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天津大學教授青木信夫。攝影/於凱

人民網成都12月15日電  2019中日韓名記者對話會今日上午在成都召開，此次對話會以“邁向新時代的中日韓文化合作”為主題，邀請中日韓三國媒體界、文化界的領導和代表與會。

日本學者、天津大學教授青木信夫在會上作主旨演講，以下是演講全文：

我是天津大學的青木信夫，在這樣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論壇上，給我一個主旨講演的機會，我感到非常的榮幸，另外對於人民日報社李先生和相關的各位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今天我要介紹一下我在中國從事文化遺產保護的思路，鑽研的歷程。成都對於我來說，其實我學生時代就喜歡讀《三國志》，成都經常出場，而且這也是我第一次啟動在中國的研究項目的一個地方，和成都非常有緣。20年前，1999年的時候，當時日本豐田財團資助我到訪成都知名學府西南交大，另外當時我所在的慶英大學開啟了一個國際合作的項目，它的名字叫構建中國歷史文化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相關的環境模式，這是響應西部大開發計劃的一個方案。

另外，對於日中兩國，我們通過兩年的時間探討開發和文化遺產保護，意義還是巨大的。我從事中國遺產保護工作，其實是因為1985年的時候，東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有一個國際合作項目，當時是關注東亞地區的沿海城市的建筑歷史調查，我其實當時還是一個研究生，我參加了這個調查。當時這個項目僅僅是立足於歷史研究，讓我覺得挺遺憾的，我們知道從東亞這樣一個廣域的視角來研究建筑和城市的成立過程，而且探求一個全球化的歷史，這一點挺吸引人的。

但是，它的結論就是僅限於各個建筑群的個體的保護，沒有落實到實踐當中，這種遺憾在我心中越來越強烈。后來1996年的時候，我在東大獲得博士學位之后，為了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城市的保護，就在清華大學做了訪問學者。其實，我和剛才作講演的單先生有一段難忘的回憶。因為當時我為了調查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走訪了北京的國家文物局，當時單先生特別熱情的接待我，他是時任北京市文物局長，而且當時送給我的禮物，我現在還留著，珍藏到今天。后來單先生當上了國家文物局的局長，而且還大顯身手，出任故宮博物院的院長，在文化遺產保護的最前線、最前沿作了非常多的貢獻。而且我本人在中國開展各項研究活動當中，也得到了單先生非常多的幫助。單先生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貴人，尤其是最近在20世紀遺產委員會當中，也給了我很多的指導。在清華大學研究活動之后，我到了慶英大學，在那裡開始致力於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的探索，之后才有了最開始講演當中我提到的成都的一個項目，在這一過程當中，我切身感受到了在當地開展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重要性，后來2006年的時候，我就接受了天津大學的邀請，攜家眷一起來到中國，之后13年過去了，如果加上一開始在成都的那兩年，就長達15年了。

我來天津大學其實有三個目的，第一是建立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第二是致力於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工作﹔第三是教育，要培養那些擔當文化遺產保護的專家。在這個研究中心成立當中，我們籌備了兩年，后來2008年的時候，大學批准我們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國際研究中心成立，而且校長任命我做首任主任。顧名思義，我們這個中心是以國際標准，以國際合作為手段，保護中國的文化遺產。大家一提國際這個詞，好象其實不是太新鮮。但是，大家知道文化事業，它是跟每一個國家的獨特性有很深的關系，因此，文化事業的國際合作在今天也是一個新的課題。但是，今天天津大學與東大、與巴黎第一大學、米蘭理工大學都簽訂了學術交流協議。另外，與學者的個人層面，我們還跟教科文、UCL、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等都開展了日常的交流。我切身體會到一點，海外的專家對於中國的文化保護、文化遺產保護非常的關注，而且我們這裡已經成為一個縮影，就是本土的問題直接成為國際問題，這也反映了一個時代。而且通常大家認為文化遺產的保護，不就是修理、修復這些物理性的嗎？但是實際上你不能忽略，它是一個活著的遺產，這就是所謂的遺產傳統的觀點。這種轉型其實是全球的一個共識性的問題。那麼，在這個潮流當中，國際合作就顯得特別的重要了。因此，我們就開始在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當中引入了國際觀點，這是一個轉折點，這非常重要，這就是積極申請收錄到世界文化遺產目錄當中的一個轉型。

單先生正好在前線指導這件事情，引領這件事情，申請成功的話，要滿足一個條件，就是世界遺產公約當中的一個履行工作方針當中，至少一個以上收錄標准你必須符合它，同時要符合真實性、完整性，並且以國內立法的形式來確定一個適當的保護管理體制。時間關系，我就不詳細和大家說了。但是，不管怎麼說，在中國的申遺過程中，符合國際標准這個方面有了非常大的轉變，波及效果非常大。日本叫做國家指定重要文化遺產，這種相同的概念，中國的重要文物、保護單位也開始適用這些，而且其他的文物也慢慢的開始沿用這種模式。另外，我想講一個，我來天津大學第二個目的，就是立足於實踐，我介紹一下我做的項目。

我赴任后不久就著手絲綢之路上的麥積山石窟的一個項目。大家知道它的名字從哪來的嗎？是和“麥垛”很像，因此有了這樣一個名字。它和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雲岡石窟、洛陽的龍門石窟並稱中國的四大石窟。4世紀的時候就開始建造了，現在留下194個石窟，內部還保存著三尊阿彌陀佛的像等眾多的佛像，還有彩色的人物塑像。我們知道歐亞大陸中西交流是絲綢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而且因為這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名錄遺產當中第一批就收錄了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相關遺跡33件。2014年麥積山石窟，包括它在內的名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也收錄到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當中。我們知道這是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和其他國家共享，無邊界的世界遺產，這是第一次。其實不單單對中國，對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來說也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亞洲沒有邊界的世界遺產隻有蒙古和俄羅斯的世界自然遺產烏布蘇湖盆地，我們知道這個沒有邊界的世界遺產的意義非常重大，因為它不單單是地理上、物理上，而且與他國共享，在這一點上非常重大，也就是人類應該具有的一個顯著的普遍價值，這是具有象征性的。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天津的大沽造船廠的一個研究項目。我們知道它是國家社會科學重大資金的一個研究項目，它研究的是城市現代化和產業保護當中的一個系統性的研究。天津是中國工業革命的一個主要的發源地，和上海一樣，有這樣的性質。造船廠，顧名思義，不就是造船的地方嘛，其實它又是人類集體生活、活動的一個飄洋過海的城市，它有各種各樣的要素都雲集其中，比如說機械、金屬、化學、電器、建筑，不同的領域都集約在裡面，特別的廣泛，當時它和今天的宇宙飛船一樣，集中了各種各樣的尖端的技術，就是一個綜合的機械廠，也就是說，它匯集了歐洲先進的工業技術，是代表工業革命的一個遺產。但是有一點和日本不同的，中國的造船廠處處投下了列強的影子。我們怎麼評價它，怎麼傳給后代呢？而且日本明治時期的產業革命遺產捷足先登，先收錄到一個世界遺產當中，日中之間的關聯也非常值得關注，不單單來自歐美的影響，還有來自東亞國家之間的影響。

我講第三個做的事情，就是山西省祁縣的一個縣城保護項目。這個項目，法國開發部投入了大量的資金，而且我們今后也在繼續對該項目進行一個設計，我們知道這個事業的成敗非常的重要。法國政府因為投了很多錢也非常關注，而且也成為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一個試金石。我們知道，它是北魏時期建成的一個城郭，十字交叉的街道為中心，縱橫交錯著32條街道，而且保存得非常好。街道、民居、商店、寺廟都保存了非常好的明清時期的影子，具有非常有歷史意義的研究價值。但是建筑物本身的老化非常的嚴重，我們現在急切需要保護它。現在總體的規劃已經完成了，而我們主要負責景觀設計，還有基礎設施建設，現在也接近了尾聲。

我剛才介紹三個項目的事情，核心點是什麼呢？共同合作，基於單一價值觀的努力，它是有局限的，但是談到合作，其實也有很多難的事情，我每天也切身體會到這一點。近些年中國有很多協同創新中心，我是這樣理解這個詞的，我認為創新是通過合作才能實現的，你要想實現破壞性的、革命性的創新，就必須通過協同與合作，而且我的經驗也告訴我是這一點，隻有在實踐領域與國際合作，才能夠加深理解，實現更高層級的一個妥協和合作。另外，我要講的第三個赴任的目的，也就是培養人才。我們知道，你不能光靠口號，光靠口號，那就是畫餅充飢，隻有實踐才能夠解決各種問題。特別重要的，也就是你要培養那些專家，讓他們真正的負責，擔負起來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但是，以前的教育體系已經不能夠跟上新的時代了，我們必須要打造跨學科的、橫斷性的一個綜合的教育體系，才能實現與時俱進。天津大學意識到這一點，而且完善了一個理論結合實踐的並舉式的教育體系，每年也都有提升。我們中心也獲批了很多的東西，比如天津直轄市的重點研究基地。另外還是一個智庫，給政府可以有很多的建言獻策，我們知道產官學的合作可以實現協同效應的。另外，2018年的時候，上海社會科學院進行了一個研究機構的評估，在文化類當中，我們的研究中心入選全國前十名。以上是我介紹的我此前在中國從事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一些事情，而且我也介紹一下我個人的情況，因為我做的這些事，也得到了認可，媒體各位也報道了很多。因此，我獲得了今年的中國政府友誼獎。我的這些成就離不開在場的各位，因此我借此機會表示我衷心的感激之情。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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