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研究事兒”微信公號

《人民日報》副刊雜文創辦於20世紀50年代初，當年，雜文被視為《人民日報》副刊的靈魂，發揮了一定的風向標作用，得到許多知名作家和學者的熱心支持，同時也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雜文作者。1990年創辦的副刊雜文欄目“金台隨感”，事實上成了全國報紙副刊的一個名牌欄目，刊發了不少精品力作，有力推動了雜文創作。

蔣元明，人民日報社文藝部原副主任、高級編輯。自1975年大學畢業起，30多年在文藝副刊編雜文、寫雜文，親歷和推動了《人民日報》副刊雜文的繁盛。他與副刊雜文有著怎樣的情結？30多年編輯生涯裡都發生了哪些不平凡的故事？45年后的今天，讓我們一起聆聽、分享。

陰差陽錯 做了雜文編輯

1975年7月，我從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分配到人民日報社工作。當初，我是部隊選送上大學的，按理說應該是“哪來哪去”，沒想到被報社“截留”了。那時曾想，雖然當不成軍官很可惜，但做個記者滿世界跑也不錯，更何況是去中國第一大報。

蔣元明開始了人民日報文藝副刊編輯生涯

到報社后，我被分配到文藝部。當時我認為，這項工作無非就是看看電影，瞧瞧戲，寫寫報道什麼的，不會有多大意思。到了文藝部，被分配辦副刊，這樣一來自己連跑基層的機會也沒了，隻能坐在屋裡編稿子。好在我是文學專業出身，上大學期間寫過散文和短篇小說，小說還被選入集子出版，所以對我來說辦副刊也不算亂點鴛鴦。后來出乎意料的是，又分派我編雜文。當時心裡確實有點不太情願，可又沒理由推脫，“我是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抱著這種心態，我就陰差陽錯地做了文藝副刊的雜文編輯。

“臨時抱佛腳” 研讀魯迅雜文

那時主要的困難是不太懂雜文。當時我上大學隻有一個目的，就是好好學習，學完為部隊服務，根本沒想到將來要搞雜文。還好，想起我當年的系主任李何林先生曾講過兩堂課，就是“魯迅雜文”。李先生與魯迅有過書信往來，可以算是魯迅的學生，后來成了魯迅研究專家。李先生參加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據說是老校友周恩來總理點的名，后來魯迅博物館成立，又調他到北京當館長。

李何林先生家住北京史家胡同，離位於王府井大街的報社不遠。拜訪李先生時，他講的最多的就是“多讀書”。當時手裡正好有上大學時中文系編的《魯迅雜文書信選》和《魯迅雜文選》兩本書，我便臨時抱佛腳，先“惡補”一番。后來有朋友介紹，又買了一部精裝本的新版《魯迅全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花巨資購買的書籍。幾個月的時間，除了上班就是通讀魯迅雜文，從魯迅第一篇雜文讀起，一篇一篇地看，邊看邊作讀書筆記。好在那時年輕，精力充沛，心無旁騖，我把700多篇雜文認真通讀了一遍，對魯迅雜文有了基本了解。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惡補”之后再編雜文來稿，好壞優劣心裡就有譜兒了。

“逼上梁山” 勤奮寫作

順利過了第一關，接著難題又來了。從事報紙工作，新聞要新，評論要及時，副刊雖有其特殊性，但有時也要配合當前形勢，特別是最新的政治形勢和最新發生的大事件，小說、散文一般來不及，但“輕騎兵”雜文卻因短小快捷，能沖鋒在前。上級下達了指示精神，前面的評論版要發聲，后面的副刊也不能失語。有時雜文第二天就要見報，作者來稿裡肯定找不到，組稿也來不及，那就隻能靠編輯自己操刀。詩人、散文家、雜文家田鐘洛（筆名：袁鷹）當時擔任文藝部主任，分管副刊，寫雜文的活兒就派給我了：“加個班，辛苦一下吧。”領導一句話，那就是命令。可是寫稿和編稿不是一回事，就像評球和踢球截然不同一樣，你可以評得頭頭是道，誰踢得好誰踢得差分得一清二楚，可讓你上場去踢踢試試？接了活兒就如同接了個燙手山芋。在老同志看來是小菜一碟，可當時在我這個新手眼裡，那就好比老虎吃天！

好歹自己上過大學，也曾在報紙上發表過一些作品，說什麼也不能打退堂鼓。經過一番苦思冥想、寫寫改改，總算把稿子弄出來交了差。這樣被逼了兩三次以后，覺得如此“被動挨打”總不是辦法，必需主動出擊。正好那時《中國青年報》復刊，一個叫華韜的老編輯寫信約稿，我馬上就答應了。當時的《光明日報》《解放軍報》《文匯報》，都是我重點投稿的目標，以后又擴大到《新觀察》等刊物，且越寫越順，越寫越多。經過這番苦練，回頭再給本報寫稿，就不用等領導“逼”了。

田鐘洛（袁鷹）主任指點蔣元明寫雜文要注意“畫龍點睛”

1980年在香港舉行的第八屆亞洲女子籃球錦標賽中，中國隊輸得很慘，引發各種議論和猜測。當時有評論說是驕兵必敗，也有說是急中出亂。我卻注意到一個信息，外電報道說中國女籃很愛看電影，深夜還在看電視﹔中午不休息去逛街﹔決戰前夕的周末，中國女籃卻去海洋公園游玩﹔回國的行李之多，遠超預算，如此等等。帶著“究竟中國女籃敗在誰手”這個疑問，我一氣呵成《球究竟輸在誰手?》這篇雜文，“出國比賽、交流、參觀、考察，本來天經地義，但是趁機撈一把，卻成了近一兩年來一些人的追求向往”，各種名目繁多的出國團，大把大把地花掉了國家寶貴的外匯。輸了籃球比賽，最多不過少得一塊獎牌，而“在當今整個世界比賽場上，如果輸了建設發展的速度和時間，那失去的將是一個國家的地位，一個民族的希望”。此文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后，引起很大反響，對當時國內出國亂象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對體育界更是一種警示。

李何林先生為蔣元明首部雜文集《嫩姜集》作序的手稿

藍翎先生為蔣元明第二部雜文集《晨曦集》作序的手稿

筆耕不輟，終有所得。兩三年下來，一部《嫩姜集》即將問世。我特邀李何林先生寫序，先生很高興，認為學生總算沒給他丟臉。“《嫩姜集》的姜是嫩的，但它‘味辛，微溫’，可以治胃病、助消化、祛風邪﹔醬菜店裡的姜芽確有這種功效，吃起來有些辛辣，吃下后，胃裡確實感到舒服，氣順味開，食量大增，身體逐漸好起來”，這也符合魯迅“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李先生的這番鼓勵，更堅定了我在雜文路上走下去的信心和決心。

蔣元明出版的部分作品集

因為編雜文、寫雜文，1985年，曾經的兩位“小人物”李希凡、藍翎介紹我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藍翎還為我的第二部雜文《晨曦集》欣然作序。他那一手漂亮的行書我一直珍藏至今。他們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師長、朋友，我永遠懷念他們！

以名家為師 採眾家之長

有一種說法，認為當編輯完全是替他人“作嫁衣裳”。這話沒大錯，但也不盡然。藍翎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調來人民日報文藝部，他告訴我，他曾在人民日報副刊雜文編輯崗位上站過第一班崗，所以我經常去他的辦公室坐一坐，聊聊天。他說，當年雜文被視為人民日報副刊的靈魂，分管人民日報的胡喬木同志親自開列雜文作者名單，包括郭沫若、茅盾等一批著名作家和學者，他就照著名單去約稿即可，完全“不差稿”，這令我十分羨慕。后來，田鐘洛（袁鷹）主任也給我開了一張雜文作者名單，全是名家，讓我抽時間去登門拜訪他們。

我第一次去拜訪的是余心言（本名：徐惟誠）。他當時是北京日報總編輯，看上去是一個頗嚴肅的人，一談到雜文就有了共同語言。也許是寫慣了“青年修養”雜談的緣故吧，他的文章屬婉約派，善娓娓道來。編輯如要修改他的作品，也不必與他商量。從總編輯到市委宣傳部長，再到市委副書記，最后擔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正部級，但從他的文章中沒有看到脾氣也隨之增長。記得有一個年輕的雜文作者寫文章“刺”了他一下，他知道后，就與我們商量，想請這位作者一起吃個飯，大家聊一聊。在一個清靜的小飯館裡，五六位雜文作者圍坐在一起，邊吃邊聊，最后老徐悄悄地去結了賬。我這才突然發現，他的秘書、司機都不在身邊。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根本不會相信這是真的！老徐調到中宣部工作，官大了，工作忙了，雜文大概也顧不上了。有一天，我接到他的電話，說是請我去他辦公室聊聊。我說，您都當部長了，哪還有工夫閑聊。他笑著說，當部長就不要朋友了？他派司機接我到他辦公室，剛坐下，賀敬之進來談事，他把我與賀各作了介紹。賀敬之曾擔任過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自然是我的前輩，當時他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部長。

出席雜文作家活動，前排左起：段柄仁、余心言（徐惟誠）、李庚辰、蔣元明

嚴秀（本名：曾嚴修），時任人民出版社社長，老資格的革命家，四川老鄉，高高的個子。我們見面一聊，就倍感親切。嚴先生先是我的作者，后來他擔任《中國新文藝大系——1976—1982年雜文集》主編時，把我也拉進去當差，協助跑跑腿、復印材料等，屬於北京片區的編輯團隊成員。老先生採取“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將全國劃分為十個八個選區，每個選區二三十人不等，設組長、副組長，最后所選作品都集中在他那裡，他將幾千篇作品擺放在大床上，每篇都認真審讀兩三遍。考慮到我是人民日報雜文編輯，他也讓我幫忙推薦全國的作者和作品，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作品。“《嫩姜集》收到，已讀完。我意幾個老作家如秦牧、陶白、趙超構、馮英子等要大增，不然全書無骨干，撐不起來。但中青年之勤於寫作者也應較大地增長，不然，我這個主編就成了一個向后看的人，不知發展新生力量了”。為了編好這部集子，他和我這樣一個小編輯就通了數封信，唯恐因疏忽漏掉好作品。嚴秀的作風和文風，包括他書寫的字，也如同刀槍架上的武器一般，自帶著一股豪放之氣。

拜訪唐弢先生之前，我給他去了一封信。唐先生回信：“手書謹悉。我因拔牙，連日又值學術委員會及學位委員會開會，遲復勿罪。”並說還要去青島參加一個會，“光臨極表歡迎，只是時間匆促，延至8月初如何?”落款為1987年6月28日。9月3日又來一信，說是“打了5個電話，4個佔線，一個無人接，也許跳到別的線上去了，所以還是寫信”，稱這段時間在家，歡迎隨時光臨。僅一次簡單的見面，唐先生就寫了好幾封信，還是漂亮的鋼筆“行書”，這令我很感動。待到一見面，才知道唐先生是一位個子不高、謙遜和善、笑容可鞠的老者。他拉著我參觀他的書房，介紹他收藏的那些寶貝，談笑風生，如故人一般，絲毫沒有大學者大作家的派頭。當年的一個小伙計，靠自學成才，與魯迅有緣，成了一代學人，自有他過人之處。唐先生還期盼有生之年能完成《魯迅傳》的寫作。那次見面后不久，他就把約稿寄給了我，見報后特來信表示“謝謝”外，還講到臧克家等多位朋友看到文章后給他打電話，稱贊“反應相當大”。唐先生學問有多大，當時我還沒有資格去評價，但他人品之好，我卻是親身感受到了。這也許是得了魯迅愛護青年的真傳吧。

除此之外，北京的劉征、邵燕祥、柳萌，上海的林放、柯靈、鄭拾風、馮英子、何滿子，廣州的秦牧、老烈、章明，杭州的黃源、史莽，錦州的高深等雜文名家，為人民日報副刊雜文的繁榮給予了熱情支持，付出大量心血。在與他們的交往中，我獲益匪淺、終身受用，可惜他們中有的已作古。如今每每再讀他們的來信，猶如與他們當面暢談……

（未完待續）

蔣元明簡介

1949年 5月出生於重慶，中共黨員，高級編輯。1975年畢業於南開大學中文系。1969年應征入伍，歷任青海第二野戰醫院戰士，北京軍事醫學科學院政治部宣傳干事，人民日報編輯、副刊副主編、主編、文藝部副主任，人民日報媒體發展戰略研究專家組專家（正局級），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職教授、碩士生導師。曾任文藝部黨支部委員、支部書記近20年，多次被評為人民日報社、中直機關優秀黨務工作者，其家庭被授予第六屆全國五好文明家庭標兵戶榮譽稱號。現為北京市雜文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寫作學會雜文專業委員會會長。

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曾任第三屆魯迅文學獎評委。著有雜文、散文和隨筆集《嫩姜集》《人生小品》《黎明風景》《怪味品書》《人生有緣》《曹兵到底多少萬》《人生似遠游》《青年與未來》《魂系何處》《說三國·話股市》等二十余部作品及短篇小說《楊樹村的早晨》。雜文集《人生小品》榮獲全國第六屆優秀青年讀物二等獎。主編、編輯《列寧毛澤東魯迅雜文欣賞》《袁鷹作品選》及多部《人民日報》副刊雜文、散文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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