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出版業來說，2019年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年。這是出版工作劃入中宣部管理后，落實新的政治要求、管理職能的開局之年。

當我們梳理2019年出版工作時發現，圍繞著高質量發展這條主線，今年出版工作發力點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分別為體制機制管理、內容管理、質量管理。

6月，中宣部公布了90種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選題。

8月，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2018年新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

10月，國家新聞出版署印發《圖書、期刊、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重大選題備案辦法》。

12月，國家新聞出版署公布質檢工作的結果，認定35種圖書編校質量不合格。

體制機制管理：量化社會效益考核 構建健康出版生態

2019年，體制機制管理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去年的多項措施，在今年都很好地指導了行業的發展。

去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意見》，這是事關出版業走向和發展的重要文件。《意見》中明確提出，著力構建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出版體制機制。

此后不久，12月，中宣部便印發了《圖書出版單位社會效益評價考核試行辦法》，開啟了新時代出版領域深化改革的重要實踐，明晰了中國出版業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與發展的必要性。《辦法》強調圖書出版單位社會效益評價考核要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出版導向、價值取向，聚焦內容生產，鼓勵多出精品，提高出版質量﹔堅持定性評價和定量考核結合，做到客觀公平公正﹔統籌當前和長遠，推動圖書出版業持續健康發展。

在這個《辦法》中，備受行業關注的是，對於社會效益指標進行了百分制的量化。它以出版質量、文化和社會影響、產品結構和專業特色、內部制度和隊伍建設等四大類9條35項指標作為評分標准，形成了對社會效益的可量化、可核查要求。

這體現了出版管理工作的重大創新，對於出版單位和出版人來說，也促使其自覺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同時積極思考如何調整工作思路、調整產品結構、重視出版質量、突出專業特色。

與此同時，社會效益評價考核也在發行業推開。據了解，2016年年底，新華書店社會效益考核評價試點工作啟動。2018年9月，《新華書店社會效益評價考核試行辦法》印發，將考核主體由各省份新聞出版局調整為各省份新華發行集團，將被考核對象由各省份新華發行集團調整為發行集團下屬的市、縣新華書店。2019年，這一辦法開始全面推動落實。

觀點

韜奮基金會理事長聶震寧：

堅持社會效益第一，努力實現雙效統一，是黨和國家對出版業的原則要求，這是由我國出版業作為社會主義出版事業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我國出版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因而必須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要努力實現雙效統一。

堅持社會效益第一，這也是中華出版發展史的一個優良傳統。在中華出版發展史上，那些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出版人和編輯家，都堅持著“為萬世開太平”的價值取向。

我國現代杰出的出版家張元濟、陸費逵、鄒韜奮、葉聖陶等，都具有強烈的開啟民智、服務社會的情懷。陸費逵的名言最能說明他們對社會效益的認識，他說：“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都大。”

進入新時代以來，出版業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自覺圍繞國家工作大局，重點做好主題出版，努力提高精品圖書的出版和經營，有了很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但是，一直以來出版業在出版質量上存在著重獎輕罰的現象，在社會效益評價上存在失之籠統的問題，影響了全行業堅持社會效益第一、努力實現雙效統一的原則。現在，國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門出台社會效益評價考核試行辦法，這種做法非常必要，也很及時，讓大家對出版業高質量發展有了希望和信心。

內容管理：調整優化結構 減量提質增效

在2019年年初舉行的中國出版發展報告會上，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長許正明提出，2019年要正確處理和把握當前出版工作的8種關系，即小和大、多和少、快和慢、高和低、遠和近、紙和網、主與次、中和外。

要把握好這8種關系，根本上是要持續優化圖書出版結構，減量提質增效。近幾年，管理部門一直在對圖書品種數和規模進行調控，從數據來看，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今年8月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的《2018年新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顯示，2018年全國出版新版圖書24.7萬種，較2017年降低3.1%，總印數則增長10.7%。全國出版重印圖書27.2萬種，增長5.7%。此外，原創圖書出版在2018年進一步升溫。24種原創文學、少兒圖書年度印數超過100萬冊，67種原創少兒圖書年度印數達到或超過50萬冊，增長39.6%。

雖然2019年產業分析報告還未發布，但是從今年4月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的2019年全國圖書選題分析報告中可以看出，這一發展態勢還在持續。該報告顯示，2019年全國圖書出版單位報送選題總量比2018年同比減少2.99%。報告分析認為，各出版單位立足出版現狀和各自優勢，認真把握出版發展趨勢，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持續優化選題結構，突出重點選題，整體發展更加注重質量效益。

在選題內容方面，主題出版無疑是今年出版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從管理部門到國家基金，再到出版單位自身，都把主題出版擺在了最為突出的位置。

2019年全國圖書選題分析報告顯示，2019年報送的主題出版選題達2800余種，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學習宣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紀念新中國成立70周年、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深度闡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一帶一路”建設等板塊。

今年6月，中宣部公布了90種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選題，並組織全國百家書城9月—11月聯合開展這些出版物展示展銷活動。在今年國慶長假期間，全國許多書店都出現了主題出版物銷售火爆的現象。

觀點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院長魏玉山：

2019年即將過去，我們即將迎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時刻。黨的十九大以來，出版業在學習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方面取得顯著成效，在接下來的出版工作中，我想有三點非常重要。

一是創新。新的發展理念的第一個關鍵詞是創新，黨的十九大報告把文化的創造、創新與雙百方針、二為方向並列為文化工作的指導思想，足見創新對於文化發展的重要性。出版業要高質量發展，首先必須有奔流不息的源頭活水，要有創新的思想理論、文化藝術、科技成果的支撐。出版業在做好傳承積累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必須把積累、傳播體現時代精神當代創新成果作為重要的任務。因此，抓內容創新是首要的工作。

二是要控制規模數量，調整結構。中國出版業經歷了40年的高速發展，從一個出版小國、弱國步入世界出版大國行列並在向出版強國邁進，但是維持出版業繼續高速發展的諸多條件正在改變，出版業進入調整發展階段，面臨發展動力轉換，閱讀需求升級等新的問題，沿用原有的發展思路，不可能走上新的發展道路，我們必須轉變發展理念，從以規模數量增加帶動效益增長的模式向以質量提升帶動效益提高的模式轉型，改變依靠品種增長實現規模擴張的思路，通過不斷提高單品種的效益實現效益擴張。

三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以滿足人民群眾不斷發展的閱讀的新期待為目標，推動出版與科技的深度融合。出版業融合發展的道路千萬條，與科技融合是第一條。我們要以優質內容為核心，以技術為支撐，讓內容更好地為讀者所取所用。出版融合發展不是做不做的問題，而是如何做的問題，不該等待觀察后再做，而是應該立即行動。

質量管理：加強政治把關 加大檢查力度

從今年年初至歲末，管理部門在出版物質量管理方面不斷地出重拳進行規范和整治。一方面，從內容源頭上加強政治把關﹔另一方面，不斷加大專項檢查力度。

今年3月，國家新聞出版署開始啟動圖書“質量管理2019”專項工作，對2018年以來出版的文藝、少兒、教材、教輔和科普類圖書進行內容質量和編校質量檢查，加大對引進版、公版圖書內容和編校質量的檢查力度，以三級審稿責任制度、責任編輯制度、責任校對制度和“三校一讀”制度的執行情況為檢查重點。此次專項工作的目標是，進一步加大圖書質量監督檢查力度，健全完善出版單位、省級出版管理部門和主管部門、國家新聞出版署三級圖書質量監督管理機制，解決出版同質化、編校質量低劣等突出問題，推動出版單位提質增效、打造更多精品力作，促進全行業質量意識和圖書出版整體水平提升，更好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

12月，國家新聞出版署公布了此次質檢工作的結果，認定35種圖書編校質量不合格，涉及29家圖書出版單位。值得注意的是，在處罰方面，除了要求30日內收回不合格圖書、不得參加當屆中國出版政府獎評獎外，還要求對出版單位，尤其是提出對責任編輯要依法依規進行處罰和追究責任。經媒體曝光后，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

今年11月，國家新聞出版署又針對出版單位“三審三校”制度執行情況進行專項檢查，要求出版單位要嚴格履行“三審”，認真執行“三校”，嚴把人員資質要求。與以往這一專項檢查不同的是，此次特別提出要檢查新媒體內容把關管理情況，包括出版單位所辦網站、微博、微信、客戶端等新媒體是否建立完善內容審核管理制度，出版單位主要負責人是否對新媒體內容進行終審把關。

對於內容導向的把關也在進一步加強。今年2月，自然資源部、新聞出版署、海關總署、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聯合發文，要求各地嚴格規范承印、進出口單位地圖經營行為，切實加強地圖進出口管理，避免“問題地圖”產生。10月，為加強和改進出版物重大選題備案工作，國家新聞出版署印發了《圖書、期刊、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重大選題備案辦法》，明確了重大選題具體包括的12個方面，出版單位申報重大選題的資質、程序等，同時列出了相關處罰辦法。

觀點

中國編輯學會會長郝振省：

從國家新聞出版署今年先后出台的這幾個管理制度文件和管理措施來看，既涉及內容質量，又涉及編校質量﹔既有對傳統出版的質量檢查，又有對新媒體的質量檢查﹔既強調了正面教育，又明確了處罰條款﹔既處理有問題出版物，又追溯問題編輯的責任。

這表明，出版管理機關為了推動出版業的高質量階段發展，首先採取盡可能有力的行政措施，最大限度地杜絕和圍剿低質甚至劣質的出版物和出版現象，又表明了他們為實現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目標，不遺余力地從包括體制、機制在內的各個方面綜合治理、科學治理的決心和信心。如今，這些措施已經顯示了一定的威力，也取得了相應的效果。

這也說明了，一些出版單位沒有很好地堅持正確的出版方向和價值取向，一味地追求經濟效益，簡單地追求規模化和出版的多數量，放鬆和弱化出版界多年形成的、行之有效的“三審三校”制度。有些編校質量問題是很嚴重的，這確實需要管理機關深化和細化檢查制度，有效地遏制這些問題。

不過，在按照制度和現實進行嚴格管理、嚴厲處罰的同時，還有一個從源頭上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在提高編輯的政治素養、理論素養、文化素養、業務素養等方面，採取得力措施，這樣可以起到更長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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