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我和我的祖國》中的《奪冠》到今年《我和我的家鄉》中的《最后一課》，我非常享受整個創作過程。短片有短片的架構，創作者要在大主題下，找到一個適合表達和自己擅長的故事。短片又像是長片的梗概，循著線索，可以交織構建更宏闊的故事，釋放了觀眾和創作者的想象空間。

　　做演員時，我常把自己帶入角色。作為導演，我此前也總是從自己的生活中找故事，這其實都是一種“內觀”。《我和我的祖國》和《我和我的家鄉》的創作， 讓我擁有了“外觀”的角度，仿佛在用第三人稱講故事，《奪冠》中是個孩子，《最后一課》中是位老師，這種視角的開拓，讓我對創作有了更多思考。

　　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后，我一直活躍在戲劇舞台上。我很喜歡喜劇，在台上用一個包袱把觀眾逗樂了，會讓自己瞬間獲得滿足感。現在，我不滿足於僅僅獲得笑聲，更在乎觀眾觀影離場時的感受。我希望這其中有溫暖、感動和值得回味的東西。

　　每次我的電影上映后，我們都會做一系列觀眾問卷調查。有時我會發現，自己創作中的用心和得意之處，觀眾並不一定接受和喜歡。我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尋找觀眾的心理節奏和共情點，逐漸成長起來。電影創作就像開車行進，碰上堵車，創作者要學會跑到車子外面看看情況。互聯網時代，創作者要勇於接受各種各樣的聲音，吸收各門各類的知識，換個視角看待問題，也許會發現另一種可能性。

　　而在眾多可能性中，導演是那個“做選擇”的人。比如，當造型組為一個角色准備兩套衣服時，導演不光要選一件，還要說出為什麼選、服裝和角色的適配度在哪裡。再比如，在《最后一課》中，我選擇用“過去無法重塑”的結構來講述范老師與家鄉的故事，更有戲劇沖擊力。凡此種種，導演必須給整個劇組提供一個答案、一個方向，並給出充分的理由。導演的功課，便在於不斷夯實這個理由的根基。它來自綜合的藝術感覺。

　　劇本是電影創作的藍圖，導演要找到現實依托，讓情懷和詩意落地。為什麼拍《最后一課》這個故事？採風時親眼所見我們國家的新農村發展，給我帶來很大震撼。影片結尾的“彩虹學校”是真實存在的，它坐落於浙江省淳安縣富文鄉。當年村裡的一個孩子外出求學，學了建筑設計，回來設計建造了學校。從電影開篇出現的水墨畫到結尾的“彩虹學校”，我們為觀眾設計了一條由當下追溯到過往的故事線。創作者無需多言，隻需引領觀眾在光影中行走，去尋找屬於事件和情感的連接點。

　　觀眾走近作品，是從角色開始的。所以導演要“懂”表演，而不僅僅是懂得欣賞表演。我一直想開個表演班，跟年輕導演一起做表演練習，也希望年輕導演多看舞台劇，更多介入與表演藝術相關的領域。因為導演對表演的理解，必須是一種切身的理解——理解演員站在攝影機前，可能遇到什麼問題。導演要站在演員的立場上為他考慮問題，才能提供有幫助的提示。更重要的是，表演不是獨立存在的，它是一個整體，一個角色的成功，需要整個團隊共同培植角色生長的土壤。

　　創作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思維、技術和實踐的疊加。藝術的門類和工種是觸類旁通的。做影視劇演員時，拍一部三四十集的電視劇，有900到1000場戲，我每天都待在現場，捋清楚每個部門是如何分工合作的，為今后的導演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做舞台劇導演時，我會至少提前8到10天把這個戲全排完，再從觀眾視角反復看，進行調整。這個工作習慣和思維模式延續到做影視導演，在混錄剪輯過程中，我會花很長時間做筆記，之后叫上幾個人做觀眾，聽他們的感受和意見。

　　具有社會現實意義和藝術感染力的電影，一定會吸引越來越多人走進影院。未來，我希望能多創作與人和時代有關系的作品。

　　（本報記者王瑨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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