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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天津《大公報》娛樂報道內容和特征

朱紅
2019年11月28日10:59 | 來源:今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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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上海 200040 )

摘要:1860年天津開埠,到了20世紀30年代,天津成為了北方最重要的商業都市。繁榮的工商業直接推動著城市娛樂的發展。不斷壯大的天津娛樂業為天津的娛樂報道提供了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天津《大公報》是天津最知名的商業報紙,其中娛樂報道是《大公報》的重要內容之一 。本文以1926-1936年間天津《大公報》娛樂報道為研究對象,闡述了娛樂報道的報道內容、報道特征。

關鍵詞:民國﹔天津﹔《大公報》﹔娛樂報道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11-0000-02

1860年天津開埠,到了20世紀30年代,天津已經成為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貿中心,其繁華程度比之當時的上海有過之而無不及。西方的新式娛樂方式的傳入,它們給傳統的娛樂帶來了新鮮的氣息和注入了新的元素。休閑娛樂方式的變革既是中國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內容,也是城市文化生活的直觀展現。

一、社會背景

天津地處九河下稍,依靠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中國北方貿易轉運和商賈聚集的重鎮。1860年天津開放后,外國商船在短短數年間蜂擁而至。近代天津是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對內,南來北往的貿易繁忙﹔對外,進出口的輪船密集。昔日的海河兩岸,碼頭上貨物堆積如山,河面上商船萬國旗幟飄揚。到抗日戰爭前夕,這座曾經的帝都衛城,已經成為民國時期中國北方的貿易中心。

經濟的繁榮帶著城市的快速運轉,人們通過休閑娛樂來放鬆身心,豐富生活。 電影院裡每天放映著來自美國、歐洲電影。看電影也成為天津市民消閑娛樂的一種享受。在20世紀30年代,天津有超過40家電影院和40多家電影發行公司。

二、《大公報》的娛樂報道

(一) 告知類娛樂報道

告知類娛樂報道主要是娛樂活動和演出的消息或通知,以通訊與消息為主,瑣碎具體,語言精練准確,又不失風趣,擔負“告知”的功能,主要展示了京津地區日常的娛樂活動和表演,為讀者提供一份娛樂休閑的指南。

在1936年12月12日這一天,天津各大電影院放映影片的情況如下:

“春和:明星公司新制《夜會》,以女招待私生活為描寫對象,並加演‘中正飛機隊命名典禮’,有各要人講演及飛機表演雲。大光明:前在大光明院公映之《女王殉國》,備受國人歡迎”[1]。 面對各式各樣的城市娛樂活動,人們需要及時獲取演出信息。為此天津《大公報》開設“今日電影”、“游藝消息”、“每日菊訊”來告知各種娛樂演出信息,以平實的語言介紹演出節目、演員、地點和時間等內容滿足天津市民對娛樂信息的需求。

(二) 評論類娛樂報道

評論類報道,一針見血,對電影和戲劇等都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大公報》以“文人論政”而出名,社評是其的一大特色。其尖銳深刻的文風不僅僅體現在政治評論上,對娛樂業的評論也同樣有理有據,見解獨特。

除了“告知”外,“評論”是天津《大公報》娛樂報道的另一類內容。在這類內容中,影評和劇評佔比最多。1932年賣波林(今譯為卓別林)的新片《城市之光》在天津平安電影院開映,片中“充滿賣波林悲天憫人之思想與心理。雖劇情奇譎,賣氏演之,乃更覺親切,慘痛處,乃更覺深刻”。[2]這篇《城市之光》的影評,簡練深刻。 相比於“告知”中單一的信息,天津《大公報》在“評論”中,加入了更多的內容。“評論”注重傳播有態度、價值、意義的內容。

(三) 解讀類娛樂報道

除了“告知”和“評論”兩種常見報道外,“解讀”是第三類報道。這一類報道以系列報道為主,以某一主題為中心從各種方面與不同的視角進行持續報道,形成具有一定體系、深度的報道集合。

在《急景凋年中津市之游藝場》 對1934年的天津娛樂業做一個整體的回顧,對我們研究天津娛樂業的發展有著重要價值。天津最出名的大戲院是北洋和春和兩家,依靠著財力和經營,兩家戲院聘請荀慧生尚小雲馬連良譚富英等名角來津演出,營業頗佳。但其他戲院如南市的第一舞台、大舞台、華北戲院等都時演時停,經營困難。天津的電影院不溫不火。雜耍以歌舞樓最好。

這類報道內容詳實,論述深刻,多是系統,全面,有一定深度,用宏觀的視角,更全面更深刻地記錄和解讀天津娛樂業的發展,為讀者帶來娛樂業整體行業的深度報道和詳細解讀。

三、《大公報》娛樂報道的報道特征

(一) 面向平津,突出地域化

1913年后,天津為直隸省省會。1927年,民國政府遷往南京,南北政府對峙的局面基本結束。南京取代北京成為國家新的政治中心,國家的發展重心也轉移到南方。遷都,對天津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自首都搬遷到南方的南京之后,天津已經失去了過去重要的地位。

為了擴大銷量,《大公報》將目光轉向本地,娛樂報道的重心轉到平津地區,對北京的關注也超過其他城市,報道數量頗多,如 《舊都紙鳶競賽》(1931-4-6)、《舊都返老還童》(1931-3-28)、《舊都舞影》(1931-3-22)、《北平的電影院》(1933-10-3)、《秋節中之平津娛樂場》(1936-9-30)這些報道對昔日的皇城北京多稱“舊都”、“故都”,彌漫著一股懷古幽情的情感。

(二)視角尊重,不消費藝人

長期以來,藝人,戲子被視為“下九流”,他們雖然在舞台上風光無限,但社會處境卻不盡如人意。人們對於戲曲演員等藝人總是充滿鄙夷的,“吃開口飯的”成為給藝人和戲子的代稱。隨著電影、舞場等娛樂場所的出現,銀幕上的演員也成為人們新的談資。

作為嚴肅報紙,天津《大公報》具有新聞職業道德和人文關懷。天津《大公報》在報道時表現出報紙應有的品格和境界,對於藝人保持平等尊重的態度,堅持體察藝人,不消費藝人的私生活。

1934 年,著名電影演員阮林玉和張達民、唐季珊之間的感情糾葛,被上海小報大肆報道,一時成為上海弄堂裡的熱點話題。不少報紙用“棄舊戀新”“通

奸案發”“圖謀財產”等報道拿阮林玉的私生活大做文章,將阮林玉描寫成一個風流輕浮的女子。但天津《大公報》對於阮林玉的私生活沒有做出任何報道,更多是關注阮林玉的作品。阮林玉自殺前,天津《大公報》刊登的報道有3篇《神女評話》和1篇《神女偶談》等,除此之外並未涉及私生活。

(三)鼓勵投稿,約稿名人

對於娛樂報道的業務運營,天津《大公報》還採取“內外兼修”:一方面,充分使用“內腦”,重視本報館的編輯,令其充分發揮能力﹔另一方面,借用“外腦”,邀請專家學者撰稿,積極鼓勵讀者投稿。天津《大公報》娛樂報道憑借“內外兼修”的做法,獲得了大批出色的創作人員,形成了豐富優秀的內容資源。

天津《大公報》是華北地區最著名的報紙,憑借頗高的名氣,《大公報》吸引著非常多的讀者投稿。北京是《大公報》稿件的重要來源地。長期以來,北京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人才雲集。天津《大公報》充分利用地緣優勢,向北京的專家學者約稿,也希望北京的讀者多多投稿。“我們很願意北京的讀者也來合作,使北京的電影界方面也受到些影響,能夠改善。間接也是為北京的電影觀眾謀便利。我們是很誠懇的盼望著”。[3]

除了鼓勵普通讀者多多投稿,《大公報》還積極向各行業人士約稿。拍攝了中國第一部長故事片《閻瑞生》的任彭年導演,曾在《大公報》上發表過《我之電影觀》《電影漫話》等文章。在他看來,電影不僅僅是一種娛樂方式,更要有教育的意味,使人們在娛樂方面得到教育的啟示。

四、結語

1860年天津開埠,城市經濟的發展,新式生活方式的傳入,天津市民的娛樂生活也變得豐富多彩。本文以天津《大公報》娛樂報道為研究對象,闡述了娛樂報道有告知、評論、解讀三類,同時分析了其報道特征:面向平津,突出地域化﹔視角尊重,不消費藝人﹔鼓勵投稿,約稿名人。

參考文獻:

[1].心冷.今日電影[N].大公報,1936-12-12(10).

[2]絮絮.評城市之光[N].大公報,1932-02-04(5).

[3]心冷.請北京的讀者和本刊合作[N].大公報,1927-07-15(8).

(作者簡介:朱紅,女,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新聞理論研究。)

(責編:段佩伶(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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