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很容易觀察到，成熟和自信的人說話時是有分寸感的。相反，如元代王實甫在《西廂記》中所描寫的“招禍口，不知分寸”現象，卻在當今的世界傳播場域中時有出現。

分寸感是人的修養在內心沉澱而成、對人或事物的合理認可與表達，這種認可與表達體現出主觀自信。網絡時代，通過推特、微信可以把個人的聲音放大很多倍，但大家普遍有一種直覺：缺乏分寸感就缺乏在公共領域發聲的基本倫理。

伴隨逆全球化勢力的膨脹，傳播界的逆倫理現象正日顯其侵蝕性。網絡技術使傳播能力無遠弗屆，讓那些懷有敵意、沒有分寸感的言論有了全時空、直抵面門式的傳播能量，導致很多弱者的尊嚴感不斷受損、被冒犯感全面增強。這些多媒體立體化的無分寸“帶節奏”現象，使人不由得懷疑這些發聲者是否具備基本的傳播倫理。

膀子粗、嗓門大是蒙昧時期產生的力量迷茫，不能允許這種沒有分寸感的拜物教，在具有先進科技支撐的網絡上復活。客觀地看，在新冠肺炎疫情打擊和后疫情時代經濟悲觀的背景下，西方的傲慢以扭曲的沒有分寸感信息傳播方式宣泄，這些信息進一步造成群體切割，對立加劇，也造成一些人追求的目的與行為方式之間、善行與惡舉之間的界限模糊，導致失去分寸的倫理意識驅動線下的非理性行為發生。例如，若干國家在疫情期間頑固拒絕公眾戴口罩等。

傳者、受眾、媒體構成了傳統的傳播場域的三方，但是智能化傳播、數據化傳播使平台成為某種意義上傳播的第四方。這一方經常在第一時間橫空出世，以不受約束、不顯意識形態、不分立場自詡。但是平台自動分發的信息經常無分寸感，顯示出其不具有責任感的倫理底盤。

傳播的全球化比經濟全球化的步伐要快得多，傳播水平與經濟融合水平的非同步性，造成了傳播場的若干陷阱，如當下撕裂感已成為人們的普遍感知，應對撕裂感的倫理處方就是分寸感。它基於共享性理性，而不是基於選擇性理性﹔基於常識而不是基於算計﹔它利於互惠而不是基於“某某第一”。

馬歇爾·盧森堡所著的《非暴力溝通》指出，信息交流演變成暴力行為，原因在於這種交流失去了分寸感，它標簽化對方和臉譜化對方，朝著妖魔化對方的邏輯演進。因此，截斷這個進程，就是分寸感實施的內涵式要求。

分寸感建構是一個必須現在就要做，也將漸進的客觀過程。對新聞信息實施有分寸感的調節，是一個不以少數人反對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過程，否則，一個沒有共同基本倫理的傳播場，就難以成為一個互惠的信息命運共同體。它的建構基於和不限於——制度性調節：相關法規的完備﹔政府與媒介間、政府與政府之間的約定式信息節制﹔自律性調節：媒介組織的協商調節﹔平台的反調節：平台作為第四方，跨越利益相關方的倫理作用必須顯示﹔技術調節：大數據用於對極端化言論予以調節，對於明顯沒有真相支持的現象新聞與言論自動示疑。

“畫虎不成反類犬”這句話，本義就在於告誡人們不可缺乏分寸感從而弄巧成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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