉舌與耳目作用是統一的,由於以往存在著唯書唯上的僵化思想,耳目的作用往往發揮不夠。新聞的最大價值就是發現社會問題,喉舌的最大作用則是宣傳正確解決這些問題的理論與政策,媒體智庫推出的產品具有客觀性、科學性和權威性,將極大地提升媒體喉舌職能的公信力。智庫獨立、客觀地搜集數據、研究社會難題,提出基於客觀事實的對策性成果,就會產生喉舌公信力和智庫權威性的雙重效應。

媒體智庫一方面研究和宣傳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發揮政府的經濟喉舌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研究經濟和市場波動,指導企業或經濟部門正確認識經濟形勢。許多企業都有了解產業動態、產品創新和市場前景的需要,媒體智庫要及時為企業的產品營銷、新產品研發和技術創新發布宏觀信息,對企業的發展提出新的突破口和經營策略。媒體智庫有償接受企業或事業單位的委托,給這些部門的決策提供新的思路,在今天具有極大的戰略意義。

媒體智庫隨時都在發揮公共職能的作用,對社會各領域進行實時監測,指導相關部門解決社會的疑難雜症。城市建設混亂、災害和事故多發、交通擁堵、市場布局不合理、醫療腐敗、教育亂收費以及法院錯案冤案不時出現,在許多地區長期存在。在一些大城市,道路設施尚屬世界一流,但一天之內在多時段交通癱瘓﹔在南方一些城市,年年修繕河堤,年年洪水咆哮,防洪形勢每年都很嚴峻﹔醫院和學校亂收費,多年來沒有徹底解決。媒體智庫對這類問題展開認真的調查研究,向政府和有關部門提出精細化和精准化的解決方案,人民的安康幸福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媒體智庫的生命力來自研究成果的權威性,推出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產品,智庫才會有良好的社會聲望。即使發布一次錯誤的數據和結論,都是對智庫聲譽的致命打擊。智庫不同於媒體,客觀報道由於採訪對象的誘騙或採訪不實,難以防止非理性的揳入,媒體出現假新聞和錯誤言論並不奇怪。而智庫提供的都是調查與研究的成果,任何疏漏和誤判都標志著研究團隊的無能或輕浮。為了提高權威性,媒體智庫必須跨越新聞客體性同決策主體性的斷裂,慎重慎重再慎重,理性理性再理性,把科學性視為研發產品的首要標准。貫徹“以事實為根據、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的機制,在多種數據體系中發現和分析問題,是夯實智庫產品真理基石的重中之重。

四、研發佔據時代制高點的智庫產品

在即將進入21世紀中期的時刻,人類生活的智能化拉開歷史大幕,大量新的社會問題接踵而來。社會各領域、各行業正在遭遇嚴峻的挑戰,認識和解決人類面臨的新問題,讓各種智庫尤其是媒體智庫大有用武之地。“智庫的影響力,最終要靠產品說話”[8],沒有拳頭產品,提不出參與時代巨變的科學對策,智庫將消失在無形之中。佔據時代發展的制高點,推出正確解答當代問題的理論、方案和措施,成為智庫最有影響力的拳頭產品。

人類正在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以生產智能化、產業全球一體化、物聯網的融合化和清潔能源、量子技術、無人控制技術、3D打印、生物技術和虛擬現實為目標的技術改造與創新,將成為“工業4.0”的發展方向。生活巨變、各國興衰和每個人的生存,都將面臨生死考驗,一個全新的社會正在向人類“宣戰”。媒體智庫預測這一歷史巨變,僅依靠過去的報道經驗與“內參本領”已經不能應付,眼界仍停留在“工業2.0”或“工業3.0”時代,思維斷裂將使智庫產品充滿風險或不確定性。既然是智庫,就必須駕馭時代的走向,給人們提供各種變局的真理路徑,絕不能拋售決斷失據或不成熟的產品。

在新時代,全力探索新的社會模式,及時介紹前沿知識和核心技術,深入研究產業政策,指出全球化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的界限,促進公平競爭環境和健康的全球化秩序,揭示貿易保護主義(包括地方保護主義)的危害,創造新的行業和職業,開辟新的產業和就業機會,如此等等,都是智庫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尤其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擊垮勞動力市場,機器人、機器手和自動化的廣泛應用,導致常規就業規模急劇縮小,高級人才的需求強勁,而低端勞動力就業出現空洞化。知識與技術創新的最大受益者隻能是智力資本和實業資本,廣大中低端勞動力將面臨生存危機。不解決這個要害問題,隨之而來的則是更加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穩定。不久前,許多研究者對我國人口增長率下降,10年后將喪失人口紅利而憂心忡忡。但即將噴涌而出的是人工智能紅利,除極少數工種需要體力勞動外,到處都是機器人和機器手高效率地創造財富。如果沒有戰爭的破壞,把習近平的“創新決勝未來,改革關乎國運,和平發展贏得優勢”[9]的偉大戰略落到實處,我國將在30年后呈現一個財富極大豐富、休閑享受的社會。

媒體智庫在預測這個光輝歲月到來之前,應著手研究職場巨變和就業革命的問題。正如所有中低檔照相機廠和多數電話機廠在幾年內被手機消滅,紅極多年的柯達膠卷和手扶拖拉機廠已經無影無蹤,腳踏自行車廠、煉油廠和1000多個火力發電廠等舊式企業也將被新興產業所摧毀,無校園學校、機器人樂隊將改變教育、文化娛樂的樣式。這一切的一切,都充滿新舊動能轉換,不僅使媒體報道的奇聞異事應接不暇,面對創新和消亡的快速交替,智庫不得不忙於給人類設計新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形態。

可以預見,在徹底消滅貧困之后的若干年,我國的和平崛起將呈現這樣的景象:每個家庭都十分富有,無人駕駛汽車和時速600公裡的高速列車已暢行無阻,大量勞動力轉移到公共食堂、養老家政、托兒所、旅游行業、公共教育、衛生醫療、文藝娛樂、公共設施管理等服務行業。由於每人每周工作4天、每日工作4小時,農業工作者的工作時間更短,所有成年人都沒有失業之虞,各盡所能、按勞取酬被視為最重要的公平。人們把大量時間用於學習、職業培訓、療養、鍛煉身體、旅游和觀看體育比賽,人才有了真正的幸福感。同普通公民的休閑式工作相反,科學技術專家、各級行政管理者、藝術家、作家、新聞與信息傳播者卻異常辛苦,由於興趣和社會責任的激發,他們的工作時間遠遠超出常人。整個社會由一個個和諧的共同體組成,議事會成為基層管理的主要形式。每個公民富有高度的法治意識和道德修養,獲得充分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社會生活呈現名副其實的安居樂業。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智庫對上述發展前景的進程與路徑作出具體的預測和設計,探索任務之復雜,可能出乎我們今天的想象。

注 釋:

①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4頁,人民出版社,1995。馬克思的原話是“請不要把那些只是國家的毛病(也就是這些報紙力求改進的那種毛病)說成是報紙的毛病”。

參考文獻:

[1]劉建明.穿越輿論隧道:社會力學的若干定律[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353.

[2]劉建明,紀忠慧,王莉麗.輿論學概論[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204.

[3]Home-FT Confidential Research,https://www.ftconfidentialresearch.com.

[4]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https://www.store.eiu.com.

[5]The Most Influential Think T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A New Social Media Ranking,https://www.forbes.com/sites/alejandrochafuen/

[6]王曉暉.“中國腦庫”與中南海[J].華聲月報,1997(5):5.

[7]劉紅兵.媒體智庫與智慧媒體[EB/OL].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409/c426142-31019924.html.

[8]劉紅兵.媒體智庫與智慧媒體[EB/OL].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409/c426142-31019924.html.

[9]張敏彥.習近平的2018:5月關鍵詞——決勝未來[EB/OL].新華網,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8-06/08/c_1122954949.htm.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責編:段佩伶(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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