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余年》:以現代價值觀"入侵"歷史

2019年年末臨近,正當忙碌一年的人們開始感嘆“逝者如斯夫”時,網劇《慶余年》(導演:孫皓﹔編劇:王倦﹔小說原著:貓膩﹔主演:張若昀、李沁、陳道明、吳剛等)的播出,將人們的思緒引向了更遠的過去與未來,並帶領他們經歷了一場關於抉擇與改變的冒險之旅。光是“慶余年”三個字就足以給無暇思考自身的人心頭一擊。它不是詼諧搞怪的角色人名,而是實實在在的主題表達。對生命的渴求與希望,都包含在“慶余年”這三個字裡面。
當然,《慶余年》之所以熱播絕不隻在於主題的深刻,更在於其品質上的“情採”賦予觀眾的體驗感。用時髦的話來說,這部劇“有趣又有料”。
“情採”的概念見於古典文論《文心雕龍》,作者劉勰提出“為情而造文”。“情”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詞,它不僅包括人的情感,還包含“情志”的涵義,指作品中所蘊含的思想內容或價值觀。
在情感層面,《慶余年》的創作者並不僅僅滿足於講述一個簡單的跨越時空的愛戀故事,而是力求展現生活中的各種情感。如主角范閑與古代人的師生情、愛情、友情、親情等等,這些情感展現了生活的復雜性,使得故事的假定情境具備了真實感。難能可貴的是,劇中的“情”還上升到“情志”的層面,第一集開場戲就通過大學生張慶的講述,為故事確定了較高的立意:“這個故事的真正意義是:珍惜現在,為美好而活”。“現代思想與古代制度的碰撞”的故事內容,本質上就是價值觀的碰撞與交鋒。《慶余年》中這種價值觀的沖突成為推動情節的最大動力,主角范閑是一個有著大情懷的小人物,他秉持著“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為自己而活”“人人平等”的自我意識和現代觀念,與古代制度下的壓迫與不平相抗爭。立意和價值觀的表達,決定了一部作品的高度。反觀市場有太多的網絡劇,卻因立意不高、價值觀單一甚至野蠻而折戟沉沙。
《慶余年》的有趣有料不僅在於情感豐富、立意高遠,還在於其充分發揮了視聽手段的表現力,為觀眾奉上了一場豐盛的視聽盛宴。通過聲音、色彩、畫面來表情達意是影視藝術的基礎性功能。影視劇的畫面和聲音在包裹情感與意義的同時,還會在視聽上形成一種美學特質,就如同文章的文採,這便是影視藝術的“採”,它對於影視劇的情境營造、“情”的傳達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情”無“採”,作品必將流於說教,讓人覺得索然無味。一部影視作品隻有“情採兼備”,才能給人以美的享受,又啟發人深刻的思考。《慶余年》就是一部煥發視聽之“採”的作品。片中的場景、道具、服裝美輪美奐,極具歷史感,這些為觀眾進入假定情境的真實體驗奠定了基礎﹔攝影機拍攝時角度多變,多採用運動鏡頭,畫面的動感較強﹔布光層次分明,人物造型感突出﹔其中追逐戲、武打戲的動作設計和鏡頭表現非常具有沖擊力。還有老戲骨、青年演員、小演員的精湛演繹,以及精心制作和設計的聲音,這些因素綜合起來賦予了這部網劇非常強的“電影感”,觀眾在體驗視覺美感的同時,又能如臨其境,如歷其事。
作為一部注重觀眾體驗的網生劇,《慶余年》糅合了穿越、科幻、懸疑、武俠、權謀、喜劇等元素,為網劇的創作設立了一個標杆。但是細觀其細節,依然有很多不足之處。如編劇利用現代與古代的觀念或語言差異制造幽默效果,但一些諧音梗不免讓人覺得不甚高級、不夠巧妙。再如主人公范閑的人設是具有現代先進觀念、三觀很正,但其文才的展現方式是寫了一本驚世駭俗的小說《紅樓》,還有在斗詩會上原樣抄寫了杜甫的《登高》全詩。雖然劇中其他人物生活在早於曹雪芹和杜甫的年代,觀眾可以理解他們的錯愕與驚嘆,但是對擁有現代觀念的主人公來說,如此“肆無忌憚”地踐踏他人的知識產權,顯然不能邏輯自洽。又如,也許是因為背后有個龐大的改編計劃,第一季播放過半,關鍵情節還沒出現,一直在為后面的劇情作鋪墊、交代人物,對於沒有讀過原著的觀眾來說,顯得過於冗長,進展緩慢。
《慶余年》第一季還未全部播完,現在給它下定論還為時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它通過煥發情採,已將大部分觀眾引入到一種別樣的體驗情境之中,它已邁出成功的第一步。通過這部劇,我們可以看出一部“爆款”網絡劇的特質:有趣有料,有情有採。“有趣”不代表一味迎合觀眾,靠低俗搞笑博取眼球。“有料”則是指通過絢美奪目的視聽之“採”,表達豐富真實的情感及具有時代精神的價值觀。
《慶余年》未完,不管對於劇中人還是觀眾來說,未知依然很多,冒險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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