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李舸在武漢火神山醫院重症醫學一科現場採訪拍攝 攝影/徐訊

　　3月6日，中國攝影家協會小分隊在武漢為援鄂醫療隊隊員拍攝肖像 攝影/魯澧

　　3月8日，中國攝協小分隊成員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為醫護人員拍攝肖像 攝影/曹旭

　　武昌方艙醫院休艙前的最后一夜。李舸（右）、中國攝影報副總編輯柴選（中）與醫護人員共值夜班 攝影/沈伯韓

　　新冠疫情下，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人民日報攝影記者李舸和他的100多名攝影隊員，不懼危險、逆行武漢，拍攝4.2萬多名援鄂醫療隊員摘下口罩，露出可愛可敬的面孔的瞬間，也記錄了4.2萬多個感人至深的故事。

　　就在5月15日，剛剛結束醫學隔離觀察的李舸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稱，為4.2萬多名援鄂醫療隊員拍攝肖像、為歷史建檔，這麼龐大的工程在世界攝影史上幾乎是沒有過的。“這群像背后，彰顯的是不屈不撓的中國精神，以及抗擊疫情當中的民心國力，同時也為援鄂醫療隊員提供了一次釋放壓力，舒緩心情的機會和理由，打開了一道情感的閘門。”李舸還透露稱，今年6月，國家博物館將以他們拍攝的這4.2萬多名援鄂醫療隊員的肖像為主題，舉辦大型的攝影展覽。

　　工作量大

　　100多人為4.2萬多醫護人員拍攝

　　北青報：李主席，談談您作為領隊，帶領中國攝影家協會隊員赴湖北採訪拍攝4.2萬名援鄂醫療隊員的初衷，對於這麼龐大的工程量，你們具體是怎樣開展工作，做好任務分解的？

　　李舸：2月20日，中國攝協赴湖北抗擊疫情攝影小分隊一行搭乘高鐵到達武漢。此番主要任務就是要為全國各地馳援湖北的醫務人員拍攝個人肖像，記錄他們救死扶傷的精神面貌，同時也是為歷史留檔。

　　可以說，拍攝4.2萬余名援鄂醫療隊員，這麼龐大的工程在世界攝影史上幾乎是沒有過的。雖然在抗日戰爭時期，我軍戰地記者也曾為敢死隊員拍攝過肖像，但那時由於物資匱乏，拍攝的人數極為有限。

　　況且面對這次新冠疫情，我們攝影小分隊一行5個人，拍攝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在出發前，就已經開始跟赴湖北採訪的多家媒體記者溝通聯絡拍攝事宜。此后，湖北武漢、河南的攝影團隊、人民畫報的團隊陸續加入，還有幾位醫療隊裡愛好攝影的醫護人員參與，一共有100多人組成了一支強有力的拍攝團隊。

　　拍攝隊伍雖然整合了，但無論是工作量，還是拍攝環境均困難重重。起初，我們攝影小分隊，一組兩人，在醫院裡隻能是醫護人員交接班的時候拍攝，這樣一天下來才拍50多人，效率不高。而且我們每天長達十多個小時在醫院的各個病區穿梭，不僅自己的體力精力承受不住，還增加了被感染的風險。

　　后來我們在中央赴湖北指導組宣傳組的統一安排下，在國家衛健委宣傳司的協調下，與各個醫療隊的領隊溝通，去他們駐地酒店拍攝。這樣，拍攝效率迅速提升，最多時每人一天可拍攝一支醫療隊，180多人。3月底我們的拍攝任務基本上就已完成了。這其中，我自己拍攝的醫務人員肖像有2000多張。

　　拍攝瞬間

　　選好角度抓拍醫護人員摘口罩

　　北青報：在疫情一線抗疫的人們，都穿著厚厚的防護服、將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這樣的裝備是否增加了你們的拍攝難度，那麼你們又是如何克服這一困難的？

　　李舸：是的，首先對於醫護人員來說，他們穿著厚厚的防護服在病區工作四五個小時。如此長時間、高強度的救護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麼選擇什麼時候保証拍攝順利進行，又不增加醫護人員的負擔就顯得尤為重要。通常，在醫院有兩個拍攝的時間窗口，一個是醫護人員從病房交接班出來，吃飯前的空當，這時候總得摘下口罩，可以拍攝到他的面孔。再有一個就是從病區出來后在緩沖區進行洗消，進入淋浴間的前一刻，醫護人員會把口罩扔到垃圾桶裡。為此，這個時間卡得很緊，每人隻有一分鐘左右的拍攝時間，而摘口罩的這個動作也隻有短短幾秒鐘。這就需要我們攝影師提前做好工作預案，選好角度和場景，按動快門，抓拍下這一瞬間。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的援鄂醫療隊員裡，90后、00后的年輕人有一萬多人，而且大多是女性。她們平時很在乎自己的容貌和精神狀態，經常會自拍一些美顏照片。而當她們從病區裡走出，摘下口罩，臉上有疲態和勒痕顯現時，有人不大願意被拍攝，所以我們完全尊重她們的意願，說可以，我們就拍。不願意馬上拍的，我們就等她狀態調整過來，再去拍。

　　另外，除了拍肖像，我們還在病房裡對醫療隊員進行新聞採訪。穿著厚厚的隔離服，戴著口罩，隔著起了霧的護目鏡，有時看不清照相機鏡頭裡的影像。另外剛開始我們進“紅區”會把相機裹上保鮮膜，結果發現這樣不但取景更困難，而且保鮮膜的縫隙和褶皺，還不容易消殺干淨。后來隻好將保鮮膜撕掉，提著裸機上陣，回到駐地賓館，用酒精消殺照相機鏡頭。

　　釋放壓力

　　幫醫護人員打開情感閘門

　　北青報：您自己拍攝了2000多張醫護人員的肖像，這其中哪幾張讓您印象深刻，最能打動您？

　　李舸：這裡面沒有“最”。在我看來，我們抓拍下的不僅是4.2萬多張可愛可敬的面孔，也是記錄了4.2萬多個感人至深的故事。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閃光點。我們除了給他們拍攝照片以外，還錄視頻，讓他們說出此時此刻最牽挂的人，這樣的短視頻大概錄了好幾千人。他們面對鏡頭都真情流露，有的說自己父親去世了，疫情結束后，要到父親墳頭上一炷香﹔有的說自己的兩個母親（母親和婆婆）都住院了，無法抽身照顧，就在醫院裡盡心盡力護理好別人的母親﹔有的說自己在這裡抗疫救人，沒有陪自己的寶寶走出人生第一步，很遺憾……等等，這讓我看到了特殊時期呈現在他們身上的舍小家為大家的情懷與擔當。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拍攝的福建省立醫院婦產科主管護師徐健，她所護理的那位98歲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是我國天文學泰斗韓天芑。在醫療隊員的傾力救治和精心護理下，他病情好轉，轉到了普通病房，之后又康復出院。這個事讓我很受觸動。后來聽說整個湖北省有3600多名80歲以上的老人，7位百歲以上老人身患新冠肺炎得到了成功救治。這傳遞出一個信息，就是我國始終將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

　　另外打動我的，還有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的醫生杜厚偉。他是一個比較剛硬的人，也是當天下班走出病房的最后一個人。他看到我正在對一兩個護士進行採訪拍攝，不屑地說這有啥可拍攝的，他就先去洗澡了。等他洗完澡后，看到我們還在原地等著他，於是就同意了我們的採訪拍攝。他戴著口罩，我們給他錄視頻的時候，他說的第一句話還很正常，到了第二句話情緒就控制不住了。他哽咽地說，他很想陪父母一起過個年。每年過春節的時候，他在醫院裡值班，沒辦法陪著父母，而在這次新冠疫情下，對很多老年患者的治療過程中，想到了自己的父母。

　　我們以相機為媒介，與醫護人員交心，給他們提供了一次釋放壓力，舒緩心情的機會和理由，打開了一個情感的閘門。一位心理衛生科醫生說，你們這種拍攝方式，真的是非常好的心理治療。同樣醫護人員在下班后也通過手機微信與患者進行深度溝通，進行心理疏導，還幫患者下載各種資訊，豐富患者的生活。醫患之間的信任感，為治愈疾病注入了強大的信心和動力。

　　主題展覽

　　記錄下武漢抗疫最真實的樣子

　　北青報：在武漢採訪拍攝的這段時間，您的生活狀態怎樣？

　　李舸：我最近用自己拍攝的123張照片做了一部短片，名為：《武漢，9秒66天》。123，寓意武漢從1月23日開始，進入了一段艱苦卓絕的抗疫歷程。這123張照片的曝光時長加起來大約隻有9秒鐘，而這短暫的幾秒，記錄了我們從寒冬中的恐慌到暖春下的淡定﹔從搶救生命的“紅區”到隔離生活的社區﹔從聚焦4.2萬余名醫療隊員到面對上千萬武漢市民。

　　在抗擊疫情的武漢，人們的活動范圍並不大，能隨意走動的人員不多，醫護人員是每天醫院、駐地酒店兩點一線，警察在執勤點上維持秩序，社區志願者、快遞小哥、出租車司機都有自己的工作重心。隻有我們攝影記者的活動空間相對比較大，職業的特性決定著我們有義務拍攝記錄下武漢抗疫最真實的狀態。目前我的照片中還沒有慶祝與歡笑，有的只是疫情之下，武漢這座城市裡所有人的抱團取暖、艱難前行。

　　那時，我們每天的精神狀態像被上了發條一樣，渾身的弦繃得很緊，根本不知道疲倦是啥滋味。從醫院或醫療隊員駐地酒店拍攝回來的路上，我們還會採訪疫情之下的警察、志願者、社區工作者們的工作狀態，也會去記錄普通武漢市民宅家防疫的生活狀態。

　　我們始終有強烈的使命感，因為類似方艙醫院、雷神山、火神山醫院，這些特殊時期的場景，你當時不及時拍攝的話，等疫情取得階段性成果，這些醫院清零了、休艙了，你再想補拍，那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們隻要有時間就不停地拍攝，這是為歷史留檔。

　　直到上個月底，我才回到北京，這時緊繃的神經終於放鬆下來，才體會到了那種疲倦感。目前我正在整理拍攝的照片，因為下個月，國家博物館將以我們拍攝的這4.2萬多名援鄂醫療隊員的肖像為主題，舉辦大型的攝影展覽。（文/本報記者 張恩杰 統籌/劉江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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