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摘要：國內關於近代報刊的研究由來已久，且多從其文本內容方面出發。《時務報》是近代國人自辦的第一份報紙，是中國近代報刊的代表。本文對2006-2017年《時務報》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發現這一時期近代報刊的研究不僅注重報刊的文本內容和經營管理本身，更深入挖掘了其背后反映的歷史文化和當時的社會傳播狀況，超越了文本層面的探究。對《時務報》的研究豐富了近代報刊研究成果，但存在缺乏對政論文章本身和外文報譯的內容分析（包括內容題材和風格）和傳播效果分析等研究空白點和可拓展的空間。

關鍵詞：《時務報》﹔內容﹔發行﹔文化﹔傳播

《時務報》由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等人於1896年創辦，后因多方介入及報刊內部紛爭而衰落，1898年停刊，共出69期，是維新變法時期維新派的重要宣傳陣地。其內容多為外文譯文和政論，促進了當時啟蒙思想的傳播，對維新變法和晚清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

《時務報》的相關研究成果豐碩，2006年，學者方慧琪[1]曾對此前的研究文獻做了綜述，從內容、創辦者和傳播效果等方面對研究成果進行了詳盡歸納。十余年來，有關《時務報》研究的文獻數量持續增加，分析視角和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樣。2006-2017年期間發表的《時務報》研究相關的論文顯示了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新方向，是新時期我國近代報刊研究的縮影。

一、《時務報》研究現狀

2006-2017年發表的關於《時務報》的研究成果中，除了涉及文本內容研究包含題材和體裁，更多地集中在報刊經營、社會影響、歷史文化等視角，其中報刊經營研究涉及創辦與人物、經營與發行等方面﹔社會傳播研究包含公共領域、官方話語、傳播效果等方面﹔歷史文化研究包含派系紛爭、歷史意義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涉及文本分析法、比較分析法、跨學科研究等方法。

二、《時務報》的文本內容研究

《時務報》的內容多為外文譯文和政論文。2006-2017年關於《時務報》的文本內容研究主要集中在題材和體裁兩方面，題材方面主要是靜態的研究，就某一具體題材進行分析﹔體裁方面的研究為動態的變化過程，多討論風格變化或兩個不同的報刊風格對比。

（一）內容題材

《時務報》的題材主要是其刊登的外文報譯和論說所涉及的領域。通過回溯69期的英文報譯，劉震[2]從欄目內容分析了其歷史作用。朱京偉[3]從語言學的視角對《時務報》的日文報譯進行文本分析，考察了其中所有二字詞的日語借用問題，這是跨學科研究的成果。

《時務報》的題材內容也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主題。如沈毅[4]就《時務報》經濟報道探討了其報道特點和傳播效果。張惠民、姚遠[5]認為《時務報》的科技報道為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劉震[6]針對《時務報》外文報譯中有關膠州灣及膠州灣事件報道進行研究，認為對該事件的介紹為當時的國民認清國際形勢和民族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報刊體裁

《時務報》刊登了外文譯文中的報刊和文學作品，此外主要是報刊同人的政論。孟麗[7]和盧思虹[8]先后對《時務報》刊登的偵探小說的敘事模式做了研究。前者研究的側重點基於翻譯技巧對西方敘事模式的改變和本國敘事傳統的保留，后者認為作者翻譯時對原作進行了改變，降低了藝術性，其側重點在於對西方敘事模式的保留和中國敘事模式的轉變。此外，李玲、陳春華則開拓了新視角——以《時務報》為中心分析了維新報刊的“面目體裁”即其形制和體裁特征，認為“報刊的流行與當時書刊生產方式、讀者市場和士夫文人憑借能文長才、救國熱血、白手創報這三方面的因素有直接的關系。”[9]

2006-2017年發表的關於《時務報》的文本內容研究論題相對廣泛，視角新鮮，涉及內容研究的各個領域。然而，在內容研究方面仍然缺乏對政論文章本身的內容題材和外文報譯的內容分析。

三、《時務報》的經營管理研究

《時務報》初創時期發行量為4000份，半年后增至7000份，最多時曾達到1.7萬份，是當時國人自辦報刊中發行數量最大的報紙。2016-2017年關於《時務報》的經營管理研究分為創辦、經營和發行三個方面。

（一）創辦與人物

《時務報》由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等人創辦，關於創辦時期的研究多圍繞三位報刊同人和其他影響人物展開。王海靜[10]論述了黃遵憲在《時務報》創辦時期的新聞思想是探尋救國救民之路。章光偉[11]則以《時務報》的政論文章為中心，論述了戊戌時期汪康年的政治思想。朱至剛[12]則把《時務報》創立時期汪康年和黃遵憲的合作看作是人脈與資金的聚合。

《時務報》創刊時期其他影響人物的研究主要涉及譯者古城貞吉，幕后參與者吳氏父子和洋務派官僚張之洞。陳一容認為古城貞吉和其主持的《時務報》“東文報譯”欄目對於“傳遞近代理論與常識，豐富國人西學知識具有不可抹殺的積極作用。”[13]高茂兵、劉偉航提到了未被世人重視的來自四川達縣的吳德潚、吳樵父子。[14]這些人物都在《時務報》的創辦初期起到了積極作用，盡管后來因為意見不同而導致紛爭，但他們創辦報刊的初衷都是良好的。

（二）經營與發行

經營與發行是近年來關於《時務報》研究的新視角。劉斌[15]提出清末《時務報》的經營是一個市場化、大眾化、產業化的過程。江鴻[16]探討了《時務報》獨特的人際發行模式，對報刊發行領域予以關注。孟書強[17]對《時務報》和《國聞報》發行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從傳播者、傳播渠道、傳播對象、政治環境等方面探討了兩份報紙發行量差距迥異的原因。朱至剛[18]提出了“士林”的人際關系對報刊經營與發行的推動作用。這些成果填補了《時務報》經營與發行研究領域的空白，但相關研究數量鮮見，仍然是今后研究中值得關注的領域。

四、《時務報》的社會傳播研究

《時務報》從創刊到停刊僅有兩年時間，但有著較大的社會影響。關於《時務報》社會傳播研究即從社會傳播的角度研究其對當時社會的影響，包括近年來關於其形成的公共領域研究、官方話語研究和社會傳播效果研究。

（一）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的概念源於哈貝馬斯，指介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公民參與公共事物的機制。最早從公共領域的角度探析《時務報》的學者是潘光哲[19]，他以《時務報》刊載的譯稿為對象進行分析。2011年以后，關於《時務報》與公共領域的探討逐步增加。如李亞菲[20]對比了《時務報》的政論和《申報》的“自由談”欄目，認為二者都屬於國難中報刊公共領域的建構。魯貽錦更進一步得出結論，認為《時務報》帶來的新公共領域形成會導致“統治階層的權力向公眾位移，清政府的權力開始搖晃瓦解。”[21]

（二）官方話語

相對應地，關於 《時務報》的研究涉及官方話語方面，即從官方政治的角度看待《時務報》，但從該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數量不多，方慧琪的有關論文是其中的代表。早期方慧琪[22]以《時務報》為例深入細致地研究了報刊中的輿論建構與政治利益集團的關系。后期，方慧琪[23]以史料細讀的方式，按照時間順序和歷史記載對《時務報》改官報的始末進行了還原。[24]蔣建國、許高勇等關注到《時務報》與官方話語權的控制問題，認為“官方對《時務報》的管控，體現了清廷對政論報刊的重視與防范。”[25]

（三）傳播效果

關於傳播效果方面的研究成果數量較少。2011年，劉興豪[26]從《時務報》的傳播技巧和受眾心理的角度分析了其風行的原因是迎合了受眾救亡圖存的心理。郭廉卿除了關注受眾和傳播技巧，還將傳播主體與之並列，共同構成了傳播的傳受雙方的分析，認為《時務報》信源的可信度高，因此具備強大的社會動員力。胡春燕[27]以《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以為典型案例，結合施拉姆的傳播學理論分析了梁啟超辦報思想及傳播效果的演變。由於歷史性因素，關於近代報刊的傳播效果隻能通過史料記載進行推測，並不具備實証調查檢驗的條件，因而此類研究難產成果。

五、《時務報》的歷史文化研究

《時務報》在維新變法時期曾掀起文化領域的浪潮，其歷史意義和文化意味不容忽視。關於《時務報》歷史文化視角的研究文獻數量頗豐，包括派系紛爭和歷史意義等方面。其中，從文化的視角解讀《時務報》的派系紛爭的研究成果數量較多。

（一）派系紛爭

《時務報》從誕生到衰落都有各個派系的參與，關於派系紛爭的研究既有關注內部紛爭也關注內外紛爭。關於內部紛爭方面的成果有早期馬勇的《時務報》內訌研究，認為“《時務報》悲劇是近代中國政治史的一個縮影。”[28]朱至剛從汪康年、梁啟超在共事期間逐漸交惡過程分析，認為這是一場“時務報館同事的糾紛，雖有互助之‘公’，卻難立體制之‘公共’。”[29]此外，王惠榮[30]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時務報》內訌背后的學派紛爭，方慧琪[31]著重剖析了“以洋務派汪康年、維新派梁啟超和進步士紳黃遵憲之間的關系。”

有關《時務報》內外紛爭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樣豐富。陽美燕探討了張之洞與《時務報》維新派的文化關系，認為其主要是“求大同存大異”的狀態。茅海建通過查閱“張之洞檔案”等一手資料，揭示了張之洞與《時務報》和《昌言報》之間的內幕，認為“黃遵憲政治地位的盛衰與張之洞甚有關聯。”[32]劉興豪[33]通過史料記載分析認為，《時務報》后期張之洞與維新派走向分裂是必然結果。

（二）歷史意義

關於《時務報》的歷史意義方面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部分學者對 《時務報》的歷史地位進行了探討。王迎[34]認為《時務報》作為中國人創辦的第一份雜志，為維新思潮的逐步深入人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在歷史意義研究方面，李玲認為《時務報》中的外文報譯“塑造了模式化、理想化的異國君臣形象。作為近代中人西譯的成功嘗試，體現了維新志士採西學的自主精神和主體價值。”[35]武佔江、劉彥莎從傳播史的角度論証了《時務報》在中國近代新聞傳播史上的轉折性意義，認為《時務報》是近代新聞傳播史第二個階段的開始。[36]

六、討論與反思

2006-2017年關於《時務報》的研究豐富了我國近代報刊的研究成果。除了延續以往近代報刊研究中的文本內容研究外，主要集中在經營管理、社會傳播、歷史文化方面，體現了新時期近代報刊研究的超越文本的趨勢。通過對《時務報》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發現仍然存在空白點和可提升的空間。具體表現為，一是缺乏對政論文章本身和外文報譯的內容分析（包括內容題材和風格）和傳播效果分析﹔二是媒介經營視角下的發行研究的相對空白﹔三是某些論題和視角如內容和歷史文化等方面有同質化傾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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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震.《時務報》“英文報譯”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10.

[3]朱京偉.《時務報》(1896—98)中的日語借詞——文本分析與二字詞部分[J].日語學習與研究,2012(03).

[4]沈毅.《時務報》經濟報道特點及傳播效果淺析[J].新聞與寫作,2013(11).

[5]張惠民,姚遠.《時務報》的科技報道與科學思想傳播研究[J].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6).

[6]劉震.從《時務報》外文報譯看西方人眼中的膠州灣及膠州灣事件[J].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

[7]孟麗.翻譯小說對西方敘事模式的接受與應變——以《時務報》刊登的偵探小說為例[J].理論導刊,2007(11).

[8]盧思虹.中國早期偵探小說翻譯的敘事策略——以《時務報》中的偵探小說為例[J].廣西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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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海靜.對救國救民之路的探尋——試論黃遵憲《時務報》時期的新聞思想[J].商,2015(27).

[11]章光偉.論戊戌時期汪康年的政治思想——以《時務報》政論為中心[J].才智,2012(12).

[12]朱至剛.人脈與資金的聚合——從汪康年、黃遵憲合作看《時務報》的創立[J].近代史研究,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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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高茂兵,劉偉航.吳氏父子與《時務報》[J].玉林師范學院學報,2006(4).

[15]劉斌.市場化·大眾化·產業化——清末《時務報》的經營策略[J].傳媒,2006(3).

[16]江鴻.《時務報》人際發行模式研究[J].當代傳播,2012(2).

[17]孟書強.《時務報》和《國聞報》發行的影響因素[J].青年記者,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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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潘光哲.開創“世界知識”的公共空間:《時務報》譯稿研究[J].史林,2006(5).

[20]李亞菲.國難中報刊公共領域的建構——以《時務報》和《申報·自由談》為例[J].青年記者,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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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方慧琪.《時務報》的輿論變化與近代政治權勢紛爭[D].安徽大學,2007.

[23]方慧琪.《時務報》改官報始末[J].品牌(下半月),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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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朱至剛.舊關系與新組織:從《時務報》看中國同人報的內在困局[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7(2).

[30]王惠榮.《時務報》內訌背后的學派與地域之爭[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

[31]方慧琪.《時務報》誕生與近代政治權勢的利益紛爭[J].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17(1).

[32]茅海建.“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之四 張之洞與《時務報》、《昌言報》——兼論張之洞與黃遵憲的關係[J].中華文史論叢,2011(2).

[33]劉興豪.論《時務報》后期張之洞與維新派走向分裂的必然[J].社科縱橫,2012(10).

[34]王迎.《時務報》：中國人創辦的第一份雜志[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12-08.

[35]李玲.《時務報》華夷風氣會通之始[J].山東社會科學,2006(8).

[36]武佔江,劉彥莎.論《時務報》在中國近代新聞傳播史上的轉折性意義[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6).

作者簡介：羅祎文，女，單位為江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申艾，女，單位為江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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