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期間，更體現信息傳播的社會信任。與2003年“非典”相對照，今天我們正面臨的是更為復雜的輿論環境，背后也關涉巨變中的傳播環境。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崛起，為大眾輸出了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源，卻也在某個側面引發人們對媒介信任度的進一步思考——至少由目前可見的信息環境來看，更“透明”的互聯網並沒有讓這種狀況變得更好。

這不止落於“謠言”一層。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信息傳播，於普羅大眾而言覆蓋了包括事實判斷、召喚共識、輿論監督、有效動員、寬慰焦慮等多個維度的意義。這也是縱然十余年過去媒介環境早已天翻地覆，當今天的傳統電視頻頻被計算著何時終將落幕，但在重大突發社會事件面前，電視所具有的權威性、公信力以及凝聚共同體意識的能力依然是其他任何一種媒介無法取代的。

第一，電視獨特的大眾化底色依然具有結構社會的潛質，最直觀的效應體現在凝聚共識

電視基於視覺性對大眾長期展開的“培養”，使之成為了一種消弭代際和經驗壁壘的主流媒介﹔在過去數十年中，“大事看電視”的大眾媒介接觸習慣既具有號召力也體現出一般慣性。縱觀諸種媒體對此次疫情的反應，有如《財新》《財經》《三聯生活周刊》《北京青年報》等充分彰顯新聞專業精神的專業媒體踐行社會責任，起到至關重要的輿論監督作用。但之於更基層的信息觸達，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化媒體則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從疫情信息傳播的時間軸看，全國民眾首度全面性地予以大疫以准確性的認識來自於1月20日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新聞1+1》欄目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報道，主持人白岩鬆連線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証實病毒存在人傳人現象，並在傳播層面讓疫情得到全國各地的高度重視。而在此前幾天中，互聯網在實際上已經輸出了大量信息線索，但在把關機制和權威通道不明朗的狀況下這些似乎有跡可循的信源並沒能引起普遍意義上的重視。白岩鬆連線鐘南山的這一報道既代表了事實判斷層面具有公信力的撥亂反正，也折射出電視仍然強勁的社會信任：大眾對突發疫情形成的認識，今天的互聯網提供了充足卻時常難辨是非的線索，然而在一個信息過剩信息價值稀缺的特殊階段裡，最終凝聚共識、提供參照的依然是電視。

可與之相參照的事件是一則在1月26日廣泛流傳於社交網絡的謠言，提示要求學生、家長、老師准時收看當晚《新聞1+1》連線鐘南山院士的直播報道。幾小時后，白岩鬆現身辟謠，表示當晚並沒有該節目的編播計劃，且指出如若不加以說明，反而會對疫情信息傳播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造成破壞性影響。謠言映射某種群體性的社會心理：人們期待具有權威性的電視機構和電視人與專家一同現身答疑解惑，有效指導人們採取行動。盡管形式上略顯啼笑皆非，但背后也透視著在信息規模龐大、信息通道繁多的狀況下人們對可觸達的有效信息的強烈渴求。一個細節是，謠言在家長群內大量轉發，老師要求學生、家長共同觀看節目，體現低齡受眾、家庭受眾的傳播特點，這也從側面加以啟示：互聯網所提供的海量信息良莠不齊，尤其是面對復雜疫情傳播狀況時，其識別和認知對受眾提出了較高的媒介素養要求，信息溝的存在意味著不是所有人都能從駁雜的互聯網信息中甄選出有益的部分，應當納入考慮更大多數的青少年、中老年觀眾的信息訴求，電視的傳播仍然具有結構社會的長效機制。即便在互聯網影響下其常態性的傳播建制正在受到沖擊，大眾傳播的影響力似乎正在消褪，但具有權威性和公信度的媒體組織和媒體人是存在的，被互聯網“瓦解”的共識依然需要有如《新聞1+1》這樣的載體將大眾的安全感、歸屬感、可信賴感推及一個恰逢其時的位置上。

第二，電視的示范作用具有普遍的意義，其所能喚起的社會動員能力不容小覷

面對疫情狀況的深入，階段性的特點動態信息也在不斷更新，首先是自我防護的要求。1月21日，總台央視主持人歐陽夏丹在《主播說聯播》欄目中戴口罩出鏡，強調“少去人流密集處，出門戴口罩”，起到積極的提醒作用。

電視較之互聯網更實時、去中心的動員機制，在調度整合媒資、提示民眾採取行動的層面上具有較為集中的號召力。這種社會動員能力更普遍地體現在電視通過調整編播策略來強化自身的議程設置能力。

其一，常態化、滾動式的新聞直播關注全國抗議狀況、直擊疫情現場。總台央視較為系統的新聞實踐具有代表性：除了定時定點連線專家更新疫情實時狀況，也在各電視欄目布局日常性地跟進政策動向、疫情變化、日常防護要求，尤其對關涉大眾日常生活習慣的信息盲區等進行充分觀照、及時厘清，其自1月26日開播的《戰疫情》特別節目聯動新媒體矩陣抵達第一現場、採訪一線專家，對於普羅大眾而言發揮了及時的答疑解惑功能。除此之外，有效的輿論監督喚起民眾的公共參與意識：武漢自1月底開始建設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央視旗下新媒體“央視頻”24小時全景直播醫院建設進度，吸引全國民眾化身“雲監工”，最高同時在線觀看人數逾6000萬﹔2月初武漢紅十字會成為輿論關注焦點，央視第一時間跟進、報道武漢倉庫物資分發狀況，成為於紛亂輿情中大眾獲取明晰線索的代表事件。

其二，各省級衛視新聞欄目排播凸顯社會服務功能。除了災區中心的湖北衛視全面性地調整布局欄目編播策略外，各大衛視均在實現新聞欄目日常增量的基礎上結構性地納入提升廣大觀眾防控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的民生類新聞欄目，以喚起大眾更為自覺的行動轉化：既有大量新增節目，如浙江衛視開設特別節目《李蘭娟今天說》，邀李蘭娟院士有針對性地回應觀眾提問，所設置答疑環節對於澄清信息誤區、指導民眾防控工作做出有效指導﹔也有常態節目的應急增設，如北京衛視《養生堂》節目每期增加20分鐘《疫情防控特別節目》，及時傳遞防控資訊、增強大眾抗疫決心。1月30日播出的《生命緣》抗疫特別節目，記者深入醫院隔離區進行採訪，關注疫情中的醫患狀況、關切一線醫療隊伍的辛勤付出，增強民眾對特殊階段共克時艱的情感認同﹔東方衛視《名醫話養生》防控疫情特別節目，亦為人們的科學防疫提供了有效參照。

其三，文藝節目、紀實節目以柔軟、間接的方式凝聚民眾的情感，並在觀念上強化了人們對抗疫作為一種系統性工程的准確認識，凸顯特殊時期“大眾”作為一種整體性力量重塑社會的關鍵價值。除夕夜，央視春晚臨時增設無彩排抗疫朗誦節目《愛是橋梁》，一句“我們在這過年，你們卻在幫我們過關”感動無數觀眾﹔次日包括東方衛視、浙江衛視、北京衛視等衛視春晚，也紛紛採取了相似的內容增設，致敬一線醫療隊伍的同時也提醒大眾對疫情的復雜性和影響力引起高度重視。元宵節，多台電視元宵晚會也進行了緊急調整，如央視元宵晚會、湖南衛視元宵晚會都首次取消了現場觀眾設置，湖南衛視元宵晚會更將現場觀眾席位改為“彈幕觀眾席”，雲互動之下的彈幕布滿現場空座席，很多網友表示“被戳中了淚點”。除此之外，紀錄片《中國醫生》在春節期間播出，全景再現一線醫療隊伍的工作，讓人們更理解和尊重醫療工作﹔以Vlog形式制作、真實再現武漢抗擊疫情狀況的短視頻紀錄片《武漢：我的戰“疫”日記》，從不同側面、第一時間帶大家抵達大疫當中每一段值得關注的個體敘事。而此前備受關注的紀錄片《人間世》在疫情過程中選擇深入現場，記錄真實的抗疫故事作為留存和回望。

第三，電視生產著當前最為主流的文化產品，亦成為響應“少出門、多在家”的重要娛樂工具，對於撫慰大眾焦慮具有重要的情感價值

在2003年“非典”的媒體傳播復盤中，提供了一點重要的提示：在不鼓勵出門、聚會的情況下，電視扮演了撫慰大眾情感的重要角色。如今，伴隨疫情深化而來的亦有新媒體為民眾制造的信息過載困境，適時、適量的家庭電視娛樂對於穩定民心具有重要作用。盡管當下的網絡視聽業發展繁榮，但在特殊階段中要重回“合家歡”場景，主要的支撐力量還體現在電視。

一方面，對於疫情核心地帶的湖北地區，集中增加電視文化內容的播出。中宣部、國家廣電總局在1月24日採取緊急行動，加強對湖北廣電優質電視文化內容的調度供給，精選《外科風雲》《急診科醫生》《大江大河》等十部優秀電視劇捐贈電視劇版權﹔1月31日，國家廣電總局再次調度百余部動畫片、紀錄片等支援湖北廣電播出。而對於全國收視來說，兩年前播出的電視劇《急診科醫生》中有橋段與現實社會情況所呼應，故而也引發一輪醫療劇的關注熱潮，側面反映觀眾具有當下性的文化消費選擇。

另一方面，也有不足之處：綜藝節目出於政策要求和疫情狀況停錄的現實狀況，未能及時為這一階段提供有效的大眾娛樂補給。待播節目紛紛延期、已播常規節目短期停播，如《快樂大本營》《王牌對王牌》等受到跨代際觀眾喜聞樂見的綜藝節目都面臨上述狀況。盡管特殊時期中電視排播理應大幅讓道疫情防控相關節目，但從長效、穩健的機制而言，電視娛樂性節目在這一階段中並不應當大幅缺席，其對於信息和情緒過載的大眾具有釋壓和轉移注意力的重要作用。

據CSM全國網數據顯示，今年“特殊”的春節時段電視收視較往年同期都有整體性的大幅提升，總體收視上漲18.1%，人均日收視時長增加30分鐘，尤其是對低線城市（可推及全國三線及以下市縣地區的基礎收視）的下沉影響非常顯著，側面反映出電視在“抗疫”傳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無論這個時代的電視是否會真正走向落幕，但目之所及的電視仍在釋放出有益於社會的影響增量，在這一層面上，我們仍然應當重視電視的力量。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市廣播電視局網絡視聽節目評審專家 來源：“青年記者”微信公眾號）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