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學 上海電影學院，上海 200000）

摘要：舊相親類節目價值觀因過度娛樂化與低俗化而飽受爭論，本文從這一現象出發，對當下以《中國新相親》為代表的新相親類節目進行研究，分析新相親類節目如何通過淡化娛樂取向，展現良好家風和創新節目議程設置等方式傳遞和引領主流價值觀。

關鍵詞：新相親類節目﹔主流價值觀 ﹔淡化娛樂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10-0000-04

電視作為覆蓋范圍廣且最受歡迎的大眾媒介形式，承擔著反映當下社會現實和傳遞主流價值導向的作用。相親類類節目將人們相親交友的過程大眾化，公開化和娛樂化，成為大眾喜愛的一種電視節目類型。任何電視文本都要建構主流的價值觀。價值觀是支撐人們生活的精神支柱，它決定著人類精神行為的取向，決定著人們以什麼樣的心態和旨意去開創自己的新生活，它對於人們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引導意義[1]。一段時期以來，相親類節目曾因節目格調不高，語言輕佻膚淺，形式低俗媚俗等過度娛樂化而遭受批評，一度火爆的婚戀類節目也迅速降溫。面對重“娛樂”輕“正能量”的現狀，當下新相親類類節目正全方位變化，力圖重新構建和引領主流價值觀。

一、新相親類節目：淡化娛樂取向，回歸相親本質

相親類類節目作為我國最早的節目形式之一，它自誕生以來憑借其服務大眾和休閑娛樂等特性受到觀眾的喜愛，其發展歷程也映射著當代社會婚戀觀和價值觀的變遷。第一代中國的相親類節是以山西電視台的《電視紅娘》為代表，該節目以口播介紹男女個人以及家庭信息為主要形式，男女之間彼此不見面，契合了電視生活服務的功能，但節目播出后很少有人自願參加，反映出在社會轉型期人們思想價值觀念的保守和不想透露個人隱私的芥蒂。第二代是以湖南衛視《玫瑰之約》為代表，隨著人們思想觀念的解放和社會的開放，男女嘉賓開始積極參與，節目以男女嘉賓一對一進行現場交流為主要形式，開始注重節目的娛樂性和趣味性，通過表現輕鬆愉悅的交流過程引導觀眾建立積極向上的婚戀觀和價值觀。第三代是以《非誠勿擾》為代表，男女嘉賓數量不對等，通常為女選男或男選女的形式，節目主要以男女嘉賓交流的話題性和對“性”的過度消費增強節目的娛樂性和觀賞性，節目所包含著“低俗”“拜金”“啃老”等價值觀的扭曲一次次觸動了觀眾和社會的神經，挑戰著人們社會倫理道德觀念的底線，引起了巨大的爭議。

同以往相親類節目不同，新相親類節目以《中國式相親》《中國新相親》為代表，他們以帶著爸媽或親友來相親為主要形式，通過男嘉賓或女嘉賓與家長之間進行對話為主要特征，突出了相親過程中的代際交流，父母對子女的選擇起參考性意見，最終以男女嘉賓的牽手和獲得雙方家庭的認可而最大限度的還原當下相親的過程。舊相親類節目多以嘉賓交流話題的爭議性來吸引觀眾的目光，引起了觀眾對節目價值觀取向的思考和議論，舊相親類節目營造交友和相親的平台也讓嘉賓在挑選自己心儀的對象時更加看重對方的外在條件，出現了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願意坐在自行車上笑，你介意我有數不清的戀情嗎等挑戰公眾主流價值觀的話題，這些話題所包含的重視物質性與違背傳統倫理道德的傾向性觀點將節目的價值取向引向娛樂化與世俗化，淡化了“相親”的主體，制造了娛樂的奇觀。新相親類類節目突出相親的內涵，將之前節目中注重話題奇觀和男女之間“作秀”的娛樂化取向轉向了展現真實相親的過程。比如第一現場由相親嘉賓與對方父母進行交流，俗話說知子莫如父，父母能夠對嘉賓的提問做出真實的回答與准確的判斷，他們交流的話題圍繞著雙方的性格經歷的互補性和婚后的生活習慣等現實性問題，始終以相親的主題而展開。同時，節目規定嘉賓選擇之前是看不到對方容貌的，這也極大的避免了當下相親過程中以貌取人和過度展現對“性”的消費，讓嘉賓的選擇更加趨於理性。觀眾的視點聚焦相親的過程，在一種輕鬆娛樂的氛圍中再現和分享當下青年人相親后的幸福和甜蜜，讓相親類節目坦然回歸相親的本質。新相親類節目淡化娛樂並不是不要娛樂，而是在適度娛樂的語境下給嘉賓和觀眾傳遞出兩性交往的主流價值觀，直面年輕人在相親過程中面臨的問題與障礙，給他們提出恰當的建議，幫助他們找到能夠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侶。同時，電視作為傳播范圍最廣的大眾媒介形式，相親類節目作為以老中青三代為目標受眾的電視節目形式，理應肩負塑造和引領主流值觀的作用。

二、彌合“代際”矛盾，以良好家風引領主流價值觀

當下社會中，“剩男”“剩女”已經成為當下普遍的社會現象，為子女“相親”也成為眾多父母的頭等大事，但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代際”沖突成為相親過程中的一大障礙，所謂“代際”指的就是兩代人之間的關系，廣義的代際關系是指中年以后的一代與青少年一代之間的關系。它主要指社會中兩代人之間在思想觀點、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面, 由於社會變遷而帶來的傳承與差異。正是因為兩代人之間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存在差異, 自然就容易產生矛盾, 也就是所謂的“代溝”[2]。新相親類節目以父母在場與嘉賓進行交流，嘉賓在第二現場觀察並通過電話來向父母傳遞自己的看法為主要特征。空間的隔斷可以看做是兩代人“代際”的象征，節目中電話可以看做是將兩代人各自的觀點進行縫合。兩代人在生活習性，價值觀念等方面的的確存在著差異，“代際”矛盾也逐漸成為相親過程中的主要障礙。新相親類節目讓對話和交流成為解決“代際”矛盾的最理想的場所，父母和嘉賓都毫不回避的說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通過交流和溝通試著去解決分歧和改變固有觀念來彌合“代際”矛盾，引導觀眾如何克服與解決相親過程中的“代際”矛盾。正如金星在節目中所表示的，這個節目會帶來很多社會的話題，但是這些話題都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並不能因為存在分歧就置之不顧，他們關系到孩子未來的婚姻和幸福。因此通過彌合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代際”矛盾，建構和傳遞他們之間統一的符合當下社會主流的擇偶觀和價值觀。例如在《中國式相親》中，二十三歲的男嘉賓選擇了四十歲的女嘉賓，這導致了其母親的堅決反對，母親認為巨大的年齡差異會導致兩個人無法長久的走下去，后來經過了解，男嘉賓說小時候母愛的缺失讓他缺少安全感，外表的故作堅強實際上有一顆脆弱的內心，正是這個機會這也讓他的母親意識到了與孩子之間交流的缺失和母愛的欠缺，孩子也在這次的相親過程中勇敢的吐露出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這種對話和交流讓這對母子的價值觀進行了有效的“彌合”，節目也並沒有依靠炒作和話題性來渲染當下流行的姐弟戀等價值觀，而是呈現出當兩代人在相親的過程中如何彌補差異的過程，通過有效的交流和溝通讓母子之間達成默契，營造出良好的溝通環境，通過有效的溝通和交流來彌補家長和孩子之間的分歧，最終在相親的過程中傳遞出符合傳統倫理與社會共識的價值觀。

相親和婚姻不僅僅是兩個人的結合，也是兩個家庭的結合，更是一種社會行為。相親必須得到父母的肯定與支持，家庭的作為社會最小的組成單位，良好的家風是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基礎，家長作為孩子價值觀的啟蒙者和引導者，他們的價值觀對良好家風的形成起著決定性作用。新相親類節目通過讓父母來相親作為最大的創新點，父母同時也掌握著家庭的話語權。例如《中國新相親》以“中國新相親，有父母更放心”為口號，節目在介紹嘉賓時，張國立首先問父母的擇偶標准，其次會問孩子的標准，通常父母要求孩子的另一半有良好的生活習慣，能夠勤儉持家，這代表了中國傳統家長對待婚姻的一種價值觀，而孩子一般則要求對方有美貌的容顏，自由的思想，集智慧與美貌並存則代表了年輕一代的戀愛觀。一方面新相親類類節目嘗試呈現出多元的價值觀，另一方面當嘉賓出場時，需要父母作出決定是否推下小船選擇嘉賓，體現在相親的過程中父母的價值觀佔據著重要的作用。他們處在“四十而知天命”的年紀，人生經歷和生活閱歷都非常豐富，節目通過他們的觀點呈現出當下具有代表性的父母視域下的擇偶觀和婚姻觀。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教授劉宏認為， 西方的自由戀愛存在很大的風險和盲目性，一個 20多歲的年輕人的智力、見識、閱歷，並不足以支撐他 們正確把握戀愛和婚姻，需要父母提供參考建議和經驗，如果只是憑借著感覺而結婚，極有可能造成后續的婚姻生活無法繼續，結果出現閃婚閃離的現象。[3]節目並也非渲染“唯父母之命”不可為的傳統思想，也並非建構起虛假的擬態環境。相親最終的選擇權最終取決於年輕人，年輕人承擔了相親的主體，整個相親的過程主要形式則是父母按照孩子的意願去極力爭取，孩子在相親的過程中始終處於主導地位，與包辦婚姻中父母做出決定有根本性的不同。當嘉賓從第二現場出現時，場上的相親嘉賓嘉賓眼眸中都伴隨著含情脈脈的淚光，這種相見恨晚般的一見鐘情是男女嘉賓內心情感真實表現，說明他們對這個相親和過程和最終選擇的對象是滿意和認可的。父母作為“相親”過程的參與者與見証者，需要他們提供參考性的意見，節目的現場也並沒展現出緊張的婆媳關系，反而父母是一種爭取的態度。新相親類類節目在真實的還原相親過程的同時，以良好的家風所傳遞的價值觀正是為當下社會大多數人所認可和借鑒。

三、通過節目模式的議程設置引導觀眾認同節目價值觀

費斯克認為雖然由於經濟的原因, 電視必然生產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節目, 但受眾才是意義的生產者。電視文本是開放的, 文本的開放產生了多義性, 具有現實、表整合意識形態三個層級, 這為觀眾的積極閱讀提供了條件。[4]因此電視節目作為一種文化商品，必然包含著生產者自我意識與價值觀念的編碼，通過對節目對象進行意義的生產，賦予節目以主流價值觀。新相親類類節目通過一系列的節目議程設置，映射出當下社會現實與價值觀念，引導觀眾對節目展開協商式解碼並且從開放的電視文本中讀解出積極的意義。正如東方衛視中心總監李勇所說：“《中國新相親》符合中國人的傳統理念，東方衛視覆蓋全國，這檔節目也一隻腳踩在中國內地廣袤的土壤中，發揮出更為深刻的價值內核，做到好看、有內容、有意義、在這個節目裡讀懂中國。”[5]婚戀類節目的初衷是聚焦當下社會青年男女情感心理狀態，引導青年男女形成主流的價值觀，但一段時間以來最終迫於電視商業化的追求等原因而劍走偏鋒，而新相親類節目通過賦予一套全新的價值生產機制，將公眾的視線重新拉回到相親的過程中，承擔起大眾文化構建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責任。

首先，新相親類節目中被選擇一方嘉賓的敘事視角是內視角，他隻能夠看到場上的狀態，通過與家長的語言交流和輔助信息推測對方的外貌和性格的大致輪廓。一方面避免了相親過程中以貌取人，同時也為后來嘉賓出場埋有懸念。而觀眾則處於全知視角的狀態，他們比相親嘉賓都提前知道對方的基本信息和相貌，同時能夠兼顧兩個空間中男女嘉賓的反映，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讓觀眾能夠掌握第二現場的嘉賓對現場嘉賓的看法，同時他們能夠運用自己已有的經驗和價值取向對場上的嘉賓做出自己的判斷，如果最終的結果符合觀眾的價值評判，觀眾會獲得極大的滿足感，如果不符合自己的判斷，觀眾進行自我價值的反思並為嘉賓的選擇呈現出真實的喜怒哀樂。但是電視的價值內涵決定了觀眾價值取向的意義始終包含在節目文本的多層意義之中，嘉賓最終的選擇可以看作為節目組為觀眾構建的主流價值導向，因此，節目文本會與觀眾產生的交互性，通過嘉賓相親的過程形成觀眾自我認知和價值觀的建構。

其次，在新相親類節目中，節目通過讓相親過程的各方參與者的權力處於一種平衡的狀態，主要體現出觀眾的權力得到了提升，增加觀眾對於節目相親過程的信任度，從而完成對節目價值觀的認同。例如在原來的婚戀類節目中，各方的權力都是極不平等的，主持人（包括點評嘉賓）作為全場的最高話語權力者，他可以隨意的評論嘉賓的觀點或引入話題進行提問，喪失了嘉賓相親的主體性。同時性別的失衡讓相親嘉賓處於巨大的壓迫中，亮燈與滅燈則表征為現場嘉賓一種權利的象征，代表著對嘉賓的肯定與否定。權利的不平等會讓相親的過程流於過程和作秀，讓觀眾感受到虛假感與排斥感，他們隻能選擇接受節目的價值觀或是關掉電視。但是在例如《中國新相親》中，主持人符號變成了稱呼變為了月老，現場觀眾的稱呼改為紅娘，相親家庭選擇的方式變為象征著奔向幸福的小船，現場的空間布局也讓相親的雙方都處於一種平等的空間之中，電話的穿針引線也極大的還原了相親過程中雙方飛信傳書的交流狀態，粉紅色的現場氛圍也代表著相親的喜慶與歡樂，現場的紅娘作為電視機前觀眾的代表，她們也為嘉賓出謀劃策。議程設置的改變讓新相親類節目真正營造出相親的情境，觀眾能夠能夠跟隨節目議程設置浸入到節目中，產生身臨其境的在場感和真實感，幫助觀眾通過觀看節目表層的相親過程讀解出深層次的價值內涵和社會意義，引發觀眾對新相親類節目價值觀的認同與思考。

四、結語

相親類節目發展到今天，節目模式不斷發生變化，作為一種與大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節目類型，應當積極反應和展現社會現實，承擔起引領主流價值觀的責任。正如廣電總局高長力司長所言，“這種節目的興起的確是非為相親而來。不管是為相親也好，為秀也好，節目傳遞和引領主流價值觀的功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隻要堅持正確的導向，保持健康的基調，這類節目應該有其生存的價值和意義。[6]新相親類節目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獲得了大眾的認可，讓流於喧囂和娛樂的相親節目增添了更多積極向上的正能量，向社會傳遞出主流的價值觀。

參考文獻：

[1] 汪一江.價值觀教育要面向未來[J].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2).

[2]袁振國.談談代際沖突[J].上海青少年研究,1986 (6) :16-20.

[3]彭訓文.“中國式相親”透視[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02-17.

[4]張建珍,吳海清.我國電視文化研究概述[J].東南傳播,2010(12).

[5]胡莎莎.優秀婚戀交友類節目模式解構分析——以《中國式相親》為例[J].東南傳播, 2017 (9) :106-107.

[6]高長力.非為相親而來——新一輪相親電視節目熱的冷思考[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1(6).

（作者簡介：蘇喆，男，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廣播電視藝術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電視節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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