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扶貧是指以整體素質提高為導向，以提升語言文字能力為中心，以各類語言因素和語言政策的高效協調配合為路徑的扶貧開發過程。作為一種內生性扶貧機制，通過制定與國家扶貧政策相配套的語言扶貧政策，在貧困地區或社區面向貧困群眾進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學習和提升為主體的教育，使貧困群眾有機會掌握並提升生活所 需的語言文字能力，進而通過教育的提升、文化知識的獲取，提升自身“造血”能力，根植發展基因，激活發展動力，並以此阻斷貧困發生的動因。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語言扶貧的實踐過程中探索出了許多創新而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今年是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2020年之后的中國絕對貧困消除，將進入一個以相對貧困治理為主要特征的階段。當此之際，需因應特征和階段的變化，進一步深化對於語言扶貧的思考和認知，以冀為后脫貧攻堅時期的相對貧困治理繼續貢獻力量。

處理好普通話普及與提升的關系。當前我國普通話在全國范圍內普及率達到了80.72%，識字人口使用規范漢字的比例超過95%，各民族各地區交流交往的語言障礙已基本消除。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有些地區特別是深度貧困地區的普通話普及率還比較低，語言障礙依然存在，語言交際成本依然很高。未來的語言扶貧需要解決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及中存在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即有些貧困地區（如“三區三州”）的普通話普及率仍然有待提升，而已經學習了普通話的脫貧人口以及新出現的相對貧困群體的普通話水平則需要進一步穩固和提升。

處理好普通話與其他語言的關系。語言扶貧是一個以主體多元為特征的體系。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及無疑是中國語言扶貧的主體與核心，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各語言的方言以及外語也都是語言扶貧事業的有機構成，在不同的層次和領域發揮著各自的作用，它們多元和諧共存。比如有些貧困地區通過將少數民族語言或各地方言與旅游、文化產業等相結合，在語言傳承的同時獲得了較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有些貧困學生通過學習外語走出了家鄉，甚至走向了國際。普通話是國家法律規定的國家通用語言，是貧困地區群眾擺脫貧困的基礎能力和重要條件，“普通話之橋”是主干道﹔而其他語言及方言則作為輔助道路，在不同層面也架起了一座座立交橋，協力扶貧減貧事業。

處理好鄉村和城市的關系。鄉村依然是未來一段時間相對貧困治理的主戰場，而隨著城鎮化和老齡化進程的推進，農民工群體、城鎮低保人群、未來由於貧困線調整所形成的新貧困人口的貧困問題可能會日益突出，因此2020年后的扶貧戰略重點應該是建構城鄉一體化的貧困治理體系。后脫貧攻堅時期的推普助力減貧脫貧目標群體將由農村聚焦轉向以農村為主、農村和城市雙重聚焦的新局面，將形成以鄉村為主、鄉村和城市並行發展的新格局。在推動扶貧工作走向城鄉統籌的同時，語言扶貧的政策與規劃也需要走向城鄉統籌，即建構以鄉村提升普及率和城市提高質量、不同區域不同政策的語言扶貧體系。在這個框架下需同時研究鄉村和城市的語言扶貧治理。

處理好東部和西部的關系。經過這些年的不斷探索，我國的語言扶貧已經基本建立起了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的體制機制。未來在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背景下，語言扶貧需進一步優化體制機制建設，發揮支援省份優勢力量，更加扎實地開展推普助力扶貧脫貧對口支援工作，加強學校語言文字工作，確保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作為教育教學基本用語用字，切實提高受援地區廣大人民群眾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應用意識和能力。

處理好短期和長期的關系。至少包含相互關聯的三個維度：一是人類語言習得的規律決定了語言能力的掌握和提升是一個長期而非短期的過程，需要久久為功，而不能冀望短期獲得﹔二是與“兩不愁三保障”涉及的貧困群眾迫切需要改觀的方面相比，語言能力往往是一個被忽視的因素，但是當他們需要以人口流動、旅游產業等方式來實現脫貧，需要更多與外地人交流的時候，語言能力的作用就會更為凸顯，語言因素是一個后發因素，這是由語言學習轉化為個體自身人力資本的時長規律所決定的，所以長遠來看語言因素必將在未來發揮更多的實際效力，轉化為真正的生產力﹔三是《推普脫貧攻堅行動計劃（2018—2020年）》的集中脫貧攻堅與長效語言扶貧機制的建構，這套機制需要參考脫貧攻堅時期的理論和實踐經驗，更需要對后脫貧攻堅時期的特征變化和扶貧脫貧的整體戰略體系有精准的理解和把握。

處理好扶智和扶志的關系。“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扶貧先扶智，扶智先通語”，這兩句倡議很好地詮釋了語言扶貧與“扶智”“扶志”的關系。即語言作為知識的載體和知識獲取的工具，是“扶智”的必要前提和必由之路﹔通過語言獲得更多更好的教育和人生自信，從而增強貧困群體的意志和志氣，是“扶志”的好路徑、好選擇。語言學習不僅能提升貧困群眾的“智”，更能增強他們的“志”，從而使他們擺脫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貧困，實現真扶貧和真脫貧。

語言文字為扶貧減貧構筑了通向知識和機遇的大道，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教育不僅具有重要的經濟效益，也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語言扶貧是貧困治理的重要構成，語言治理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深化對語言扶貧的認知，將有助於其在相對貧困治理中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王春輝，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首都師范大學教授、語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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