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戰“疫”一線武漢，為援鄂白衣天使留像，從一個熱血沸騰的計劃，變成了眼前一摞實實在在的硬盤。能完成這樣一項重大、罕見的攝影工程，讓李舸備感欣慰，“4.2萬多名醫務工作者的肖像，基本拍攝完畢，我們不敢說做到了全覆蓋，但是至少做到了98%-99%，極個別的一些正在補拍。”

2020年2月20日，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人民日報攝影記者李舸領隊，中國文聯攝影藝術中心原主任劉宇，中國攝影報副總編輯柴選，中國文聯攝影藝術中心網絡信息處編輯陳黎明組成的小分隊，坐上從北京到武漢的高鐵。10天后，中國攝影家協會影像中國網主編曹旭加入。用李舸的話說，5人“並肩戰斗”，每人都身兼數職。

40多天裡，5人小分隊協同湖北、河南兩省攝影志願者小分隊，以及數十家媒體赴湖北抗擊疫情一線的攝影記者，組成60多人的攝影團隊，為每一名馳援的“天使”拍攝一張肖像，為戰“疫”記錄，為國家存檔。

一張張帶勒痕的面孔，一雙雙堅毅的眼睛，一個個動人的瞬間，數萬張不加修飾的“最美”肖像，成為舉國上下攜手戰“疫”最真實的寫照。

長時間、高強度、大壓力的工作，已讓醫護人員備感疲憊，選擇什麼時候才能保証拍攝順利進行，還能不增加摘下口罩的感染風險呢？剛到武漢時，四人分成兩個小組，劉宇和陳黎明結伴，計劃先去收治重症患者的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拍攝北京醫院和湘雅二院的醫護人員。拍攝點定在更換防護服的小房間，進入病房前穿戴防護裝備要經過13道流程，經過感控人員的嚴格檢查之后，再穿過5道隔離門，才能進入污染區。

李舸發現，在醫院有兩個拍攝的時間窗口，一個是醫護人員從病房交班出來，吃飯前的空隙，吃飯總得摘下口罩﹔再有一個就是從病區出來后進行消殺，進入淋浴間的前一刻，會把口罩扔到垃圾桶裡。李舸計算過，每人大概隻有一分鐘左右的拍攝時間，但真正摘下口罩拍攝時可能隻有幾秒鐘。大量時間都在等待醫護人員換班中度過了，一天隻能拍30多人。

剛到武漢那幾天，攝影師每天要在醫院裡“泡”十幾個小時，但個人防護裝備卻很“業余”，浴帽都戴上了，連醫護人員都說：“我們每4個小時就換班了，你們待這麼長時間，太危險了。”

后來小分隊轉戰醫療隊駐地拍攝，那裡人員比較集中，條件也好些，效率大大提高，陳黎明一天最多拍攝過170多人。

除了拍攝肖像這一“規定動作”，陳黎明還增加了一個“自選動作”，就是給每名醫護人員錄制一個小視頻，面對鏡頭回答：疫情結束之后，您最想做什麼？或者，您最想對家人說什麼？很多次，一聽到這個問題，醫護人員的眼淚唰地就下來了，有的說“想和爸爸媽媽吃一頓團圓飯”，有的說“拼我剛買的樂高積木”，還有的說“答應兒子的旅行一定要補給他”。有個護士不知說什麼好，同伴出主意，你也和寶貝說一句話唄。她說，不能和我說孩子，提起來，我就想哭……

“我在家不欺負弟弟，處處讓著弟弟……”拍攝西安交大二院護士的時候，看到一位護士7歲兒子寫給媽媽的信，劉宇忽然淚流滿面。這位有著海外戰地記者經歷的前新華社記者到一邊緩了半天，才繼續開始工作。

李舸遇到過一位福建醫生，是那種很剛硬的漢子，“他從病房出來，看到我們正給護士拍攝，覺得那是女孩子喜歡的，嘴裡嘟囔著，不屑一顧地直接去洗澡了。等他出來，看我們還在等，就說那我也錄一下吧。結果他剛說到：‘疫情結束之后，我要好好孝敬父母……’突然失聲痛哭，后來哭到不能自已，實在錄不下去了。”李舸看見他蹲在垃圾桶邊上仍然泣不成聲，最后站起身擺著手說了句“對不起”，緩緩走向通道拐彎處。

當醫護人員真情流露時，攝影師們的手也在顫抖。工作的時候，大家的眼睛經常是濕潤的。曹旭記得一次拍攝陝西醫療隊時，護士們向他們坦露了心裡的無助：傳染病最大的傷痛在於，如果一個人最后沒有被救回來，他被送進醫院的那一刻就是跟家人的永別，所以到最后家人會寫一封信，請護士讀給臨終的病人。很多時候，病人本來已經失去意識了，可是聽到讀信時還會流下眼淚。

拍攝時，大家盡可能營造相對輕鬆的氛圍，希望醫護人員能夠在救治患者之余，稍微緩解一下緊張的情緒。很多醫護人員說，來武漢已經一個多月了，這種交流和釋放是他們從沒遇到的，也是最需要的。這是讓李舸最欣慰的事，“因為在他們眼裡，我們和相機、手機已經不再是陌生人和冰冷的設備了。有不少醫護人員加了我們的微信，希望早一點看到照片”。

17年前，曾在抗擊非典中深入ICU病房十幾天的李舸，自認為是“見過一些生死的人”，用自己手中的相機，見証了新中國近20多年來發生的“大喜、大悲、大事件”，但他說：“這一次收獲太多感動，每一天都在流淚。”

“這一次跟我們以往任何的採訪或者攝影拍攝都不一樣。”在李舸看來，這是心貼心的交流。在援鄂的4萬多名白衣天使中，90后、00后的年輕人有1萬多人，“這麼一個小小的拍攝窗口，恰恰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情感釋放的空間，很多醫護人員說他們非常非常珍惜”，甚至還有人在錄視頻的時候感覺沒准備好，事后還問能不能再補錄一次，因為“還想再說一句話”。

面對鏡頭，長治醫學院附屬和濟醫院副主任護師黃小麗說出了自己最大的願望：希望自己主管的幾位患者早點好起來。說到12床的阿姨早上無助地握著她的手哭，眼淚忍不住就流了下來。“每一張照片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隻可惜時間太少了。”柴選說，為全國各地援鄂醫療隊的4.2萬名隊員拍攝肖像的大工程，讓我們見識了4.2萬余張可愛可敬的面孔，聽到了4.2萬多個感人至深的故事，更經歷了4.2萬多次情真意切的感動。

幾乎每一位援鄂醫護人員的手機裡，都保存著自己和患者的合影，這些照片有的來源於同事拍攝，而更多的是來自患者們自己的手機。疫情期間，醫患之間的這種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感情，深深打動了李舸，他以“你是我最牽挂的人”為主題，為醫護人員拍攝了一組特別的肖像。照片定格的是這樣一個畫面：醫護人員面對鏡頭，翻出手機中為患者診治、送患者出院或者埋首工作的瞬間，利用幾十秒摘下口罩的時間，讓自己毫無遮擋的面容與最牽挂的患者同框。拍攝的是一個瞬間，見証的卻是一段歷史。

“看似很普通的肖像，我們的拍攝條件也很簡陋，但是我相信每一幅影像背后一定傳遞了一種精神力量，也許很多年之后，這些年輕的醫護工作者回想起來，當國家有需要的時候，他們曾經做了這麼一件有擔當的事兒，在他們的一生中，這抹亮色會永遠存在。”

拍攝一個100多人的醫療隊，整理照片時經常會有一兩千張，如今照片已達海量規模。除了拍援鄂醫療隊，陳黎明還盡可能為武漢本地醫護人員多留幾張照片，“他們同樣一直奮戰在抗疫一線，而且承受的壓力可能更大”。

“你們的到來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機會，終於看到戰友們長什麼樣了。”白衣天使們說。陳黎明把這看作對自己工作的一份溫暖的饋贈，他曾經拍攝過一支來自吉林的醫療隊，是由48家醫院的醫護人員臨時組成的，即使來自同一家醫院，大多也在不同科室，口罩、護目鏡、防護服全副武裝，也許直到分別大家都見不到彼此的臉。

拍攝工作到底能給醫護人員、給武漢人民帶來什麼？下火車的那一刻起，陳黎明就被眼前這個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震驚了，在武漢長大的他反復問自己。直到一天天過去，在白衣天使們的臉上找到了來到這裡的意義：盡自己最大努力，讓鏡頭前的每一位戰士都留下最自信的模樣，為這段歷史定格下一張張可敬的面孔。

劉宇記得，在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試拍時，一位剛從重症病房換班下來的小護士說，哎呀，現在太丑了，能不能把我拍得漂亮點？當時他們回答，你現在就是最美的。

如今，這些數以萬計的“最美”肖像照，正在全國5萬多個大屏幕上展示。

“真希望將來能用這些照片建一堵英雄牆，讓人們永遠記住他們。”劉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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