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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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用30年的時間拍攝《俺爹俺娘》，記錄父母晚年喜怒哀樂的攝影師焦波，在用了10年的時間去記錄和拍攝汶川的地震孤兒后，從2012年起將鏡頭對准了中國鄉村——從第一部紀錄片《鄉村裡的中國》開始，到第13部紀錄片《老窩》。

　　為了這些紀錄片，焦波和他的攝影團隊扎根鄉村，與村民們同吃同住，拍攝了幾千個小時的中國鄉土畫面，記錄了中國鄉村脫貧攻堅的歷程，記錄了鄉村的改變，也記錄了那些來自土地和基層的真實。在焦波的鏡頭中，鄉村揭去了那層“田園牧歌”般的濾鏡，風景優美同時也有貧困、沖突，質朴而有力，真實而珍貴。近日，正在雲南忙著為《老窩》殺青的焦波，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採訪。

　　精神

　　鄉村賦予農民骨子裡的堅毅

　　北青報：為什麼選擇了鄉村作為拍攝對象、農民最打動您的是什麼？

　　焦波：中國的農民最特別、最讓人敬佩的是他們的那種精神。中國的農民，不論生活在哪裡，骨子裡始終有一種堅毅的精神，不論生活多難，有多少挫折，他們都會繼續堅持下去。我家鄉有一句俗話：“庄稼歉收年年種。”意思就是對於農民來說，就算今年收成不好，他們也不會放棄土地，明年依舊春種秋收。

　　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團隊裡無論是90后、80后，包括我自己，我們都了解農民骨子裡的這種精神，也從土地中繼承了這種精神。我們團隊一般四五個人，有時候是八九個人同時駐扎在一個地方拍攝。拍攝環境非常艱苦，但我們團隊中從來沒有一個人打退堂鼓。片中的農民從春種，到夏管、秋收、冬藏，我們也把這幾個“環節”做了下來。最后，農民收獲了庄稼，我們收獲了故事。

　　鄉村賦予農民骨子裡的堅毅，所以我覺得農民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們拍攝鄉村中國這一系列的紀錄片也是向中國農民致敬，向這種農民精神致敬。現在我想再加上一句，向我們團隊中的這些年輕人致敬，這種堅毅的鄉村精神也融進他們的血脈裡。

　　拍攝

　　每部片都在村裡住至少一年

　　北青報：拍攝過程中，您和攝影團隊都會在村子中生活幾個月甚至一年多的時間，是怎樣堅持下來的？

　　焦波：我們攝影團隊的成員中有很多年輕人，但我們對鄉村有著深厚的感情，是任何學歷或拍攝技巧都無法代替的。我們的每一部紀錄片都需要團隊在村子中居住長達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我們要去了解、去經歷，然后才能記錄下這片土地的真實。

　　尤其我們拍攝的是村子脫貧攻堅的歷程，這種村子裡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在雲南拍攝《老窩》的時候，我們住在老窩村裡。那裡地處偏僻，交通不便。老窩村屬於高寒高海拔的少數民族村落，生活習慣、飲食習慣都不適應，我們經常煮方便面吃。如果沒有這種情感基礎，是很難鍥而不舍地守在這樣的一方土地上去耕耘故事、收獲故事。

　　北青報：紀錄片裡的農民，對攝像機沒有任何緊張或者畏懼。怎樣才能讓村民展現其最真實的一面？

　　焦波：對待拍攝對象，我們不仰視也不俯視，始終是平視他們的？為什麼農民在鏡頭前也可以那麼自然、為什麼願意告訴我們他們內心真正的感受？是因為他們能感受到和我們是相通的。我們永遠沒有高高在上的態度或語言，有些地方即便語言不通，但當我們坐在傈僳族大娘身邊，握著她的手向她問候的時候，這些行為依舊是平等的，有溫度的。

　　我們去村民家中拍攝的時候，都是把自己當成要去串門的親戚朋友，而非冷冰冰的攝影師。我們會買些水果、買點禮品提過去，和村民一起吃飯、聊些家長裡短。趕上家裡有喜事，孩子滿月、新人結婚，我們也都會去慶賀。所以對於村民來說，我們不像是在工作，而像是他們的鄰居，像是在外上學的人回來了。我們與拍攝對象是沒有“距離感”的。

　　選角

　　有故事有精神 有表達的力量

　　北青報：什麼類型的村民才能成為您紀錄片的主人公呢？

　　焦波：首先他要有故事，也要有那種精神——骨子裡邊有想要做好一些事情、干成一件事情的精神，這是我們想記錄下來的。比如《進城記》的主人公覃猛，我們在社區裡尋找這部片子的主要記錄人物的時候，他的那種積極和陽光吸引了我。

　　其次他要有力量，表達的力量。最經典的就是《鄉村裡的中國》中的杜深忠夫婦。他們看起來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農民形象，但杜深忠會在土地上練毛筆字，攢錢買琵琶，喜歡那些對農民來說“不必要”的文學，他和他妻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對話也都讓人耳目一新，覺得非常有哲理。

　　很多不了解鄉村的人可能會認為農民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形象，覺得他們“沒有文化”甚至是“愚昧”的。但我覺得大家都不要小看農民，中國的農民擁有的一些土地和生活賦予他們的獨有的智慧，是很多知識分子都難以企及的。

　　北青報：這些紀錄片中的主人公有代表性嗎？

　　焦波：這些主人公在中國的鄉村中都是有代表性的，他們絕非個例。比如《鄉村裡的中國》中的杜深忠，幾乎每個村庄都會有這種明白人和文化人，村子裡大家有什麼事都會去請教他。還有紀錄片中的村支書張自恩，村民打架他要多次去兩戶人家走訪調解﹔建設文化廣場砍了幾棵樹，他要去安撫村民﹔有了矛盾和沖突他要去做思想工作。張自恩就像是一個陀螺一樣永遠停不下來。他所經歷的這些酸甜苦辣幾乎是每一個村支書都會經歷的。這種代表性讓大家在看完這些鄉村紀錄片之后都會感慨：“這也是我的鄉愁啊。”

　　成就

　　紀錄片上映后 村裡蘋果更好賣了

　　北青報：拍了這麼多鄉村紀錄片，有沒有給主人公的生活帶來變化？

　　焦波：這個肯定是有的。比如《鄉村裡的中國》拍攝地杓峪村，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出售蘋果。紀錄片上映后村子裡的蘋果更好賣了。還有《鄉村裡的中國》中的老杜，片子上映后，有展覽會請他去寫字，很多人願意買他的作品，他的字得到了認可，家裡也蓋上了他一直夢想的“陽光小屋”。

　　《進城記》的主人公覃猛，我們剛認識的時候他告訴我：雖然出身無法改變，但人去努力追求，就能改變命運。在我們拍攝《進城記》的時候，他也開始用手機記錄他自己的生活，拍攝的素材甚至放到了紀錄片的正片中，那種鮮活的記錄視角是我們都很難達到的。有了這個經歷之后，他也開始跟我們學習拍攝，最后加入了一家影視公司，成了一名攝影師。

　　未來

　　不怕被指作秀 會繼續拍攝下去

　　北青報：長時間就中國鄉村這一個主題進行拍攝，有沒有擔心過外界可能會對您有一些負面的評價？

　　焦波：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專注於自己熱愛的事物，我覺得這沒什麼不好。我用30年拍《俺爹俺娘》，作品出來后有人指責我把自己家裡這些事都公開出來。后來我收養了6個汶川地震的孤兒，花了10年的時間去記錄他們，也有人說我就是在作秀。但我爹娘最后的30年我年年都會回家和他們在一起﹔我收養的孩子們也都長大成人，有的考上了上海交大，有的考上了四川傳媒學院，也有的跟我一起做攝影，現在也成了很優秀的攝影師。現在我開始拍鄉村，也已經8年多了。我熱愛這些人，熱愛這片土地，所以想繼續記錄下去。

　　北青報：現在大多數年輕人仍然會選擇走出村子、離開鄉村，如果邀請您與這些年輕人對話，您想對他們說些什麼？

　　焦波：就我個人的經歷來說，在我那個年代，大家覺得“走出鄉村”意味著脫貧，離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離開”不等於“嫌棄”，而是指到一個機會更多、更廣闊的地方去學習去奮斗，報效家鄉，報效祖國。我覺得這就是我們離開鄉村時的追求，也希望這些農村出來的學子都有這種想法。（文/實習生 王潤祺 記者 張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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