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狐》總編劇:創作應回答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

任姍姍

2020年05月07日07:21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原標題:創作應回答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

  圖為電視劇《獵狐》劇照。

  44集電視劇《獵狐》正在北京衛視、東方衛視播出。8年追逃鍥而不舍,觀眾一路跟隨,一路驚心動魄。塵埃落定時,人們為法律和正義的彰顯而欣慰,也為其所透視的人性和人心而深思。其中就蘊藏著創作者的苦心勸誡,“人生不是一場豪賭,在有些問題上來不得半點含糊。”

  《獵狐》以公安部“獵狐行動”為背景。2014年以來,“獵狐行動”從120多個國家和地區抓獲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6000余名,其中緝捕“百名紅通”外逃犯罪嫌疑人60名,追回贓款達100多億元人民幣。震撼的數字投射在故事裡,使藝術的探針不斷下潛。《獵狐》專注講鮮為人知的經偵故事,在戲劇的張力、人性的弧度、闊大的格局等層面立意開掘。

  關於《獵狐》的字裡行間、台前幕后,總編劇趙冬苓近日向本報記者娓娓道來。

  生活是劇本的根

  跳出“獵狐”寫《獵狐》

  記者:《獵狐》取材真實案件。“獵狐行動”公眾知曉度高,案件素材眾多。您如何介入和把握這個題材?

  趙冬苓:《獵狐》是檸萌影業熱情邀請我創作的。我本人對經濟活動一竅不通也不感興趣。但作為一名在劇本創作領域耕耘30余年的老兵,迎接挑戰、絕不認輸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也是我保持創作活力的訣竅所在,所以我接了。

  接受邀約后,我做了大量案頭工作,從對股票完全陌生到對股市游戲規則略知一二,經歷了艱苦的學習。比方,根據這個題材的要求,翻閱了大量案例,制片方也給我提供了一些書面的材料,越看壓力越大。后來我又到公安部和地方公安機關深入生活。我一直相信,對於一個編劇,無論創作何種題材,深入生活都是必不可少的。你去到那個地方,見到應該見的人,哪怕實際納入劇本的東西不多,仍然會感到踏實,感覺劇本有了根。

  記者:經偵題材、真實案件既是《獵狐》的“看點”也是創作“難點”,十分考驗編劇講故事的能力。《獵狐》如何從生活真實走向藝術真實?如何尋找與觀眾的共鳴點共情點?

  趙冬苓:我到公安部採訪的時候,曾經和經偵局相關負責人深入交談,有兩句話至今記憶猶新。第一句是要跳出“獵狐”寫《獵狐》。不能隻寫公安干警如何抓人,而要寫我們國家多年反經濟犯罪的斗爭。這就把創作的疆界大大擴展了。第二句是創作不能隻寫公安干警,對犯罪分子也應當寫,把每個人面對誘惑如何陷入困境不可自拔的過程寫好。這兩句話是我創作《獵狐》的指導理念。

  在經濟大潮的沖擊下,人性面對金錢的誘惑表現出來的脆弱,發人深思。改革開放特別是股市開放以后,各色人等面對經濟潮水沖擊的表現,是我在《獵狐》中著力去寫的。所以,寫經濟大潮中的人生百態,是我們的創作主旨。也希望在這個意義上引起觀眾共鳴,從中認出自己:在特定的情境下,劇中人面對的考驗,每一個觀眾都可能面對。聽到許多觀眾在說,劇中人做過的事情,他們也做過。我想,這就是所謂的共鳴共情吧。

  記者:的確,這個故事最牽引觀眾的就是人物的選擇和命運。圍繞“獵狐”這條主線,公安干警、犯罪分子、各色人等漸次登場,人性的變化、社會關系的復雜逐漸呈現。《獵狐》人物刻畫的著力點是什麼?如何捕捉人物的典型化特征?

  趙冬苓:對劇中人物,我把他們放在經濟大潮來襲的大環境下,饒有興趣地觀察,一個個出身、經歷、所處環境不一樣的人如何表現、如何嬗變。

  如果要問著力點是什麼,隻有兩個字:困境。劇中每一個人物,包括男主人公夏遠都有屬於自己的困境。有的人陷入困境,不可自拔,就一步步陷了進去,遭遇滅頂之災,比如楊建群﹔有的人在困境中不斷升維,提高自己,開闊眼界,一步步成長為警界英雄,比如夏遠。給每個人物設置屬於其個人的困境,並寫好他們如何應對,就是我全部的創作任務。

  不滿足於寫快消品

  千難萬難也要抵達應許之地

  記者:《獵狐》中人物的困境實質是正與邪、情與法、欲念與規則、現實與理想的激烈較量。這當中既有對於人性的思考,也有對廣闊社會的觀照,符合現實主義創作的要求。

  趙冬苓:我們的創作實踐面臨一些挑戰,許多創作人員碰到重大題材繞著走,寧可去寫家長裡短。在我看來,一個有抱負有追求的作家,應該對社會對歷史有觀照,回答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才可能讓作品有真正的審美價值、認識價值。觸碰真正的社會現實,作品才能留得久一點更久一點,給觀眾留下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對我個人而言,創作中不管有千難萬難,總能找到抵達目的地的方法。這是我的志向所在,也是我的自信。之所以這樣,因為我在作品中要傳達積極的、正面的價值,與我們倡導的主流價值一致,所以總能找到適當的表達方式。過程可能艱難,但抵達了應許之地,自我實現的愉悅也是創作一般快消品所沒有的。當然,我也呼吁大家以更大的文化自信,創作社會關切的重大題材。

  記者:《獵狐》之外,您還有多部法治題材的作品,比如電視劇《因法之名》《冷案》、電影《激情辯護》等。法治題材是近年影視創作的熱點,《破冰行動》等改編自真實事件的作品受到觀眾好評,也有一些作品被批評不專業、不真實。法治劇創作如何處理真實事件、藝術表達和觀眾期待之間的關系?

  趙冬苓:法治題材是我的熱愛。提高法治題材作品的創作質量,從創作者的角度講,就是要研究法律、懂得法律、尊重法律。我們目前的創作中,觀眾經常詬病所謂的職場劇、行業劇,只是披著職場或者行業的外衣談戀愛,我戲稱是“換個地方談戀愛”。《獵狐》其實也是一部行業劇、職場劇,我們可能有很多不足,但盡可能做到專業,做到劇中人的精力都在自己的專業上,戀愛不是沒有,但絕不是故事的重點。

  記者:除了原創劇本,您改編過文學作品《紅高粱》《葉落長安》,您的中篇小說《八路牛的故事》曾被改編為電影《斗牛》。在您看來,文學性是不是成就好劇本的要素?如何發揮好劇本在影視產業鏈中的作用?

  趙冬苓:當然。無論原創劇本還是改編劇本,文學性都是好劇本的生命力所在。

  據我所知,在影視業成熟的國家裡,劇作中心制已經成為通行的創作方式,許多創作團隊都是編劇擔任制作人。我樂觀地預測,隨著中國影視市場的成熟,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編劇制作人團隊出現。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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