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植根於報告文學與寫實主義傳統的非虛構寫作在二十一世紀初逐漸進入中國國民的視野，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則使得這一兼具文學性與真實性的文體日益流行，新聞領域積極開展實踐，使其成為“流量為王”時代新聞作品新的發展方向。然而該文體與新聞真實間的關系也一直備受質疑，許多學者認為其對文學敘事的追求有違新聞真實的客觀真實原則。基於該文體的實踐結果，本文通過對新聞領域非虛構寫作與新聞真實間的矛盾進行梳理分析，試圖探尋創作者的創作底線與該文體未來的發展之路。

關鍵詞

非虛構寫作、新聞真實、客觀原則、流量為王

近年來，非虛構寫作一詞正日益成為大眾言語中的新名詞，這一植根於報告文學與寫實主義傳統的文體在二十一世紀初進入中國國民的視野，互聯網時代社交平台的誕生則使得兼具文學性與真實性的非虛構寫作迅速壯大，新聞領域抓住機遇，積極開展實踐，探尋“流量為王”時代新聞作品新的發展方向。然而這一新事物自誕生起就與新聞最基本的屬性與追求——真實性有著矛盾。許多學者認為其對文學敘事的追求有違新聞真實的客觀真實原則，而流量變現時代又使其迅速膨脹，偏離了初心。創作者的創作底線與該文體未來的發展之路究竟是什麼，一直為學界所探討。

一、文獻綜述

（一）“非虛構寫作”的定義

“非虛構寫作”的外延廣闊，新聞界與文學界都沒有統一的定義。杜莉華指出，“在新聞領域，非虛構作品可以被狹義地理解為特稿”（杜莉華，2018）。網易《人間》負責人關軍則認為，“在中國，‘非虛構創作’應該特指敘事性現實題材的寫作，亦即‘非小說類故事’。”（覃建行，2018）騰訊《谷雨》編輯表示它是“基於事實、拒絕編造”的“事實性寫作”。學者覃建行對學界的說法進行整合，將其總結為“一種跨文體的寫作理念，是創作者對現實社會的觀察與思考，其核心特質是真實性與文學性。”（覃建行，2018）

需進一步指出的是，新聞領域的非虛構寫作不等同於非虛構文學，前者對真實有更高的倫理要求，即注重客觀真實﹔后者因其文學屬性，合理想象與適度推測是被容許存在的。

（二）非虛構寫作的由來及中國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的發展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爭取民權與反戰運動興起，非虛構寫作文體應運而生。這一新文體基於真實事件以文學性的筆觸進行創作，展現了對社會的強烈關懷。既是對傳統精英文學的抵抗也表現了對以虛構小說為代表的文學創作方式的不滿。學界一般將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特基於案件調查筆記創作的小說《冷血》視為非虛構寫作的雛形。同時，“新新聞主義”思潮也在這一時期發展至高峰。該主義重視對話、場景和心理描寫，樂於刻畫細節，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強調採用小說寫作技巧對事件進行生動分析。在《紐約客》等新聞媒體的推動下，這種寫作手法很快流行於世。2015年，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諾貝爾獎，標志著非虛構寫作不再有合法性隱憂，也使其迅速成為熱點。

反觀中國非虛構寫作的發展歷史，多數學者認為其淵源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的報告文學。報告文學是一種兼具新聞性與文學性的文體，多描寫現實生活中的先進人物，追求真相，揭露社會黑暗。盡管報告文學后期承載了意識形態功能且因過度強調“文學性”而逐漸脫離事實，演變為虛構作品，但它為非虛構寫作提供了指導與啟示。改革開放后，西方的“新新聞主義”思潮涌入，也進一步促成了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在我國的誕生。2003年，《南方周末》發表的“舉重冠軍之死”被視作我國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的開端。2010年《人民文學》的“非虛構”欄目則使非虛構寫作真正為眾人所知，獲得長足發展。

互聯網2.0時代的到來一方面使信息的收受與傳播變得高效便捷，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信息超載等問題。如何吸引收受者的注意力成為了當代各媒體的關注焦點。非虛構寫作的故事性恰好迎合了受眾的新聞閱讀趣味，有效捕獲了讀者的注意力，為新聞作品開拓出新的發展方向。近年來，許多媒體抓住機遇，積極推動非虛構作品網絡平台建設，在諸如網易新聞的人間、騰訊新聞的谷雨計劃等平台的帶動下，新聞領域的非虛構寫作有了更多創作機會。

（三）國內學者對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提出的質疑

在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蓬勃發展的同時，多數學者也提出了質疑，主要集中在對非虛構寫作與新聞真實間矛盾性的探討。

首先，從非虛構寫作文體自身出發，因其與文學的諸多共同之處，在新聞領域引入這一概念時就與新聞的真實性原則產生了沖突。學者杜麗華認為，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中對真實性的定義在實踐中是模糊的（杜莉華，2018）。《新聞理論教程》一書中指出，新聞真實是事實性真實、過程性真實、有限度的真實、即時性的真實且是公開性的真實。但在非虛構寫作的創作過程中，文學的手法最終很可能導向“似真性”即一種真實的感覺，而非新聞的真實性，新聞工作者對這一度的把握是困難的。進一步探究，非虛構寫作中頻繁出現第一人稱，作者的內在性格、氣質、甚至價值觀念會潛移默化體現在文字當中，這便傷害了新聞的客觀性原則進而有損新聞的真實性。

其次，從外界環境來看，互聯網時代受眾的地位被前所未有地提高，吸引讀者成為了諸多媒體的主要目標。非虛構寫作能夠有效捕捉受眾的目光，提高媒體的關注度，為商業變現提供了便利。美國作家巴裡·簡·玻裡奇指出，商業媒體大量出產獵奇的隱私故事進行商業炒作以獲得關注，極易使讀者對非虛構寫作產生誤讀。同時，媒體之間還可能採取壟斷採訪權的方式以獲利，這也將損傷新聞真實性。例如《太平洋大逃殺親歷者自述》獲取了高額的版權費用，改編成電影，但該作者在採訪時向採訪對象支付費用並簽訂了排他性條約，不允許採訪對象再接受其他媒體採訪。這種行為使其他媒體無法通過採訪對其文章內容進行檢驗監督，新聞的真實性無從驗証。

筆者認為，基於當前自媒體頻繁使用“非虛構寫作”一詞的現狀，除了以上兩個維度外，還可從濫用、錯用“非虛構寫作”一詞對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的真實性影響進行分析，即這種錯用是否可能使讀者產生對該文體的誤解，從而損害整體上該文體新聞真實的實現。

二、文學敘事與真實性間的天然矛盾

非虛構寫作的核心特質便是“真實性”與“文學性”，而兩者間又存在天然矛盾。文學性意味著其敘事方式不是事實的簡單堆砌，而是帶有故事性的寫作，語言考究生動。真實性則意指新聞真實即最大限度的客觀真實。“以文學手法將故事生動化從而吸引讀者”這一目的將會從創作的各個環節影響作品的真實性。

首先，在進行採訪時，記者容易出現難以拋棄自己的先驗經驗的狀況，因而潛移默化中希望通過對話引導被採訪者向其預設方向移動。例如《中國的梁庄》的作者黃燈談到他採訪時“親人們在講起各自南下的經歷時，哪怕談起最悲慘的事情，都帶著笑意，也不懂得煽情。”作者無法努力消除“我”與“被採訪者”之間的差別，隻能將此歸因為親人們不懂得煽情，講故事會進行情緒過濾。這種先驗觀念——親人們談起那段苦痛的經歷應當是憂傷的——可能會遮蔽被採訪者本真的精神世界。

其次，在對材料進行信息篩選的過程中，創作者如若選擇過度追求作品情節上的“抓眼球”，則可能帶著強烈的主觀性對材料進行拼接，盡管全部要素採用了事實，但因錯誤地建立了要素之間的關系，也可能會帶來片面的、不周全的真實，甚至是不真實。例如作品《奧數天才的墜落之后》一文發布后，文章的主角付雲皓隨即在知乎專欄發表了題為《奧數天才墜落之后——在腳踏實地處 付雲皓自白書》的文章，裡面提到“對我進行約10個小時的採訪在文章中展現出的東西少得可憐，反倒是對我的學校老師、同學的採訪以及作者自身的觀點佔據了絕大多數的篇幅。”付雲皓也表示自己無法認同文章中的價值觀念，認為曾經獲得冠軍的人成為一名教師教授初中知識並不是“天才墜落”。盡管文章中呈現的人物與受訪者的自我感受有差距是常態。但該作品中利用要素拼接刻畫出主人公落魄的形象確實有違新聞的關系真實，使文章更多成為作者先入為主的價值觀的展現，折損了文章的客觀性。

第三，在制作文本時，由於需要在作品中使用更多的文學技法，言語措辭需要更為生動，作者的情感態度也會更易滲透其間。杜莉華認為“形容詞和動詞的使用向來是新聞寫作中需要著重考慮的，但是對非虛構寫作這種以生產出一個好故事為主要目的的文體來說，讓人印象深刻是作者創作時的重要目標，文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愛憎分明的形容詞。”（杜莉華，2018）。而這些詞語的使用又進一步削弱了文章的客觀性。

客觀原則是實現新聞真實的基本途徑，也是確保新聞報道可行和公正的核心手段。新聞客觀性受到損害時，新聞的真實性也會受損。一直以來，新聞工作者都在追求客觀精神，不斷努力地擺脫自我，尋求他人。筆者認為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由於其文學敘事的特征，創作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較強的主觀性，而這又與實現新聞真實的基礎——客觀原則相矛盾。如何在“自我視角”介入的情況下最大程度還原並保真以平衡文學與真實之間的關系或許是大多數非虛構作品創作者的思考命題。

三、“流量為王”時代的無奈

（一）流量變現對職業工作者的誘惑

新媒體時代使流量變現成為可能，而故事性強的文本能夠有效吸引讀者，非虛構寫作讓許多媒體看到了商機。有些媒體有意捕捉諸如女權或LBGT等社會熱點話題，有些則刻意選擇能夠滿足部分觀眾對獵奇故事的好奇心的選題。這種為獲取流量而“有針對性”的創作並沒有做到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的初衷——記錄真實、揭示中心之外的社會問題，並滿足文學層面上的審美要求。同時，對流量的渴望也會導致資源爭奪即對“好選題”的競爭。如上文提及的《太平洋大逃殺親歷者自述》與採訪對象簽訂排他性條約，就是出於利益競爭而採取的手段，使得新聞事實不再是公開的真實，讀者難以進行獨立判斷，作品也無法被社會或其他媒體監督，埋下了虛假信息產生的隱患。

（二）偽“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對新聞真實的傷害

在資本邏輯的推動下，不僅職業工作者生產的非虛構作品被影響，許多網絡新媒體“打著非虛構文學的旗號生產了大量獵奇、失真的‘真實故事’”（信世杰，2019）。這些作品並不符合新聞領域非虛構作品的基本原則，它們多使用虛假信息以達到戲劇性效果獲取流量。盡管其不被業界視為“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但在現實世界裡，大量偽“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的存在，迷惑了讀者對“非虛構寫作”的認知，甚至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態勢，這些作品也正在從整體上消解新聞領域非虛構寫作的真實性。

例如2017年在對非虛構寫作者虫安一篇作品中核心事件進行求証時，虫安的部分非虛構作品與現實情況嚴重不符，但這並沒有引發廣泛關注，虫安的人氣仍舊居高不下，繼續推出其偽“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再如2019年咪蒙團隊的《一個出身寒門的狀元之死》，其中因涉及“寒門貴子”、“階層固化”等熱度話題迅速獲得了數十萬的流量，並聲稱該文為非虛構作品，第二日隨即被網友指出多為編造。

這種冒名作品隨處可見的現象事實上也讓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的真實性蒙上了陰影。部分媒體在流量的驅動下，推出經過精心設計的內容，同時又以 “非虛構寫作”的名號作為擋箭牌與加分點，極力營造真實感以促使讀者沉浸其中並信以為真。久而久之，媒體之間相互模仿，非虛構新聞實踐作品魚龍混雜，缺乏邊界與敘事倫理的作品可能橫行於世，而最大程度接近新聞真實性的作品則因為情節不夠跌宕起伏而被逐漸驅逐。大眾對“非虛構寫作”的認知出現偏差，非虛構作品變得空有其名，其真實性也將被大大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更強的建構性和欺騙性。

可見，不僅真正的非虛構作品在利益驅動下可能會損害新聞真實性，偽作的橫行潛移默化中影響了讀者對這一文體的認知和判斷，進而將會從整體上影響非虛構寫作的真實性。

四、結語

若從非虛構作品自身的兩大特性進行分析，不難發現兩者存在天然的矛盾。文學性中難以避免的主觀色彩與新聞真實的基礎客觀原則形成了沖突，將會影響到創作的每一個環節：信息採集環節中個體經驗與他者心理的區分、信息篩選時要素之間的真實關聯與服務己方先定立場而刻意拼接的抉擇、制作文本時遣詞造句的客觀性與生動性間的摩擦都需要創作者步步小心，不要落入虛構、虛假的陷阱之中。

而將非虛構新聞實踐置於更宏觀的社會背景中探討時，新聞真實依舊處於危險之中。受利益驅動，一方面媒體以流量為目標生產作品，可能推出大量滿足讀者獵奇心理的作品，另一方面，媒體間可能為爭奪資源而壟斷信源，拒絕公開，為虛假信息的滋生提供土壤。同時，市場上打著“非虛構寫作”名號卻使用虛假信息的作品橫行，擾亂了讀者試聽，也對這一文體的新聞真實產生了影響。

由此可見，非虛構寫作在為新聞作品開拓新的發展道路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問題，不可小覷。在碎片化閱讀的時代，能夠被完整閱讀的長文本成為了一種奢侈品，我們應極力保護並推進這一文體的發展，但也要守住新聞真實這一底線，真正使其發揮價值。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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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磊光（2019）。非虛構：它拯救了多少現實感和真實性？。《文學報》，（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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