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項目：深圳大學2018年研究生創新發展基金項目：“林則徐譯報的新聞編輯理念探究”（ PIDFP-RW2018004）。

（深圳大學 傳播學院，廣東 深圳 518060）

摘要：1939年林則徐到廣州禁煙期間為了“探訪夷情”組織翻譯了大量西方書報，在報紙方面的成果便是《澳門新聞紙》，這也是目前已知的我國第一份譯報。目前國內對《澳門新聞紙》的研究經歷從對譯報自身信息的考証，到對譯報報刊性質的探討，再到以理論解釋譯報發展與影響三個階段。未來的研究應注重新的史料的使用，加強《澳門新聞紙》對中國新聞事業啟蒙與影響的研究，採用跨學科的研究視角。

關鍵詞：澳門新聞紙﹔林則徐﹔譯報﹔研究評述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11-0000-04

《澳門新聞紙》是我國第一份譯報，其一經發現便引起了學界的重視，歷史學、新聞學和翻譯學等學者均相繼對它展開了研究。筆者查閱近幾十年來的相關研究發現，幾十年來各學科學者對《澳門新聞紙》的研究不斷豐富，研究廣度與深度不斷加強，本文擬通過對過往研究進行綜述，以期展現我國幾十年研究《澳門新聞紙》的面貌，也為未來研究提供借鑒。

一、林則徐譯報及后世之研究

1839年，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期間，為了“探訪夷情”，組織命人翻譯西方報刊，這便是目前已知的我國第一份譯報《澳門新聞紙》。這些譯報的原文早已遺失，只是在林則徐致怡良的信及后人的零星言談中略有記載。根據寧樹藩考証，最早論及林則徐譯報活動的是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但其記載多不准確[1]。

林則徐譯報的本真面目，直到上個世紀50年代才在南京圖書館中被發現。但其也僅是林則徐譯報的抄校版本，並非原文，因其封面印有“澳門新聞紙”，故得名。現存的《澳門新聞紙》共6冊，包含文章177則（學界對其篇數的說法不一，此處採取蘇精的考証結果，他將原文和譯文比較后發現，《澳門新聞紙》中有177篇），時間從1838年7月16日（蘇精對譯報英文原文進行考証后發現第一篇譯自1839年7月16日的《廣州紀事報》，此處日期屬於誤記）到最后一篇為1840年11月7日。

相比於《澳門新聞紙》，《澳門月報》更為人們所熟知，《澳門月報》存於魏源《海國圖志》第八十一至八十二卷。《澳門新聞紙》出現后，學者將二者比對后發現《澳門月報》的內容是在《澳門新聞紙》的基礎上加工選編的，《澳門新聞紙》繁蕪、粗糙, 連通達也未完全做到, 《澳門月報》簡潔、凝練, 字數減少一半還不止, 而意旨表達得更為清楚，[1]含有中國人的政治立場和民族意識。[2]

目前對《澳門新聞紙》和《澳門月報》最重要的研究是陳原的《林則徐譯書》和林永俁的《論林則徐組織的繹譯工作》兩篇論文，以及參考了陳、林二文而編寫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3]。對於《澳門新聞紙》的研究則集中在新聞學、歷史學、翻譯學。早期以歷史學研究為主，注重對其翻譯情況的考訂。后期的研究，歷史學研究逐漸由將《澳門新聞紙》視為研究對象轉為將其作為鴉片戰爭研究或林則徐開眼看世界的史料來用。而新聞學者則不斷開闊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包括對其新聞編輯內容的研究、報刊性質的探討。在研究視角上也逐漸將譯報置於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中，而不再僅僅探討報紙本身。

台灣學者蘇精著《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是首部研究《澳門新聞紙》的專著，是一本史料匯編。蘇精將原文與譯文、以及四位譯者的信息考訂出來，填補了當時不少研究的錯誤之處。通過對其原文和譯文考訂后發現，《澳門新聞紙》的底本有《廣州新聞紙》、《廣州紀事報》、《新加坡自由報》，其中譯自《廣州新聞報》者141則、譯自《廣州紀事報》者21則、譯自《新加坡自由報》者15則。而其他原文中標注的來自蘭頓、孟買的新聞，是由於當時全球各地報紙間大量轉載的做法所致。[2]這糾正了前人研究中所指的其他少數翻譯自“孟買新聞紙”、“蘭頓新聞紙”[1]的說法。

二、主要研究成果

早期對《澳門新聞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歷史學界，較為零星，研究內容主要是還原了譯報的基本翻譯過程，注重譯報對林則徐開眼看世界的影響，過於散漫。到了新世紀更是零星，研究者寥寥無幾。2010年以后，新聞學者開始加入對《澳門新聞紙》的研究，使得其又重新煥發了生機。新聞學者更加注重從報刊史的角度研究譯報，對譯報的性質，編輯策略以及它作為我國第一份譯報在報刊史上的地位等多方面進行討論。

1. 《澳門新聞紙》的翻譯情況

王海，陳彩雲基於贊助理論的視角，指出《澳門新聞紙》的翻譯班子在譯文選題和翻譯策略上深受贊助人林則徐意識形態的影響，譯員們在不可分型贊助人林則徐的贊助下翻譯外國報紙, 這決定了《澳門新聞紙》的翻譯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異化翻譯的實踐。[4]在內容的選擇上，其中心內容是有關禁煙、抗英斗爭的各種新聞報道和評論。歐陽明思將其確定為貿易類(72則）、軍事類（49則）、政治外交類（24則）、對中國的評價（8則）、趣聞軼事類（22則）5個主題[5]。這些內容的選擇都和林則徐當時在廣州的禁煙活動密切相關。但是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分歧：

（1）《澳門新聞紙》的讀者：林則徐是其首要讀者，除此之外根據林則徐書信等可知，譯報曾抄送給鄧廷楨、怡良等為數至少的幾位大員，還有數條曾抄報皇帝（《海國圖志》，《澳門月報》下標注“中有四條曾附奏進呈”，林則徐至怡良的信中曾商議是否將翻譯新聞紙中六封信件奏上道光皇帝，隨后在“責令澳門葡人驅逐英人情形片（附抄譯信六）”，其中有兩則為現存《澳門新聞紙》中的內容），抄送皇帝的數量各方說法不一，但是一些學者認為皇帝是《澳門新聞紙》的主要讀者這一說法明顯錯誤。一些新聞通史的著作指出其抄錄對象包括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海關監督和軍方。[6]但這方面的証據略顯單薄，沒有確切的史料証明。

（2）關於譯報的翻譯班底，目前學界較為公認的是吳永俁的說法，翻譯班底為分別為亞孟、袁德輝，亞林（音譯為林阿適）、梁進德[7]。蘇精根據伯駕對這四個譯者以及其他外文資料進一步完善了這些譯者的信息。此外，薛桂芬、陳曉明指出林則徐曾致函怡良推薦翻譯人才雲: “聞有陳耀祖者, 閩人而家於粵。現在京中廈門事即其所譯。現在帶來,祈留意。切切。”[7]故此，陳耀祖也應在翻譯者之列，但是陳耀祖究竟是何人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參加當時的翻譯工作的還有一些外國傳教士和商人[8]。這些翻譯班底在整個譯報的內容選擇受林則徐的影響，但是這些文章具體如何選擇，也就是譯報的工作流程，藩寧樹、馮祖貽、蘇精、歐陽明思等學者都做了假設性探討，但是目前沒有確實的結論。

（3）此外，對《澳門新聞紙》內容的研究還包括其中的“夾注”、“批閱”，馮祖貽指出夾注應為譯者所為，六段的批閱者已可判定為林則徐，還有四段無法確定出自誰手。[8]蘇精也對這些批注提出了質疑，他指出至少有兩條並不是出自林則徐之手。[2]而蘇精提出質疑的一篇正是馮祖貽認為是林則徐批閱的。

（4）譯報名字的由來：寧樹藩認為尚無材料可以証明當時譯報有一個固定名稱即“澳門新聞紙”，其名字是后人整理成冊時加上去的，它只是一種譯報材料集的名稱，而不是報名刊名。[1]陳鎬汶同意此觀點，認為是鄧氏后人在整理時加上去的，並推測《澳門月報》的名字為林魏二人交談時提及的。[9]而吳永俁根據魏源在《海國圖志》中的夾語“附澳門月報，即所謂新聞紙”，指出“澳門月報”即“澳門新聞紙”，“澳門月報”、“新聞紙”均指報紙，由於“澳門新聞紙”抄本按月裝訂成冊，因此也稱為“澳門月報”。[7]

2.《澳門新聞紙》的編譯定位

近期，一些研究者從新聞編輯的角度對《澳門新聞紙》的內容展開了研究。主要探究其中體現的現代新聞的特點。

林玉鳳對《澳門新聞紙》中內容性質進行了分類，指出其更加注重消息性的內容（116則），現存的譯本中約有六成半內容屬於消息的翻譯，評論性質的（60則）則佔近三成半。從各種消息的主體來看，更加注重與林則徐的禁煙活動相關的報道。評論性質的內容，大部分直接與鴉片貿易引起的中英沖突有關。[3]

歐陽明思對《澳門新聞紙》的原文和譯文做對照，指出《澳門新聞紙》消息的謀篇布局近似現代新聞，具有導語、倒金字塔結構消息主體、順序式結構消息﹔在新聞寫作的用語策略方面，交代新聞來源、使用數據、引用以增加可信度，使用預設暗藏觀點，模糊語義使報道靈活可讀、合理使用人稱指示表明立場、新舊信息結合有效傳遞事實。[5]

3.澳門新聞紙的性質

關於《澳門新聞紙》是不是報紙的爭論從上個世紀已經開始，至今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其爭論的焦點主要在當時譯報是否公開出版，以及林則徐對《澳門新聞紙》的認識兩個方面。

持有“報刊觀”的學者陳鎬汶指出《澳門新聞紙》在小范圍內“連續結集”、“連續傳播”，因此其“乃譯外報編撰參考消息之雛型”[9]。朱建華認為《澳門新聞紙》是中國創辦的第一份官方報紙，受中國古代報紙傳統思想的影響，它又是一份帶有參考資料性質的內部報刊，並由此推斷出林則徐是“中國近代第一報人”。[10]許新平指出林則徐不僅是我國第一個重視報刊作用的人，率先看到了新聞紙的參考價值，同時他對報刊的態度是：不可全信又不可不信，對報刊特點的認識是把新聞視為情報。[11]

與之相反，寧樹藩、方漢奇指出由於《澳門新聞紙》主要是給林則徐自己看，並且沒有消息傳播的任務，因此並不能說是報紙，也非刊物。丁金琳指出《澳門新聞紙》只是外報的譯文匯編，屬參考資料性質，不是正式出版物，更不是定期刊物。[12]

黃旦則指出“情報紙”觀把林則徐利用報刊的目的和他對報刊的看法混在了一起，“探訪夷情”隻能說明“為何要譯”，是整個翻譯活動的出發點，而不惟獨指譯報。黃旦從林則徐對“夷人刊印之新聞紙”性質的判斷:“即內地之塘報也”，指出林則徐譯報的意義在於“譯” , 並不在於“報”。他的報刊觀念與同時代的人並無實質區別，林則徐不具有近代報刊思想。[13]並進一步從“媒介就是知識”的視角指出林則徐是在“邸報”的框架內認識“新聞紙“的。[14]

對於林則徐為何不辦報的討論近年來有了新的觀點。過往學界多採用方漢奇的觀點，林則徐只是“發揮報刊傳播信息的功能和輿論的功能來推動自己的事業，只是以情報的觀點來利用報刊”[15]。黃旦指出方漢齊的觀點混淆了對報刊的使用和對報刊的認識，林則徐未辦報的原因是其對報刊的認識和當時的社會環境都不允許他辦報。[16]林玉鳳結合林則徐給奕山的信指出林則徐的譯報思想主要是來自他對當時澳門社會現象的認識。沒有辦報的原因在於他將報刊視為“塘報”，“澳門新聞紙”並非國人自辦報刊的雛形，而是國人認為自己沒有必要仿效外報自行辦報的國人報刊觀念的一個例証。[3]

4《澳門新聞紙》的影響

（1）林則徐開眼看世界

最早，歷史學者從《澳門新聞紙》的內容來分析新聞紙對林則徐的影響，將譯書譯報活動作為林則徐開眼看世界的重要証明，在此方面研究最為翔實的是陳勝磷，他指出林則徐翻譯《澳門新聞紙》從“探訪夷情”開始，收到了放眼全球之效，進一步促進了他開眼看世界，邁向開展近代外交與建設近代國防的步伐。[17]

傳播學者卞冬磊則從傳播網絡的視角考察譯報的作用，相比於書籍，報刊作為一種新的媒介提供的是一種動態的知識形態，林則徐主持翻譯《澳門新聞紙》的歷史意義在於“開眼看世界——以一種整體性的‘外部視角’審‘世界關系中的中國’。”“從新聞紙觀察‘世界’與‘國家’，實質上也是尋找‘他者’、進而發現‘自我’的過程。”[18]林則徐譯報接入一個正在形成的全球信息網，參與塑造了林則徐對鴉片的處理方式和對世界的新認知。[19]

周小伶則從輿論的視角考察，指出林則徐在譯報活動中初步形成了我國第一代報人“民心可用”的新聞輿論思想，並與義律進行了輿論博弈。[20]

（2）對后世譯報辦報的影響

探究林則徐譯報活動對后世譯報、辦報的影響，其實是在確定《澳門新聞紙》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上的地位。梳理有關學者在這方面的討論，我們發現林則徐譯報對后世產生的影響主要有三種：

其一開了近代官方譯報的先例。卞冬磊指出在林則徐之后，有少數沿海官員延續了他的做法（譯報）。雖然這時的利用還只是“實用主義的層面”，但是卻一直在清朝地方官員內部持續，由此才形成我國早期官方譯報。[19]

其二，由《澳門新聞紙》整理成的《澳門月報》收錄於魏源的《海國圖志》，影響當時國人對西方的認知，通過報紙達到“師夷”，這是思想觀念上的影響﹔歷史學的一些研究指出了林則徐對最早翻譯“夷書”的一批知識分子，如魏源、徐繼畬、梁廷楠等人思想的影響。尤其是魏源直接繼承和發展了林則徐的譯報思想。

第三則是林則徐對報刊的認知，對報刊的使用，影響了中國近代早期報人的辦報、譯報理念。尤其是維新派，其辦報目的是為了“擴見聞而開風氣”，其繼承了林則徐的譯報做法，翻譯了大量的西方情況、西方新聞。

王海指出以《澳門新聞紙》為開端的早期譯報活動把外國傳教士在華創辦近代報紙的理念和方法吸收到中國報刊發展中來, 盡管它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報紙,但譯報借鑒了西方的報紙理念並客觀上推動了國人自主辦報的高潮。[21]

三、結語與討論

林則徐譯報處於外國人在華辦報與國人自主辦報中間，是中國報刊史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一方面它是中國人接觸“報紙”之一新的媒介的反映，另一方面它也影響了之后的國人自主辦報。近幾年對《澳門新聞紙》的研究，由歷史學轉向了新聞學，一些傳播學者也開始加入。從目前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澳門新聞紙》的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從對譯報自身信息的考証，到對譯報報刊性質的探討，再到以理論解釋譯報發展與影響。《林則徐看見的世界》一書的出版，彌補了之前原文史料缺失的不足，為《澳門新聞紙》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尤其是在原文、譯文的比較研究方面。

當下的一些研究仍存在一些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一）目前對《澳門新聞紙》的研究輕史實重闡釋。隨著研究視角的多樣化，不少學者從媒介、輿論等多方面去討論《澳門新聞紙》，但是對《澳門新聞紙》本身的歷史信息的考察卻沒有了。一些學者在論証自身觀點時直接引用一些存在爭議或者前人已經糾正過的歷史信息上。史實、史料是研究的基礎，隻有將《澳門新聞紙》的歷史信息考訂清楚了，才有利於后面的研究。

（二）研究的斷裂性與碎片化。目前的研究經歷了從對基本信息的考証到對報刊性質的探討，再到以理論解釋譯報這樣一個階段。但是學者之間的研究往往沒有關聯，研究之間沒有呼應。同時缺乏系統研究的專家，缺少權威性的研究，這就導致關於《澳門新聞紙》的研究有很多矛盾之處卻沒有定論。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注意的是：

一是譯報歷史信息的完善需要新的史料的補充。這一方面需要我們利用新出版的《澳門新聞紙》原文與譯文，進行二者的比較研究，另一方面需要挖掘新的史料，除了林則徐的相關書信，其他人關於《澳門新聞紙》的記載、以及海外傳教士的相關記載同樣值得我們注意。比如楊國楨發現徐繼畬的《瀛環志略》中有兩處引用了《澳門新聞紙》的內容，而查閱林則徐與徐繼畬之間的往來書信並沒有相關記載，二人在道光三十年（1950）年有會見，[22]那麼是林則徐將《澳門新聞紙》交於徐繼畬，還是《澳門新聞紙》的內容在當時已經流傳出去了？這對我們研究《澳門新聞紙》的影響有一定的意義。但是目前研究中這些史料都沒有被利用起來。

二是注重《澳門新聞紙》對中國新聞事業的啟蒙地位，及影響方面的研究。目前對《澳門新聞紙》的影響研究還多是論及他對后人譯報、辦報的影響，缺乏媒介社會學的視角。未來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包括加強對《澳門新聞紙》傳播、翻譯情況的研究，譯報作為一種新的媒介形式如何與個人，尤其是林則徐發生關系，產生影響的，這些問題搞清楚了，才能進一步確定《澳門新聞紙》的性質和在我國報刊史上的地位。

三是採用跨學科的研究視角，目前研究的斷裂性產生的原因之一史早期歷史學者的研究和當下新聞學者研究的分裂。未來《澳門新聞紙》的研究朝向新聞學、傳播學的趨勢發展，但是需要結合歷史學、翻譯學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實現跨學科的結合，才能使得未來的研究有更為深刻的突破。

參考文獻：

 

（作者簡介：陳亞杰，女，深圳大學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新聞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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