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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女工的微信使用與異地母職實踐研究

陳青文 王宇
2019年11月25日14:01 | 來源:今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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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濟大學 藝術與傳媒學院,上海200092)

摘要:移動社交媒介的發展讓網絡技術的使用呈現下承式發展,令信息交往的變革更多的普及到中下階層。本文將安徽無為縣家政女工作為研究對象,採用調查問卷和深度訪談來了解家政女工的微信使用情況,探討移動社交媒介和異地母職的關系。研究發現,微信有力的緩解了家政女工外出工作和母職之間的矛盾,為異地母職實踐搭建起橋梁,在順應傳統母職的期待的同時也為母職內涵增添了新內容和開創了新可能。

關鍵詞:母職﹔家政女工﹔微信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10-0000-03

2019年3月,國家商務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務院扶貧辦和全國婦聯聯合發布《關於全面推進“百城萬村”家政扶貧工作的通知》,強調通過典型示范,鼓勵已進城就業的家政服務人員返鄉宣講,帶動老鄉從事家政服務。[1]在政策的支持和家政市場的繁榮下,越來越多的農村女性為了追求更好的經濟收入而進城從事家政工作。但是進城工作讓她們遠離自己的孩子、家庭和家鄉,難以實現傳統意義上母職—對孩子的親身教養和家庭的照顧。

互聯網的發展使媒介的使用呈現下承式發展,讓信息交往的變革普及到更多的信息中下階層,在微信創造的移動社交媒介環境中,家政女工與遠方的家庭和孩子建立聯系,異地實踐母職。從傳播學視野看,學者們對媒介可以突破時空障礙,實現遠距離“虛擬存在”已經是共識,但是對產生的實際效果觀點不一。彭銦旎,黃何明雄認為,頻繁且便利的遠程通訊使菲佣可以從情感和道德兩個層面履行母親的職責。[2]曹晉發現媒介豐富度的不斷提高可以彌補非臨場交流帶來的不真實感,降低家政女工親子相處的摩擦。[3]但也有學者覺得微信創造的“親密關系”十分脆弱,媒介無法消除橫亙在家庭之間的時空隔閡,隻能維系現有的共存感。[4]與已有的類似研究不同,本文更注重從個體的微觀生命體驗出發,探究家政女工的微信使用與異地母職關系,也希望本文可以為學術研究做新的思路探討,增進對底層群體的關注和思考。

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

本文選取安徽無為縣家政女工為調研對象,這是由於安徽無為縣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保姆輸出,至今已有30余年的家政歷史,家政人數也在2018年達到42萬余人,[5] 是家政女工群體中的典型代表。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來了解安徽無為縣家政女工的群體情況,共填寫問卷104份,剔除無效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92份,問卷有效率88.46%。為深入了解家政女工母職實踐的具體內容,在問卷的基礎上選取10位安徽無為縣家政女工進行深度訪談,平均訪談時間1.5小時,為了保護她們的隱私,下文引用時均使用化名。

對92名安徽無為縣家政女工填寫的問卷進行統計分析后發現,從事家政的女工最小的28歲,最大的61歲,中年女性約佔七成。她們文化程度低,八成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工作地點因歷史和地緣因素分散較廣,主要集中於上海、北京、合肥和蕪湖。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家政工作在5-10年,約兩成有10年以上的經驗。在工資收入上,約一半的家政女工工資收入在5000-8000之間,其余四成在3000-5000之間,而人社部發布的《2017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2017年農民工平均月收入水平為3485元,對比發現普通家政女工的比普通農民工收入高。此外,六成的家政女工有1個孩子,約三成的家政女工有2個孩子,這可能與安徽農村嚴格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有關。

二、使用微信履行母職的內容

“身在都市心念家”是大部分安徽無為縣家政女工的常態,在訪談中,家政女工談到頻率最高的是關於孩子生活、學習、品德和愛的商品轉化內容。

第一、生活的照顧。在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影響下,訪談的家政女工全部將孩子的飲食起居納入自己的職責范圍內。春梅在上海從事家政6年,有兩個兒子,都在老家由孩子姑姑代為照顧。認為自己離得遠也需要參與孩子的照顧上來。“他們(兩個孩子)都是關鍵時期,哪能放心呢?我每天語音提醒他們加衣呀,有考試的話督促他們起床,雙休日的時候鼓勵他們在家做飯加營養。”(春梅,35歲,大兒子12歲,小兒子8歲)

第二,學習的指導。筆者訪談的10位家政女工有9位直言自己出門打工是為了讓孩子有好的學習和生活條件。微信則讓家長與老師和學校建立了更直接的聯系,獲取孩子的學習情況更容易。41歲的艷平,對16歲兒子高中和青春期的雙重擔憂令她經常向老師詢問孩子的學習情況,協助老師管理。“老師也會跟我們溝通的,現在學校不是要加強留守兒童的關愛嘛,老師會經常跟我說,比如說孩子這段表現挺好的還是不太好,我們家長需要配合做哪些。”(艷平,41歲,16歲兒子)

第三,淳朴的道德期待。在訪談中,一半的家政女工表達了對孩子期待是品德超過學習。47歲的彩雲在外做家政十多年了,相對於孩子的成績,她更希望孩子成人。“希望他可以健康快樂,然后呢就是做人要行的正,坐得端,不要在外面七混八混,踏踏實實,好好工作。”(彩雲,47歲,17歲兒子)

第四,愛的商品轉化。相較於傳統社會的母親經濟能力弱,家政女工則有不菲的收入,經濟的提升加上移動支付的便捷性,她們有更多的自主權給孩子送禮物和紅包。40歲的葉子因為身體不好無法繼續工廠高強度的工作轉而從事家政,她經常給15歲的兒子發紅包。“我會經常給他發微信紅包,鼓勵他一下。但比如情人節他會給我發個紅包,可能想到他爸爸沒那麼浪漫。但是他發給我們5塊2毛錢,我們就要返回去52塊,因為孩子他想到你了,多懂事啊!”(葉子,40歲,15歲兒子)葉子和孩子紅包間的一來一回,不僅是金錢上的流動,更是親子間感情的互動,表達了孩子關心母親,母親體諒孩子。

三、使用微信履行母職的影響

微信給家政女工的母職實踐帶來的重塑與建構能力得到廣泛認可,同時對於微信引發的弊端也需要去理性看待,辯証的剖析微信給家政女工實踐母職帶來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

微信給家政女工帶來的積極影響主要體現在親子、夫妻關系和諧上。一方面因為不能親身照顧,家政女工對孩子的期望和要求相對較低,若是遇到孩子主動關心會幸福感提升。另一方面,微信的私密性和排他性也給不善表達的家政女工和她們的丈夫提供了便利,對於平常不好意思說出口的話用微信文字或者語音發給對方,增進了親密感。

親密的親子關系與夫妻關系又促進了家庭的和諧。家政女工的外出會削弱了傳統的家庭結構和功能,但訪談中發現絕大部分受訪的家政女工的家庭氛圍都和諧,在家的監護人無論是孩子爸爸,姑姑還是隔代的爺爺奶奶都可以較好的完成照顧孩子的要求,這也是家政女工敢割舍自己的孩子,外出務工的原因之一。正如有學者提出的離散化的現代家庭已經成為常態,不同時空地點的家庭成員通過媒體與通訊工具進行親密關系的維系則已經成為重要模式。[5]

(二)消極影響

在消極影響上,微信在給家政女工帶來和諧的親子關系的同時,也會存在親子沖突的隱患,尤其是面對青春期的孩子,當母親跟孩子雙方不能互相理解時,平時用作溝通平台的微信就轉換為爆發矛盾和壓力的場所。此外,微信成癮,損害身心健康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家政女工為了方便溝通會給孩子配備智能手機和安裝無線網絡,但是隨之而來是孩子自制力差,沉溺微信,損害視力,影響學習。反之,家政女工自身也會出現過度依賴其社交,娛樂的狀態,不過面對現實掙錢養家的壓力,她們一般能夠及時調整。

四、移動社交媒介對異地母職的意義

麥克盧漢認為,“一切媒介都要重新塑造它們所觸及的一切生活形態”, 移動社交媒介可以為家政女工和孩子建立“虛擬在場”情境,增進親密感,順應傳統母職的期待。微信的高性價比提升了與孩子的溝通時間和頻率,增進熟悉感,與監護人和老師的微信聯系則有利於對孩子生活和學習的管理。當面臨工作和母親角色的關鍵沖突時家政女工也會“母職優先”,“母職優先”指的是母親對孩子會有利他性原則,當工作和照顧孩子產生矛盾時,會優先調整工作,減輕工時或者選擇彈性化的工作。這些都與傳統觀念中強調母親對孩子和家庭的首要責任不謀而合,不同的是形式上是線上參與而不是親身在場。

替代的“直接照顧者”出現緩解了家政女工面臨的家庭和工作雙重壓力。尋找替代的“直接照顧者”是家政女工的常態,替代者幫助她們直接教養孩子與照顧家庭,分擔母職,這些母職分擔者以隔代的老人為主。這也從側面反映了養孩顧家專屬於母親的觀念開始鬆散,李銀河老師認為廣大婦女走出家庭,追求獨立,在家庭和社會生活中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6]家政女工經濟上的獨立,也促進了她們自我意識的不斷覺醒,她們會利用微信提升工作技能或者改變原有的觀念,從而實現自我成長。

家政女工主動使用微信實踐母職也是她們自我賦權的表現。表現在外出工作增加了家政女工的經濟收入,提高了她們在家庭中的話語權,降低了鄉村男尊女卑、男外女內等意識的束縛,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鄉村父權的禁錮。但也應該看到家政女工的真實狀況, 她們長期在城市工作,對於鄉村的農業生產淡忘,而大城市高昂的生活和教育成本以及政策等原因又讓她們難以在城市扎根,存在“留不下的都市,回不去的故鄉”的焦慮。但是面對殘酷的現實,家政女工有的寄希望於下一代身上,有的採取折中的方式—在家鄉買房。對於她們來說,無法留在大城市,在鄉鎮買房也是慰藉,至少代表著跨出農村的第一步﹔將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則是希望通過自己的辛苦讓孩子接受好教育然后找到好工作,擺脫底層勞累的命運。在實現這些願望的進程中,微信不僅是協助家政女工實踐母職的橋梁,更是她們獲得的知識,技能和觀念的助推器,她們開始重視“自我”和“工作”角色,相對於傳統農村婦女僅僅局限於“家庭”和“母親”角色,這是一種潛在的主體重構。

五、結語

根據中國城鄉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這種以經濟為推動力的地域流動現象不會在短期消失,家政女工因為“母親”和“異地”的雙重屬性而面對重重考驗。微信豐富的媒介特性讓家政女工可以在異地對孩子進行生活上的指導,學習上的管理,品德的培養和經濟上愛的商品轉化。然而任何媒介的的使用都是“雙刃劍”,微信在帶來親子關系和諧、夫妻關系和諧和家庭關系和諧等積極影響外,也會不可避免的帶來了親子沖突和微信成癮、損害身心健康等消極影響。正如雖然移動社交媒介可以符合傳統母職的要求,為母職增添新內涵,但是並不能因此沉浸於技術的迷思而忘記對真實社會的回歸,即移動社交媒介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異地母職的現狀,家政女工的主體性建構還在路上。

參考文獻:

[1] 商務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務院扶貧辦、全國婦聯關於全面推進“百城萬村”家政扶貧工作的通知[EB/OL].http://images.mofcom.gov.cn/fms/201805/20180522111233676.pdf.

[2] 彭銦旎,黃何明雄.信息溝通技術與母職:一項關於香港菲佣的實証研究(英文)[J].社會,2012,32(2):199-222.

[3] 曹晉.傳播技術與社會性別: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鐘點女工的手機使用分析為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9(1):71-77.

[4] Wilding R. ‘Virtual’ intimacies? Families communicating across transnational contexts[J].Global Networks,2006,6(2):125-142.

[5] 無為縣第六次人口普查[EB/OL].http://gk.wh.cn/xxgkweb/blue/unit.jsp?unit=784943065&xxfl_id=1400.

[6] 李銀河.女性主義[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189.

(作者簡介:陳青文,女,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新媒體素養、媒體與兒童研究﹔王宇,女,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新聞傳播學專業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新媒體與社會發展。)

(責編:段佩伶(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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