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信息值得相信，什麼樣的信息不值得相信？自始至終，找到這個“簡單”問題的答案，都是媒介素養教育的核心要義。再博聞強記的人，其精力都注定是有限的，而可資獲取的信息，對個體而言卻是無限的。學會對信息作出篩選，擇其善者而從之，是每一個閱聽人的“必修課”。

　　學會在魚龍混雜的信息環境中，迅速分辨出那些來路不明、要素不全、細節不清的“一眼假”新聞之后，許多閱聽人都會生出新的疑惑——經由媒體報道的新聞，就一定是真的嗎？倘若有媒體報道失實，乃至蓄意炮制假新聞，我們又該如何辨別，使自己免遭蒙騙呢？

　　這樣的疑惑當然不是杞人憂天——事實上，倘若將視野擴展到全球范圍，我們便會發現，不實報道與假新聞的陰影，就像一塊久久不能散去的灰暗烏雲，時刻威脅著各國新聞媒體的社會形象與公信力。在中國，專業期刊《新聞記者》每年都會評選出由媒體發布的“年度十大假新聞”，其中任何一條，在發布時都騙過了不少讀者，讓人不由得大呼上當。而在國外，假新聞同樣是一項嚴峻的社會挑戰，對此，不僅普通讀者深惡痛絕，一些外國政治家甚至將假新聞當做頭號大敵，直言要向其“宣戰”。

　　這些令人遺憾的事實，傳遞著一個重要信息：不是所有的媒體報道都能與“真相”二字畫上等號。對此，唯有以求真務實、理性審慎的態度，對各類信息保持合理質疑，才不至於輕易被那些更“高級”的假新聞俘虜。

　　“保持合理懷疑”的意思，並不是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滑向“新聞裡根本就沒有真相”的虛無極端，而是說我們對任何信息的真實性，都應先在心裡打上一個問號，然后再用理性去考量其真假，選擇是否相信。

　　盡管“媒體報道的信息未必都是真的”，但這並不代表“一則消息要麼絕對真實，要麼絕對虛假”。究其本質，新聞報道的過程，其實是新聞媒體以自己的方式尋找真相、再現真相的過程。而既然是尋找與再現，就意味著新聞媒體的報道永遠隻能“逼近”真相，而並不等於真相本身。在這種情況下，衡量信息真實性的尺度，絕不是隻有“真”和“假”兩個選項，而是一個可信度由低到高排列的連續譜。同時，在發掘事件真相的過程中，后續的報道，可能是對前面報道的補充甚至糾偏。我們需要將所有的報道（信息）綜合起來加以判斷，而不是簡單說哪個真，哪個假。

　　很多要素都會對一則新聞的“真實”造成影響，而對於具備基本媒介素養的普通閱聽人而言，至少應該記住以下這幾個要素：其一，是報道的細節詳實程度﹔其二，是報道的引語豐富程度﹔其三，是報道中情緒與立場的表露﹔其四，則是信源的既往公信力。一則新聞對細節的報道越是詳實、具體，我們便越有理由認為其報道是下了功夫，且確實言之有物﹔一則新聞中引語所佔的比重越大，我們便越有理由認為這則新聞確實有據可查，而不是記者的一面之詞﹔一則新聞中表露出的情緒與立場越克制、越審慎，我們便越有理由認為這樣的報道是客觀、平衡、理性的﹔一則報道的發布媒體過往的信用記錄越好，被揭露出造假的情況越少，我們便越有理由相信這次的報道是可信的。

　　一旦掌握了這種能力，我們便會發現，許多最終被証明的“假新聞”，其實在被揭露之前，其可信度便岌岌可危，根本不值得信賴。當年一度鬧得甚囂塵上的“紙餡包子”事件，雖然炮制出了虛假的視頻，仿佛有“眼見為實”的效果，但其中對於誰在制售紙餡包子、在哪裡制售紙餡包子、有關部門如何反應等細節，全都語焉不詳﹔被評選為2018年十大假新聞之一的“劉強東案涉案女子涉嫌誣陷被美警方收押”一事，雖然被數家網絡媒體報道轉發，但其中隻有主觀表述，幾乎沒有任何引語和可靠信源……我們或許無法打開“上帝視角”，直接洞見一則消息的真假，卻可以通過仔細甄別來“避雷”，以免輕信中招。

　　一則新聞越是“逼近”真相，其可信度就越高，而我們在各種信息之間，自然也應盡量選擇那些可信度更高的新聞。但與此同時，可信度更高的消息同樣不等於事實本身，一旦未來出現新的消息，我們便需要再度對不同消息的可信度作出排序，合理質疑，才能不盲目相信。我們要做的，是讓新聞成為認識真相的工具，而不是讓它代替自己思考，讓我們成為新聞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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