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張藝謀監制的《我和我的家鄉》和黃建新監制的《1921》開機，為慶祝建黨99周年和100周年開啟的獻禮片大幕正式拉開。據了解，今明兩年，將有近10部獻禮片緊鑼密鼓地開拍。去年，《我和我的祖國》以31.7億元的票房，“測”出了獻禮片的市場容量。那麼今明兩年，扎堆開機的獻禮片又將以怎樣的創新創意，贏得市場與口碑呢？

　　10年前，《建國大業》為首的獻禮“三部曲”在創作上以多明星、大場面為主要特點，這和當時整個市場的商業片特點基本一致。在一個追求“規模”的早期階段，市場想要迅速擴大，更具知名度的明星配上大場面是最迅速有效的方法。

　　10年后，以《我和我的祖國》為代表的獻禮片，突出小人物大情懷的創作思路，實際上也是這幾年整個市場的一個創作熱點。七個短片均用微觀敘事，鏡頭更多地投射在普通人熟知的環境和事物中：《白晝流星》將鏡頭對准劉昊然和陳飛宇飾演的一對少年流浪兄弟，見証了神舟十一號飛船成功著陸這一重大歷史瞬間﹔《相遇》裡張譯飾演的科研工作者是國防科技戰線上的無名英雄的縮影﹔《奪冠》裡冬冬的故事，是女排奪冠“萬人空巷”的另類見証人。此外，《回歸》《護航》《前夜》《北京你好》等，均突破了獻禮片慣用的創作方式，將個人情感放大渲染，或具體或抽象地喚醒人們的民族記憶。從獻禮片的發展角度來說，從明星雲集的“大人物群像”到以小人物平民視角為核心的群眾故事，獻禮片完成了一次重大躍遷。

　　獻禮片的變遷史，折射著市場商業片創作的變遷史。直到今天，談到主旋律影片的商業化包裝，一定程度上還是類型片技法的運用。但類型片的手法僅僅是講述故事的“工具”，《我和我的祖國》《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之所以能夠在市場突圍，並不是因為類型片技法有多高超，而在於故事本身能夠觸達觀眾。

　　作為出品方代表，騰訊影業CEO程武在《1921》開機儀式上也表示：“影片所聚焦的歷史節點裡，當初參與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正是平均年齡為28歲的年輕人。這為觸達銀幕外的當下年輕人並讓他們產生共鳴提供了群眾基礎，希望通過《1921》這部影片，彰顯出跨越時空的永恆價值和強大生命力，讓大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為之鼓舞。”

　　對於獻禮片來說，想要繼續深耕市場，除了“小人物大情懷”以及類型片元素設定之外，還需要更多元的方式來滿足觀眾更多樣的需求，這其中，如何通過設置懸念來講述故事，成為獻禮片成功的關鍵。

　　《我和我的祖國》七個故事中，觀眾熟悉的歷史事實背后，是鮮為人知的陌生故事——開國大典如期舉行，香港回歸分秒不差地實現，背后卻有著驚心動魄的經歷。《前夜》裡，設計師林治遠如何克服重重困難，保証國旗的順利升起﹔《回歸》中，如何讓五星紅旗一定要在零時零分准時升起，成為全片最大的懸念。此外，在《奪冠》中，冬冬究竟能不能趕上為同學送行，也是懸念迭起，和女排奪冠之路同樣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人常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對於獻禮片來說，基調早已定好，觀眾心裡也已有了心理預期，如何誘發觀眾觀影的興趣，懸念設置無疑是既符合藝術規律，又與商業化契合的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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