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一批思想進步的報人在這一時期創辦了一批報紙刊物，傳播新文化、新思想，推動了社會進步，啟迪了民眾思想。這些業界前輩不懼權勢，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記者節前夕，讓我們一起緬懷這些報業先驅。

　　鐵肩辣手

　　邵飄萍是中國近現代新聞史上熠熠閃亮的明星。他首創的新聞編譯社，是中國最早的通訊社之一，他創辦的《京報》是北京最進步的日報，他著書立言，培育了大批專門人才，成為中國新聞教育的開端。

　　邵飄萍，原名新成，又名鏡清，后改名振青，字飄萍，筆名阿平、青萍、素昧平生等。1908年春，邵飄萍求學時與同學陳布雷、張任天等創辦《一日報》，初涉報壇。在此期間，邵飄萍同時應聘為《申報》特約通訊員，為該報撰寫金華通訊，開始和真正的新聞事業發生聯系。1916至1918年，邵飄萍接受《申報》聘請，擔任該報駐京特派記者，負責撰寫《北京特別通訊》，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享有“特派員”稱號的記者，地位甚高。駐京期間，他在北京創辦了一所通訊社——新聞編譯社，打破了外國通訊社在北京的壟斷地位，並一度兼任章士釗主辦的《甲寅》日刊主編。

　　為施展新聞抱負，1918年10月，邵飄萍以個人之力，在北京前門三眼井創辦《京報》，提出“監督政府、教育民眾”的宗旨，致力於把《京報》辦成一張愛國反帝的報紙，這標志著他獨立辦報的正式開始。為改良中國的新聞事業，使之向現代新聞事業靠攏，邵飄萍以《京報》為主陣地，在結合中國實情傳播現代新聞理論、把報紙辦成現代含義的新聞紙、提高新聞工作者素質等方面，做了大量開拓性工作。作為“五四”運動前夜誕生的一份進步報紙，《京報》既受益於新思潮的哺育，又代表著前進的新潮流，堪稱漫漫黑夜中的一盞耀眼明燈。創刊伊始，邵飄萍在編輯部辦公室欣然命筆，大書“鐵肩辣手”四個大字懸於正面牆上，勉勵同人齊心協力辦好《京報》。

　　邵飄萍自籌資金獨立辦報，言論不受帝國主義通訊社左右，也不受北洋軍閥操縱，力排各種反動勢力的影響和干預，開創了中國獨立的新聞事業。他主張新聞記者是“布衣之宰相，無冕之王”，是“社會之公人，是后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報紙應該監督政府，“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還應教育民眾、喚醒民眾。邵飄萍這樣主張，也這樣做。他在廣告欄中，介紹《新聞周刊》，推進新聞學的研究，介紹《每周評論》、《國民》雜志，就是為了宣傳愛國反帝，倡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精神，支持民眾斗爭，抨擊軍閥政府的反動統治，順應新文化的潮流，沖擊封建言論專制。他要把《京報》辦成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喉舌。在新文化運動中創辦的《京報》，既受新思潮的影響，又代表著新潮流，不久便成為推進“五四”運動的強大輿論陣地。

　　與此同時，邵飄萍參與了中國第一個新聞學團體——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創建工作，並與戈公振一道，應邀擔任該研究會的導師，和當時尚是研究會會員的毛澤東、高君宇、羅章龍等人建立了密切聯系。

　　1919年8月，皖系軍閥段祺瑞以“擾亂京師治安”罪名，將《京報》查禁。邵飄萍被迫逃亡，東渡日本。幸得張季鸞舉薦，應聘為大阪《朝日新聞》社顧問，並借機系統地考察、研究了日本的新聞事業。流亡日本期間，深受蘇俄革命思潮的影響，邵飄萍寫出《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新俄國之研究》兩本書，並預言“今后見社會主義之成功，其影響於世界，將較諸美國獨立、法國革命之威力尤著”。

　　1920年皖系軍閥倒台，邵飄萍得以重返北京並恢復出版《京報》。他以筆為旗，以報紙為陣地，當中國歷史大轉變之時，擔負起在北方宣傳革命的時代職責。在直系、奉系軍閥炙手可熱之時，他公然直斥其為“國民公敵”，攻擊軍閥之間的內訌為“以暴易暴”“斃一虎而仍生一狼”，指出軍閥政府的統治“比強盜更可怕”。邵飄萍的上述活動引起了北洋軍閥的注意，他主辦的《京報》名列“須扑滅的報章”之首，《京報副刊》名列“須扑滅的副刊”之首，他的名字也被列入通緝名單。

　　1925年，在李大釗、羅章龍的介紹下，邵飄萍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4月18日，奉系軍閥進入北京，同年4月24日，張作霖為報宿怨，將邵飄萍逮捕。4月26日，在未經公開審訊的情況下，邵飄萍被秘密處以死刑，其所謂之罪是“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著即執行槍決，以昭炯戒”，年僅40歲。

　　晨鐘長振

　　李大釗是我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在“五四”運動時期，利用報刊，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傳播作出了杰出貢獻。

　　《晨鐘報》是李大釗親自主編的第一份日報。1916年5月中旬，李大釗從日本回到上海。7月初，應眾議院院長湯化龍之邀，乘輪離滬北上辦報。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8月15日，《晨鐘報》在北京創刊。該報首任總編輯是李大釗，經理是劉道鏗。《晨鐘報》的報名為李大釗所取，寓意為“振此晨鐘”，喚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覺”，擔當起“青春中華之創造”的“歷史使命”。報頭圖案也是李大釗親自設計：報頭印一古鐘圖案，鐘上每天刻一條警句，第6號上的警句是李大釗常吟詠的“鐵肩擔道義”。

　　在創刊號上，李大釗發表了《“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一文，申明辦《晨鐘報》的使命，在於喚起民族的覺醒，激勵青年“急超直追，勇往奮進……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他把創造“青春中華”的大任，寄托在覺醒的中國青年身上。在主編《晨鐘報》的短短22天裡，李大釗共發表了14篇文章。這些文章宣傳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介紹歐美新思潮，倡導反封建專制、獨裁，揭露軍閥、官僚政客們的勾心斗角、爭權奪利丑態，以致招來不滿和阻撓，使他難以工作下去，不得不離開《晨鐘報》。

　　1918年2月，通過章士釗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李大釗擔任了北大圖書館主任。這時，《新青年》雜志由陳獨秀個人主編改為同人刊物，李大釗同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都參加到編輯部中。到北大工作后，李大釗充分利用北大圖書館的有利條件，廣泛搜集有關各國革命運動，特別是俄國革命運動材料。根據這些材料，李大釗對在日本時就接觸過的社會主義學說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化，他對歐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產生了懷疑，向往在政治、社會、文學、思想種種方面開辟一條新道路，創造一種新生活。

　　1919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釗的演說稿《庶民的勝利》。李大釗針對當時各帝國主義國家和北洋軍閥政府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是“公理戰勝強權”，指出：“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全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為那（哪）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為那（哪）一國或那（哪）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李大釗還在《新青年》6卷5號、6號上，連續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全文近3萬字，包括序言在內共分11個部分，全面、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的各種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運動前后通過《新青年》傳入或勃興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歷史舞台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許多革命運動，追根溯源，也都是從“五四”運動時期發端的。中國人的現代化意識、精神文化在1919年前后發生了急劇變化。當代中國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幾乎是在實踐和完成“五四”先驅的未竟之業。“五四”精神在一定意義上塑造了現代中國，也影響著當代中國。《新青年》雜志在中國現代社會轉型中起著重要的精神橋梁作用。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釗與陳獨秀發起的《每周評論》在北京創刊，館址設在北京宣武門外騾馬市大街米市胡同79號（現在門牌64號）。李大釗為了創辦《每周評論》不辭辛勞地奔波，擔負了大量的編輯和事務工作。創刊號開印那天晚上，他親自在館內校對，直到凌晨四點，才拿上一份新誕生的《每周評論》，滿懷喜悅，頂著寒風徒步回到西單的寓所。

　　《每周評論》的出版密切配合了當時的斗爭。李大釗在刊物上發表了大量雜文隨感，針對國內外的事件，一事一議，潑辣犀利，短小精悍。這些文章像投槍匕首揭露了反動當局的罪惡，像潺潺清流啟迪著人民群眾的覺悟。為了迎接1919年元旦，李大釗為《每周評論》寫了社論，題目是《新紀元》，文章認為，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的新紀元，從今以后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去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這個新紀元的曙光已經照到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他號召人們“趁著這一線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

　　1919年2月7日，李大釗開始負責《晨報》第7版（即該報副刊版）的編輯工作，對該版進行重大改革，特別增加介紹“新修養、新知識、新思想”的《自由論壇》和《譯叢》兩個欄目。這就是著名的《晨報》改革。《晨報》副刊改革后，發表了許多宣傳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1919年5月1日，推出“勞動節紀念”專號﹔1919年5月5日是馬克思誕辰101周年紀念日，《晨報》第7版又特辟“馬克思研究”專欄，陸續發表介紹馬克思學說的文章，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及李卜克內西、倍倍爾等的生平傳記。

　　中國共產黨報人秉承著鐵肩擔道、晨鐘長振的辦報理念，傳播先進文化和革命思想，推動社會進步，喚起民眾覺醒，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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