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社會責任是媒體必須擔負的公共職責，是媒體存在的社會依據。傳媒業從來都是在一個多因素的社會生態中發展，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同時也反作用於社會。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政治、經濟、新技術等多重因素影響下，我國傳媒業正在悄無聲息地發生變化，這系列變化的核心指向是向該有的社會責任回歸。

讓主流意識形態搶佔制高點

伴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大發展，我國意識形態建設有所放鬆。從時代背景來看，經歷了40年的改革開放，一方面，處於復雜的千年變局中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實現復興的歷史機遇期，同時也是國內矛盾多發期，因此需要高度的凝心聚力﹔另一方面，我國社會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收入差距拉大、外來文化影響背景下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日趨多元，加之互聯網的興起，眾聲喧嘩中給思想觀念的統一帶來了很大的挑戰。新聞輿論工作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被提到了牽系國家和民族長治久安的戰略地位。

2016年2月19日，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新聞輿論工作的5個“事關”。顯然，新聞媒體在當下承載了更強的時代使命，充分發揮主流意識形態對非主流社會思潮的引領作用和塑造功能，讓主流意識形態搶佔社會思潮陣地制高點。而我國社會的本質特征也決定了在我國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正因如此，一方面，媒體要傳遞黨的聲音，實現意識形態的凝聚和引領，服務於一國民眾的長遠利益、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另一方面，媒體又要積極傾聽民眾的聲音，反映民眾的訴求，並且幫助群眾實現建設性的輿論監督，在傾聽中引導。傳媒行業的系列改革基於這個核心點展開。近些年，新聞界全方位開展了“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的活動，全國宣傳思想戰線深入開展增強腳力、眼力、腦力、筆力的“四力”教育實踐工作，意在推動宣傳思想工作戰線了解國情民情，在和老百姓深入的感情交流中對話引導。

明確要求增強社會責任

我國傳媒體制的改革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伴隨著1978年國家財政部對《人民日報》等8家新聞單位的改革訴求，我國傳媒體制開啟了市場化的歷史進程。市場因素的引進，使傳媒得以從過強的行政控制中獲得一定的自主空間﹔但伴隨著市場因素的植入，種種新聞亂象開始出現，突出的表現就是商業利益對新聞客觀性和公共精神的綁架和侵蝕。黨的十八大以前我國傳媒業過度商業化與低俗化的亂象使得傳媒業的公信力大大受損，傳媒的社會責任和擔當能力缺失，為此，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國啟動了系列具體的改革舉措予以扭轉。

首先是黨報黨刊加速落實“兩分開”管理。自上世紀80年代我國傳媒業啟動市場化進程伊始，中央和相關部委便一直通過多個文件強調“兩分開”。應該說，系列文件關於採編和經營兩分開原則的提出和堅持，既是抵制商業經營對新聞採編的可能綁架，也是對傳媒規模化經營活動的推動。但很長一段時間，在現實操作中，很多媒體單位為了謀生存，紛紛通過給採編部門下達經營任務指標，或將採訪權外包等方式以解決生存問題，加之人事管理的隨意，部分採編和經營人員缺少專業精神和職業精神，飛速發展的傳媒業終因社會效益受損而陷入公信力缺失的困境。黨的十八大之后，國家通過中央巡視等手段進一步加大力度推動新聞單位嚴格落實採編與經營分開的系列要求，要求各新聞單位從組織機構、人員崗位等多方面分開，同時嚴打新聞腐敗。

與此同時，明確要求傳媒發展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效統一。201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推動國有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指導意見》，指導意見再次強化了傳媒的社會責任和公益使命，並提出了系列可操作的量化指標和辦法來保証傳媒業雙效統一目標的實現。與此同時，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2014年6月起，由中國記協組織，開啟了“媒體社會責任報告制度”。經過6年持續推進，截至2019年，“媒體社會責任報告制度”報告媒體范圍不斷擴大，報告單位增至51家。

新技術推動傳媒向融媒轉移

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國傳媒業發展的另一個戰略布局上的重大戰略在於基於我國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中央已經明確把輿論及新聞傳播的主戰場轉移到網絡上，因此，著力推動融媒體的發展。

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其中手機網民佔全體網民的比例為99.3%。而基於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大量新媒體和自媒體的誕生大大方便延展了普通公眾的表達空間，每個人都可以隨時隨地發聲。於是，一句話、一張照片瞬間可以掀起軒然大波，互聯網上一時間眾聲喧嘩，真相和謠言常常相伴而生，而算法推薦等互聯網技術又加劇了社會圈層分化，情緒取代了事實，於是，人們常常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解構了傳統媒體把關人限制的新媒體和自媒體在實現輿論監督的同時，也使社會和諧和意識形態面臨極大的挑戰。這意味著，要實現輿論引領，和公眾對話的主戰場必須轉移，互聯網也必然成為輿論引領的主戰場。

要牢牢佔領輿論斗爭的這一主戰場，通過互聯網接受群眾的監督的同時也引導群眾。國家相繼出台諸多舉措意在推動媒體主戰場向互聯網轉移，如《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2014年）、《關於進一步加快廣播電視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意見》（2016年）。自2018年始，縣級融媒體在全國范圍內全面鋪開，業界人士預計，2020年年底當基本實現全國全覆蓋的目標。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會議就我國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做了進一步的部署，以牢牢佔據“輿論引導、思想引領、文化傳承、服務人民的傳播制高點”。

總之，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政治、經濟、信息技術等多種因素影響下，我國傳媒業正在經歷自上而下的系列改革，目的是向社會責任回歸，以贏得公眾的信任獲得強大的引領力、傳播力、影響力，從而得以服務於新時期意識形態的凝聚和引領，同時關切百姓之關切。顯見的是，傳媒業在回歸社會責任的同時也逐漸迎來了公信力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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