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故事藏著觸底反彈、再攀高峰的戲劇性，也有著享受比賽、實現自我的新體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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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應春節公映的《奪冠》在“十一”上映，成為國慶長假娛樂的一個關注點。推遲到“十一”上映也挺合適，影片的性質，從春節檔的合家歡，轉向國慶節愛國情懷的釋放，頗為適宜。

　　愛國精神、女排情懷、體育真諦，導演陳可辛需要處理好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既要各個擊破點明主題，又要尋找共振合為一體。有點令人意外的是，陳可辛用三段式結構，分別承擔了這三個訴求，很直白也很清晰地傳達了體育競技項目在不同時期所承載的意義。

　　現在的體育電影，通常已不再喜歡使用這樣的拍攝手法，為了使作品擺脫紀錄片性質，更有戲劇沖突，創作者通常會圍繞一個點、一條線進行創作，在強化煽情能力的同時，也突出體育電影的緊張氣氛。《奪冠》最具戲劇沖突的地方，發生於2008年奧運會，郎平帶領的美國隊戰勝陳忠和帶領的中國隊，如果影片緊扣這個核心展開故事的話，會是另一個風格的作品。

　　但陳可辛沒有這麼做，不是他不能這麼處理，而是中國排球之於中國體育歷史、之於中國人的情感，要求創作者盡可能地對不同的時代情緒進行反映。比如1981年中國隊戰勝日本隊首奪世界冠軍，的確對那個時代的國人有巨大的振奮作用，用現在的眼光看（也是《奪冠》第三段故事提出的議題）：奪冠真的那麼重要嗎？——對於1980年代的中國與中國人來說，真的很重要，這毋庸置疑，不能用現在的體育競技價值觀來衡量那時的教練員、運動員以及為女排奪冠熱淚盈眶的人們，當年女排五連冠所帶來的鼓舞力量，是無法代替的。

　　《奪冠》再現了老女排在條件艱苦的環境下刻苦訓練的情形，隊員承受的傷痛讓人心疼﹔在進入低潮期成為二流隊伍時，隊員的表現又令人失落與著急﹔當郎平重新執掌國家隊並再奪世界冠軍的時候，不禁為之感到激動與開心……對比之下，觀眾更願意看到最后一段故事吧，因為這段故事藏著觸底反彈、再攀高峰的戲劇性，也有著享受比賽、實現自我的新體育精神——不是女排變了，而是觀眾、中國人的心態集體變了，所以中國女排才會再次找准定位。

　　在結構、訴求、價值觀表達這三個方面找准，影片就基本立住了。剩下的考驗是細節的呈現，《奪冠》有幾個細節抓得不錯：比如一名打沙灘排球出身的運動員在發球前喜歡轉球，還因此被裁判判罰過超時﹔比如新女排隊員被郎平批評，說老女排隊員從來不會在訓練時拍對方屁股，這樣的細節讓觀眾大笑，也讓影片變得輕鬆、生動。

　　作為一部新主旋律電影，《奪冠》如何處理集體和個體的關系，考驗著創作者的立場與技巧，在最后一段，顯然《奪冠》明確了球員為誰而打球的問題——不是為了爸媽打球，不是為了獎牌打球，而是為了改變和提升自我而打球，也正是這樣的激勵，最終讓最年輕一代的球員，做到了輕裝上陣。她們丟掉女排精神了嗎，並沒有，她們只是將女排精神進化了。她們表達出愛國情懷了嗎，當然是，雖然沒有喊口號，但她們的勝利以及她們帶給自身以及帶給觀眾的喜悅，本身就可以含蓄地激發愛國情緒。

　　回到電影本身，《奪冠》的缺憾也是有的，比如第一段故事裡的隊員都沒有出現名字，不管什麼原因，聽不到一個個熟悉的名字，總是一種遺憾﹔在對比賽畫面的呈現上，鏡頭有時候沒有跟著球走，沒能協調好比賽的全面與局部之間的關系，剪輯方面略顯不足﹔雖然多數演員都超出預期地完成了表演任務，但個別角色還有臉譜化的嫌疑。

　　作為一部體育題材的主旋律電影，主創群體能將《奪冠》以現有水准捧出來，已經算不錯，如果對女排歷史有好奇心或者對女排隊員有親切感，影片的帶入能力會更強些。在國慶檔，期望《奪冠》能接棒《八佰》，繼續為國產片提氣，把疫情之后恢復的電影市場，進一步帶熱。（韓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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