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懷四方志，偏向邊地行。 新聞工作者要到條件艱苦的偏遠地區接受鍛煉、增長才干。那裡更需要新聞人的一份力量。

在今年5月之前，我從未想到，自己會與一個離北京2000多公裡、海拔4000多米、藏族人口佔97.5%以上，名字叫“囊謙”的地方結緣。

在報社的一次黨員大會上，光明日報總編輯張政說，鼓勵青年記者編輯到基層一線，尤其是到偏遠落后地區，接受鍛煉、增長才干。我把這話記在了心裡，當看到報社需要一名到囊謙縣的挂職干部時，毫不猶豫報了名。

5月10日，在轉乘兩班飛機，又坐了兩個小時汽車后，我第一次踏上了囊謙的土地。縣裡領導聽說我在報社從事採編工作，充滿著期待，一再跟我說：“對囊謙來說，宣傳報道比項目、資金還重要！”

那就擼起袖子加油干吧！躊躇滿志的我，很快就發現，要想在這塊土地上跑新聞，要克服的難題還真多。

高原缺氧，囊謙縣平均海拔4000米，好幾個鄉鎮的海拔超過4500米，平原過去的人走路都困難。語言不通，全縣藏族人口超過97.5%，除了黨員干部能夠藏漢雙語交流外，農牧群眾隻會用藏語交流。地廣人稀、居住分散，囊謙縣東西最長157.5公裡，南北最寬130.5公裡，總面積1.2萬平方公裡，人口卻隻有12萬多。下次鄉要跑上一整天，到地方才發現一個村社就7戶人。

那也得干啊！到達囊謙的第二天，我就開始熟悉情況、找選題採訪。一周后，在報社扶貧辦的協助溝通下，經報社同意，“走筆囊謙——來自脫貧攻堅一線的報道”正式開欄。

聽說要開欄，不少同事都替我捏了一把汗。一個地處偏遠的貧困縣，能有多少可報道的新聞？要知道，當地政府部門人手緊張，一個局也就三五個人，根本沒有精力去准備文字材料，更不可能主動提供新聞素材。

怎麼辦呢？我採用了最笨也是最有效的辦法：下鄉。我利用跟縣領導同在一個食堂吃飯的機會，打聽哪個領導下鄉，就跳上車主動跟著去。

不到兩個月，我就跑遍了囊謙的九鄉一鎮。小半年的時間，我基本跑遍了全縣的69個行政村。微信通訊錄裡，囊謙的好友越來越多。我與縣領導，鄉鎮、村社干部，合作社帶頭人、返鄉創業大學生、農民致富能手都成了好朋友，這為我積累了大量的報道素材。

在海拔4000多米的草山上，尚杰（右）採訪採挖虫草的群眾。

苟懷四方志，偏向邊地行。新聞工作者應該到條件艱苦的偏遠地區接受鍛煉、增長才干。那裡更需要新聞人的一份力量。為了做好報道，我爬上4800多米高的草山，實地跟隨農牧民挖虫草，一天下來腿都不聽使喚﹔我冒著大雨，在泥濘道路奔波60余公裡，趕到娘拉鄉的小學採訪控輟保學勸返的小學生﹔我背著被褥，趕到縣城最北邊的班多村，在農牧民家裡與他們促膝長談，了解到他們最真實的心聲……截至今年10月底，已經有17篇報道見報，另外有多篇作品在微博、微信、客戶端新媒體平台刊發。

連續不斷的報道，讓囊謙得到越來越多的社會關注。但我清楚，這僅僅是一個開端，在今后的工作中，隻有持續踐行“四力”，把基層最鮮活的實踐、最突出的事跡反映出來，寫出真正“沾泥土、帶露珠”的稿件，才能讓“走筆囊謙——來自脫貧攻堅一線的報道”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更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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