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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凶十九年》將映 導演:受《十二宮》影響更大

李妍
2019年11月20日07:33 |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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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追凶十九年》受《十二宮》影響更大

  劉一波與何晨追凶

  犯罪懸疑題材電影《追凶十九年》11月22日即將在全國上映,該片在今年的平遙國際電影展曾被影展主席馬可·穆勒評價為是“新的國產類型”。影片聚焦於一起連環殺人案,自1999年始,一向平靜安寧的小城弘州市先后發生了多起針對年輕女性的強奸命案,受害者的皮膚被凶手割下奇異的雛菊形狀。在十九年的偵破過程中,基層干警劉一波和何晨一邊與凶手斗智斗勇,一邊與自己反復博弈,案件陷入困局,也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追凶十九年》不同於以往同類型犯罪題材影片聚焦對案件細節的描寫,反而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凶手的動機,同時卻更多呈現兩位基層警察心中揮之不去的破案陰霾,真實表現他們的工作狀態和生活。影片導演徐翔雲曾經是網劇《法醫秦明》《十宗罪》的編劇,他也坦言受大衛·芬奇執導懸疑影片《十二宮》的影響很大。新京報記者專訪徐翔雲,解讀他的創作動機和敘事特點。

  創作

  更關注案件對於警察的影響

  《追凶十九年》在導演徐翔雲的老家張家口拍攝,片中的煤礦、破舊工廠、落后的縣城街道、人的狀態都是導演熟悉的環境。電影最早的片名叫《不可殺戮》,來自十誡中的第六誡,后來因為覺得名字過於血腥,制作團隊就提議改成《追凶十九年》,簡單明了揭示類型和時間跨度。

  在拍攝自己的處女作《追凶十九年》之前,90后導演徐翔雲曾做了多年犯罪題材網劇的編劇,《法醫秦明》《十宗罪》都出自他之手。創作之初,徐翔雲做了大量真實案件的研究調查,和許多愛好者一樣想要了解連環殺人案的凶手是誰、動機、辦案方法,帶著解謎的心理來創作。但是在對案件越來越深入的了解中,徐翔雲轉變了自己的創作方向。跨越近20年的時間,參與案件的警察的心理和生活狀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反而逐漸成為徐翔雲關注的焦點。

  影片從兩個基層警察的視角展開,呈現在觀眾面前的不再是有著無所不能光環的“英雄警察”形象,而是兩個普通人被正義和責任糾纏、努力堅持、試圖放棄的過程。輔線情節中的因為案件警察被迫與妻子離婚、模仿犯罪尋找線索帶來的巨大失望,更扎實地描繪了他們的生活。

  拍攝

  這個類型能夠包容更多主題

  影片點映后有不少觀眾都提到了在情節和整體氣質上與《殺人回憶》的相似,徐翔雲表示場景上的相似可能是因為張家口本身就是這個樣子,“在手法上,類型片的處理方式會比較接近,比如犯罪現場的証物被狗叼走,就是當時有警察給我們當笑話一樣講起來的,還有兩個警察間的友情、家屬(黃璐)角色的危機等等,都有真實事例。但我其實受大衛·芬奇的《十二宮》的影響更大,給了我非常深的印象,我很喜歡這種沒有特別激烈戲劇沖突,但環環相扣的寫法。”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青年導演選擇犯罪懸疑題材為自己的處女作類型,在徐翔雲看來,犯罪懸疑類型並不陌生,觀眾接受度非常高,始終有良好的市場表現和反饋。而創作者可以在這個類型中加入很多自己的情感和表達。“犯罪懸疑能夠包容很多的主題,很多時候能以此為基准,挖掘更多的命題。就像推理小說也從本格派延伸出了更多的派別一樣,在案件之外,也有很多值得關注的點。當然,不止是犯罪懸疑題材,所有的類型都在尋找有新意的命題和故事。”

  遺憾

  真實的人物應該有更極端的情感

  第一次執導電影,徐翔雲很誠懇地給《追凶十九年》隻打了6分,覺得自己把太多精力放在劇本的完成上面,還沒有形成與觀眾共情的能力。比如想要實現弱化案情的風格但又怕普通觀眾覺得信息給得不夠,在平衡各方面意見之后又在后期加了主角旁白,其實自己並不太滿意,因為這樣造成形式感過強。

  同樣讓徐翔雲覺得有點遺憾的是兩個警察的“情緒宣泄口”。在他的構想中,劉一波最初是為了自己升遷才去參與到這次案件中,是在案件中慢慢尋找自己的意義,而何晨因為自己就是受害者家屬,是帶著憤怒參與案件的,兩個普通人需要在面對犯人時有更加真實的情感。

  “電影2018年3月份開機,已經確定了跟公安部的合作,因此我們對於警察的形象塑造是有責任的,無可避免會有一些刪減,這些我們有預期。有些戲我可能會覺得再激烈一點更能表現人物的性格,在整個情感呈現上也更完整,但其實我覺得刪減力度對我們的影響並不太大。”徐翔雲補充說。

  【專訪】

  寫心理變化難

  新京報:為什麼大量用兩條線索關注兩個警察的心理和生活狀態改變?這樣的處理對於劇情類型化將會造成削弱。

  徐翔雲:拍攝之前我們去採訪了很多真正的警察,了解他們的生活。我發現很多人被案件所影響抽離不出來,分不清案件和家庭生活之間的平衡,可能被案件改變了一生。作為創作者,它觸動到了我,這比讓電影更加類型化更去迎合觀眾的期待重要得多。非常類型化的影片觀眾看完可能會覺得似曾相識,看完《追凶十九年》大家會記住這兩個人,會思考一些問題,我希望大家能夠知道現實中有一些人是這樣活著的。當然,鏡頭多是關注警察會削弱懸疑感,可能會影響到觀影效果。寫心理變化的難度非常大,我覺得我的能力和經驗有限,可能分寸感會比較欠缺。

  新京報:凶手的作案動機應該會很有解讀性也會很有賣點,但影片中卻做了大限度地弱化,為什麼這樣處理?

  徐翔雲:最早這段戲(凶手的坦白)我是剪掉的,但是劇組同事反饋一點兒都不留觀眾會看得一頭霧水。其實那場戲劉一波來到了警局,凶手在旁邊房間接受詢問,他更加感慨何晨的付出和犧牲,兩個場景在同一語境下,我覺得這樣的就足夠了。但現在的結尾不夠類型化,可能觀眾會覺得交代比較草率、不滿足,其實是有意而為之。

  劇情到了2018年,其實我已經沒有將更多筆墨放在案件上了,可能通過一個新技術,案件就可以偵破,這才更有荒誕的效果,對主角的打擊也更大。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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