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2019年第9期

【摘要】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的今天，新聞格局也在重構。算法新聞正在展現強大的發展勢頭。在算法新聞中，由於算法偏見、信息繭房等導致的新聞倫理失范問題，不但讓我們重新呼喚新聞專業主義的回歸，也讓我們在算法新聞的大潮中尋找新的路徑，來積極構建負責任的新聞生產。堅持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建立“人機協同”的模式，是我們重新構建新聞倫理的一條路徑。

【關鍵詞】新聞專業主義﹔算法偏見﹔信息繭房﹔人機協同

隨著人工智能和互聯網、大數據等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新聞領域也正在發生著巨變。從印刷時代開始的傳統新聞模式正在向“互聯網+”時代更具有交互性和體驗性的智媒體新型模式轉向。人工智能算法作為一種技術，在新聞生產與推送的過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算法新聞的追求往往伴隨著爭議，尤其在新聞倫理層面的爭論十分激烈。近年來，在算法新聞討論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各方不同的意見。算法新聞的發展趨勢已經不可避免，新聞媒體如何能夠借助這一場技術革命帶來的紅利，賦予新聞生產以新的價值和意義，這是所有新聞行業相關者所關心的問題。為此，筆者希望通過分析新聞倫理在新形勢下所面臨的挑戰，來探討如何讓算法新聞實現更加良性的發展。

一、算法新聞的興起

（一）何為算法新聞？

近年來學界對於算法新聞的概念討論逐漸增多，使得這一概念逐漸成為具有專業性的術語。有關它的表述有機器人新聞、自動化新聞、數據驅動新聞、計算新聞和算法新聞。有觀點認為採用“算法新聞”這一概念更為嚴謹。算法新聞是運用智能算法工具自動生產新聞並實現商業化運營的過程、方法或系統，它包括信息採集、儲存、寫作、編輯、展示、數據分析及營銷等業務的自動化實現。該表述更准確地揭示了新一代新聞生產的本質特征及基本規律。[1]它具體包含了新聞編寫、算法推薦、新聞平台的聚合分發等流程，它是有別於傳統媒體的一種自動化新聞生產模式。其核心內容就是一套適用於新聞生產流程的算法機制，也就是技術在新聞生產中的比重被前所未有地強化。

自動寫作技術先驅Narrative Science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兼CTO哈蒙德在2011年就曾經預測，在未來的15年內，90%的新聞稿將由計算機算法寫成。算法新聞近年來發展迅猛，顯示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在新聞領域的巨大推動力，這也代表了未來新聞生產的趨勢。

相較於以往，算法新聞的不同在於，它為新聞生產帶來的變化是本質性的，其核心內容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傳統新聞的編寫主體是人，算法新聞中編寫的主體則是機器。在傳統媒體時代，新聞的採編和推送依靠的是記者編輯。而進入算法新聞時代后，在新聞的生產過程中包括了數據的抓取、信息處理和分析、新聞編寫、新聞推送與分發。這一流程可以通過算法的自動化來進行。

二是新聞推送採用算法推薦。以前的紙質媒體和門戶網站，主要通過人工編輯來進行新聞的分發和推送。而算法新聞時代，出現了更多的新聞聚合類平台。它們通過大數據的分析對用戶群進行分類，利用推薦算法進行新聞的分類推送，為讀者市場提供個性化的新聞服務。這無疑已經成為當前媒體生產模式的主要力量。

（二）算法新聞的實踐與爭議

算法新聞的技術應用近年來不斷發展，從最初的機器人寫作嘗試開始，到現在的新聞推薦算法廣泛的市場化應用，算法新聞給傳統媒體帶來了更多的挑戰。在算法新聞最先開始應用的歐美國家中，對算法新聞利與弊的爭論隨著其在新聞生產領域的大步擴張越發激烈，甚至也帶來更多矛盾與沖突。

一是機器人寫作的推廣應用。2006年，美國湯姆森金融公司開始使用電腦程序編寫一些財經方面的新聞。這在當時引起了關注，質疑也隨之而來。在隨后的幾年內，機器人寫作發展迅速，一些自動化寫作公司開始崛起，如Narrative Science公司、Automated Insights，Yseop等。在傳媒領域，美聯社、《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媒體競相投入使用機器人寫作，Blossom，Heliograf，Quakebot，Wordsmith等新聞寫作軟件得到廣泛應用。其快速、准確和高效的運作模式，確實給新聞生產帶來了巨大的便利和好處。我國機器人寫作步伐近年來也在加快。2015年，騰訊推出了由機器人寫手Dream writer編寫的第一篇新聞報道。新華社的“快筆小新”、“今日頭條”的“張小明”陸續上崗。機器人寫作是算法新聞最早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它一出現就展現了強大的優勢。首先是它的高效。從率先在財經、體育新聞中大展身手，到擴展至更多領域，從最初的程序化寫作，到開始嘗試提供個性化新聞。其次是新聞生產自動化。它可以輕而易舉地准確快速實現數據抓取和編寫，把記者從重復性的瑣碎勞動中解放出來。

但是，機器人新聞寫作幾乎在它投入新聞生產之初就受到了來自各方的質疑。其一，由於技術操作依靠軟件和算法作為驅動，它被認為無法展現數據背后的深刻含義，也就是缺乏深度和個性。其二，同樣為人所詬病的是，它缺乏人的言語的靈活性及情感表達，無法體現思想性與新聞信息的統一，也缺少與受訪者直接的交流，尤其是情感上的溝通。因此，也有人將其稱為沒有溫度的新聞。其三，機器人寫作現在可以根據客戶需求，制定個性化的寫作模板。但是，在這個模板上輸入信息的過程中同時也對某些信息進行了初步過濾。用戶所看到的新聞可能只是事件的一個測寫。算法新聞的實踐証明，這一新興模式的發展可能會面臨更多的試錯。

二是推薦算法設計下的新聞推送。當前，平台媒體已經成為新聞推送的主要場所。為了搶奪市場，Facebook，Twitter等媒體平台借助推薦算法，開始實行個性化的新聞推送。機器算法代替了人工編輯。通過數據抓取分析，對用戶的興趣愛好進行測算，進而將分析測算的結果運用到新聞推送中，針對不同的目標群推送其感興趣的新聞資訊。這些平台媒體往往主導著新聞產品的聚合和分發，支配著新聞傳播的流向。

推薦算法新聞主要分為：熱門推薦、根據用戶的興趣愛好進行推薦。通過協同過濾原則，算法推薦新聞確實更為高效和精准。但是，也存在令人擔憂的問題。用戶往往因為有選擇地接受某一類信息，而被屏蔽了其他方面的信息。由此引發的“信息繭房”效應往往不利於受眾對社會公共事件的全面客觀了解。用戶沉浸在算法推薦下的信息圈內，形成一個個封閉式環境，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的壁壘將被強化。另外，機器算法推薦替代人工編輯，也會導致導向錯誤和低級垃圾信息通過平台傳播，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

三是傳統媒體與新型媒體的競爭。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2016年的調查報告就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喜歡用手機看新聞，而在Facebook用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人主要是為了看新聞而使用該服務。2016年有66%的Facebook用戶通過這個社交網絡來閱讀新聞或新聞標題，這一數據在2013年底時隻有47%。該中心2018年的報告指出，大約三分之二（66%）的人認為機器人賬戶發布的新聞對美國人時事的了解程度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幾乎沒有人認為它會產生正向影響。公眾認為新聞環境中機器人產生的新聞越多，人們了解事實真相的難度就越大。2019年，皮尤中心的報告中也顯示，Facekook，Twitter等媒體平台在政治、種族等方面的傾向性已經引起更多公眾的擔憂。

2017年，美國新聞媒體聯盟（News Media Alliance）發表聲明，認為Facebook和Google的數據演算法，單向決定了新聞的流量﹔另外利用眾多媒體在網絡上的新聞內容，又賺取高額網絡廣告收入。這種雙頭壟斷讓新聞媒體無力提供最優質的新聞，甚至用戶經由算法將優先得到劣質的假新聞、吸收錯誤資訊。

在算法“主宰”新聞生產暴露出更多令人擔憂的問題時，傳統媒體人對新聞的專業性又重新被提及。可靠度最高的信源調查和事實核查機構Storyful的CEO Sharb Farjami在2017騰訊網媒體+峰會指出，人工編輯仍是事實審核的核心，應該由技術與人工雙重審核來守護新聞的真實性。

確實，算法新聞帶來了新的問題，如新聞報道缺乏深度和思想性，監管難度加大，以及新聞推送對用戶的“人以群分”等。要提高新聞產品的質量，僅僅依靠技術和算法顯然不夠，還需要加強新聞從業者的職業道德和責任意識。而在這方面，新聞倫理確實處於尷尬的境地。

二、算法對新聞倫理帶來的挑戰

由於算法新聞結合了新的技術，以人工智能為載體，借助算法的優勢，讓新聞生產和傳播駛上了“高速公路”。在這個不斷強化的過程中，人在新聞生產中的主體性已經不再如過去那樣牢不可破。有關人工智能會取代人工，近年來寫作機器人會取代記者的觀點常常引發業界的關注和討論。然而，如前所述，在算法新聞領域走在最前列的西方國家，受眾對於算法新聞的評價也褒貶不一。對之的討論和質疑主要集中在新聞職業規范和道德倫理方面。為此，考察算法新聞中的倫理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在算法時代，新聞倫理需要面對的課題如下：

（一）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挑戰

算法新聞的快速發展，對傳統新聞媒體帶來了沖擊。最先受到沖擊的就是傳統媒體的權威性。現代新聞業經過長期的發展和積累，自身形成了一個職業規范體系，這就是新聞專業主義。傳統新聞專業主義的核心，是要求新聞從業者必須服務於社會公共利益，為社會和公眾提供真實、全面、客觀、公正的新聞報道。陸曄、潘忠黨曾經對新聞專業主義做過專門的概括和論述，得到比較多的認可度。其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表述如下：“新聞工作是門職業（occupation），當稱之為專業（profession）時，我們特指從事新聞工作必須特定的專業技能、行為規范和評判標准，而這些又必須通過專業的訓練才能獲取，並被新聞從業者所同意。‘專業主義’（professional）的概念則遠遠超出了上述職業特征。它還包括一套定義媒介社會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規范新聞工作的職業倫理，一種服從政治和經濟權力之外的更高權威的精神，以及一種服務公眾的自覺態度。”[2]

新聞專業主義提出了有關新聞倫理的普適性原則，要求新聞媒體為新聞報道的客觀與真實性負責，對社會公共利益起到正面的引導作用，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傳統新聞媒體在新聞專業主義的標准指導下，也形成了自身的權威性。但是，自算法新聞出現以來，新聞人的主體地位開始動搖，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互聯網媒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抓取信息，並自動化生產新聞，然后通過算法推薦來實現新聞的推送，新聞媒體的角色被不斷分散弱化，非專業者同樣可以借助算法編寫新聞信息，甚至在新聞推送的過程中，傳統媒體新聞把關人的地位被算法所取代，根據受眾的喜好進行分類推薦，帶來的是更多傳統新聞媒體權力被弱化，新聞媒體的權威性被瓦解。

（二）信息繭房

在算法新聞中，人們可以獲取更海量的數據。但是通過大數據分析和協同過濾原則，新聞產品被分類發送給不同的目標人群。這種新聞推送的方式，在一開始可能由於其精准投放受到不少平台媒體的青睞，認為它大大提高了受眾選擇性閱讀的效率，為客戶提供更便捷快速的信息消費。然而，這也帶來了更進一步的問題，那就是信息繭房效應。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學者凱斯·桑斯坦在其《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一書中提出了“信息繭房”概念。在信息傳播中，公眾自身的信息需求並非全方位的，公眾因隻注意自己選擇的東西和使自己愉悅的通信領域，久而久之，會將自身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一方面，信息繭房造成了“人以群分”的局面，阻礙了人對社會的全面認知，阻礙了公共信息的流通，也阻礙了公共利益話題的推廣，對於更多人來說，猶如陷入精心分類挑選的井中，人成為“井底之蛙”。另一方面，信息繭房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偏見和誤解。用戶在選擇信息的時候，會過濾掉一些信息，並固守在自己的圈子裡。“過濾氣泡”“回聲室”效應等概念，也都是從不同角度對算法機制下的用戶接受信息的局限性做出的描述。

（三）算法偏見

算法偏見是指程序的設計者自身所帶有的偏見，被帶入到算法程序設計中，從而使算法在應用中出現了某種偏見。算法偏見帶來的問題往往一開始具有隱蔽性，但是對受眾差別化地進行區分，尤其涉及種族、宗教、性別、年齡時，可能會造成新聞傳播的不公正不對稱，從而使一部分人群受益而另一部分人群利益受到損害。比如Facebook的“偏見門”事件即為算法偏見導致的典型案例：Facebook被指責熱門話題榜（trending topics）受到人為操縱，新聞篩查存在政治偏見。該事件引起了軒然大波。

人工智能發展速度在不斷加快，新的算法優勢下，新聞的生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相應的行業規范尚未來得及適應這一變化。面對人工智能算法的速度和強度，新聞記者和編輯難以做出快速應對。市場已經先行一步，為了在市場上搶佔先機，不少媒體不得不加快自動化新聞生產步伐。在技術一騎絕塵的路上，職業倫理和行業規范被甩在了后面。這也使不少媒體人和新聞受眾對算法新聞產生了信任危機。

三、新聞倫理缺失的深層原因

以上這些問題都反映出了算法新聞在職業道德層面面臨的挑戰，如何讓媒體合理規范地利用算法來生產新聞產品？對自動化新聞生產流程如何監控？這促使我們必須認真思考人與技術之間的關系。筆者認為，算法新聞時代我們所面對的新聞倫理困境，其實質在於人與技術之間關系的失衡，具體表現為人對工具和技術的過度依賴導致價值理性的引導缺位。

（一）從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角度的切入

算法新聞帶給新聞業最大的變化就是先進技術的使用，技術合理規范的使用可以避免新聞失范行為的發生。新聞從業人員對技術和算法運用得當，可以生產出好的新聞，起到良性的社會引導作用﹔反之，如果技術在新聞生產和傳播中被濫用，將給社會公共利益帶來威脅。因此，新聞生產和傳播中，我們需要認真考察人與技術之間的關系。作為20世紀后期興起的技術倫理學，在這方面做出過深入的研究。其目的在於研究探討如何規范技術發展並解決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這些討論對於新聞倫理的討論也同樣具有借鑒意義。早在20世紀初，著名的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的著述中就已經關注並進行了相關的論述。馬克斯·韋伯對“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經典闡釋，可以用來指導今天我們對算法新聞領域中的倫理問題的探討。

馬克斯·韋伯在其著作《經濟與社會》（第一卷）中，提出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概念。他認為，“完全理性地考慮並權衡目的、手段和附帶后果，這樣的行動就是工具理性的”。價值理性總是“將價值觀念一以貫之地體現在具體的行動進程中”。“完全是為了理性地達到目的而與基本的價值觀無涉，這樣的行動取向實際上也並不多見”。[3]

馬克斯·韋伯對於這兩個“理性”概念的討論，是極具理論價值的。首先，他看到了工具理性對西方經濟社會發展所產生的重要作用。其次，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兩者之間本就相互關聯，不可分割。再次，他認識到價值觀念對工具理性具有引導和推動作用。如果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達成內在的統一，將為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帶來更大的推動作用。

（二）技術與道德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尤為重視對於價值、道德的闡釋。對於物的認識，也反映了中國古代對於工具和技術的思考。儒家提倡“義利觀”，要成就“君子不器”的美德，道家提倡“物物而不物於物”，宋明理學強調“格物致知”，從中我們可以找到古人關於人與工具之間關系的思想根源。

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認為，人具有“智的直覺”，認為德行是優先於知識的。他對道德與科學知識的關系問題的思考受到了后來者的關注。他認為道德是本，科學知識是末。道德比科學知識更高一層。沒有道德的根本，科學會帶來罪惡的物欲，但是沒有科學知識，道德理性也難以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科學知識與道德是一個有機和諧的統一體，二者合則共存，分則兩亡”。[4]科學與道德關系的思考，就是思考人如何對待科學技術、如何利用科學技術的問題。這也是人與技術之間關系的問題。處理好人與技術之間的關系，人工智能驅動下的社會各行業各領域的生產活動才可以合理有序地進行，包括新聞活動也是如此。

（三）倫理困境的實質是人機關系失衡

新聞報道本身就是以人為核心而展開的，技術介入新聞報道中，如果沒有得到合理規范的制約，將會產生諸多失范問題，因此道德與倫理在新聞活動中不能缺位。可以說，算法新聞所引發的新聞倫理困境的實質根源是人機關系的失衡。對算法的依賴和技術在新聞生產中的不合理、不規范使用，導致了諸行業失范行為的發生，這也在考驗著傳統新聞倫理的底線。要破解新聞倫理規范的困境，就要改變人機關系在新聞生產與傳播中的失衡狀態。

四、人機協同——新聞倫理構建的新路徑

由於技術在實踐應用中沒有得到相適宜的引導和規范，導致新的新聞失范問題出現。要化解這些問題，使新聞媒體得以保全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就需要從倫理層面對算法新聞的生產和傳播進行分析與探討，進而建構起新的新聞倫理規范和職業道德。通過反思人與工具、技術之間的關系，有助於我們探討如何在新聞活動中正確看待算法以及合理規范地運用算法，使之服務於新聞傳播的需要。在算法新聞中，人機之間的關系得到合理的設計，將有益於積極的新聞產品的生產和傳播。當前，已經形成這樣一種認識，“人機協同”將會是未來新聞生產的重要模式。同樣，它也應該是算法新聞倫理構建中最重要的內容。

（一）人機協同體現價值的統一

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任何發明或技術都是人體的延伸或自我截除。這樣一種延伸還要求其他的器官和其他的延伸產生新的比率、謀求新的平衡。”[5]近年來，業界對“人機協同”理論的討論就是在謀求這種“新的平衡”。

“人機協同”，就是人與智能機器的交互協作。在人機協同中，人是智能的總開關，人居於統攝地位。從倫理層面來看，“人機協同”是對人與技術之間和諧統一和平衡狀態的表述，人能夠遵循人類道德規范的標准，合理、規范地利用技術來為人類社會服務，體現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

未來新聞生產的方向，是人機協同的模式。首先，新聞算法的設計體現並符合新聞專業主義的價值觀。不論是在傳統新聞模式下還是在算法新聞模式下，新聞專業主義始終不可缺位，真實、全面、客觀、公正的新聞依然是新聞生產的目的。在新聞專業主義的權威下，新聞媒體才能突破算法偏見，為社會和受眾提供符合新聞媒體“良知”的報道。其次，機器人寫作解放了新聞記者和編輯，使之從大量低端的、重復性的工作中解脫出來，轉向更能夠體現記者主觀創造性的深度報道分析等新聞寫作。再次，新聞從業者的“把關人”角色將更加突出強化。面對海量信息和大量機器人新聞產品，需要新聞專業人員進行專業判斷、篩選和編輯，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向受眾進行推送。這才能讓個體掙脫“信息繭房”的桎梏，塑造社會公共價值，構建一個良性的輿論環境。

（二）實現人機協同的策略

算法新聞的作用和未來不可限量。對此，我們必須從不同的層面來加強新聞倫理的構建。

第一，明確人在人機協同中佔據主體地位，算法服務於人的需求。人不能迷失在信息與算法的迷陣中，而應該堅持人在新聞生產中的主導作用。在算法新聞中，記者和編輯的地位不可取代。在算法新聞時代，記者和編輯應該轉向更能夠發揮主觀性的深度報道和訪談上來，通過人工智能技術提供的工具和信息，進行分析解讀，為受眾提供正確導向。在新聞內容審核中，也需要專業的編輯團隊來進行把關。

第二，為算法植入價值觀，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傳統文化為指導思想。“我們應該擁抱人工智能所引發的算法革命，構筑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型算法發展的戰略，強調智能型算法的價值觀，為沉浸式產品植入必要的干預機制，確保其朝著有益於個人和社會的方向發展”。[6]在算法設計和使用中，要以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思想指導，防止在算法設計中帶入設計者的偏見。

第三，完善行業規范中對算法使用規范的標准和要求。美聯社在2017年推出了《人工智能工作手冊》，對採編人員的技術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避免人工智能可能引發的風險提出了應對策略，比如掌握一定的算法知識，定期更新機器輸入范本，避免被人工智能牽著鼻子走。第一，在算法新聞生產全過程中加強算法設計和使用的透明原則，實行數據抓取、源代碼、程序設計以及協同過濾結合人工審查的全公開，做到每個環節都有據可查，堵住算法演繹中可能出現的人為失誤和偏見。第二，算法新聞時代需要復合型人才，新聞專業人員也必須具備人工智能方面的專業素養。未來要加強這方面的人才隊伍建設。為此，要建立相應的培訓、考察和考核標准，讓從業者持証上崗。第三，加強新聞生產和傳播全過程的監管。在全自動化新聞生產過程中，必須加強對新聞選題、選材和導向方面的人工審核﹔在新聞發布之后，對用戶反饋和輿論走向進行監控，一旦出現問題，可以及時採取措施，防止問題新聞影響擴大化。第四，完善法律法規，尤其是機器人寫作出現后，著作權、隱私權等問題將會更加突出，對此需要從法律上進一步細化﹔對於惡意和欺詐性的新聞報道行為，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的，要建立全過程的追責機制﹔同時，也要普及和提高新聞從業者和受眾在人工智能算法方面的知識產權意識。

五、結語

算法為新聞業插上了翅膀，算法新聞為新聞業帶來了革命，也為用戶帶來了更快捷、更精准的信息服務。但我們也需要警惕算法背后隱藏的某些“陷阱”。“今天，新聞專業主義需要走出工業生產情境下的職業意識形態的范疇，成為濃縮並彰顯民主的公共生活的‘元傳播范本’之一部分，成為表達全社會文化價值體系、規范所有參與公共傳播的人及其實踐活動的范本。”[7]工業時代的印刷革命催生了新聞業的大發展，而進入強人工智能時代后，新聞業面臨著又一個重要機遇。新聞專業主義的理想即便在人工智能成為大勢所趨的時候依然具有人文主義的魅力。相信在“人機協同”這一模式的構建下，新聞倫理能夠產生更大的約束力和規范力量，從而推動更加成熟的算法新聞時代的來臨。

參考文獻：

[1]吳鋒.發達國家“算法新聞”的理論緣起、最新進展及行業影響[J].編輯之友，2018（5）：57.

[2]陸曄，潘忠黨.成名的想象：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J].新聞學研究，2002（4）：46.

[3]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一卷）[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114-116.

[4]顏炳罡.整合與重鑄[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196-198.

[5]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78.

[6]喻國明.為算法植入價值觀[N].光明日報，2018-09-21.

[7]潘忠黨，陸曄.走向公共：新聞專業主義再出發[J].國際新聞界，2017（10）：6.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報》編輯、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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