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太，李克林，曾經的人民日報農村部主任，我的第一位直接領導，音容笑貌總是清晰留在腦海。

說話間，好像就能看到她，遠遠的，走來了，個子不高，衣著朴素，長相普通，少女時代曾被封建禮教束縛過的小於常人的“解放腳”，如今走起路來略微有點緩慢。

“老太，”

“嗯，你們出去啊？”

老太，是我們當面一致對她的稱呼。背后提到她，都是“李老太”、“老太太”。所有同事好像都忘記了她的大名：李克林，更沒有人叫過她“李主任”。

說實話，一開始，我也很不習慣。“老太”、“李老太”、“老太太”，這是對一個人應有的稱呼嗎？不信你試試，身邊一位六七十歲的知識女士，你當面叫她“王老太”、“張老太”、“趙老太”、“楊老太”，別扭嗎？肯定別扭。早年我大姨從上海來北京玩，我提起李老太，她笑的不行，說這不是罵人嗎？偏偏“老太”用在李老太身上，就是那麼貼切。

老太太是領導，但好像從來沒有過領導的樣子，更沒有領導的“架勢”，她和大家一起在大辦公室辦公。一屋子多的時候有六七個人，免不了有些鬧鬧嚷嚷。隔壁小辦公室隻有鐘立群和我兩人（后來加進了周毅之同志），開始我有些不安，慢慢才習慣了。不過，無論怎麼不講究，都絲毫不影響老太太在大家心目中受尊敬的形象，那種尊敬、擁戴，是自然而然的，發自內心的。

有時候，辦公室會很熱鬧，同一部門其他組的年輕同志過來說事，說著說著說到老太太頭上，大家嘻嘻哈哈，說到李老太就是當年的“雙槍老太婆”。老太太坐在自己辦工桌前，不理大家，一邊看稿，一邊輕聲自言自語，不以為然：什麼雙槍老太婆？其實，有關雙槍老太婆的傳說，我一進報社就聽說過，但被老太太自己否了。這個傳說可能與她早年延安抗大畢業后，曾加入太行工作隊一段經歷有關。那可是抗日烽火連天的歲月，一個年輕女子，跟隨一幫武裝人員進入和日寇周旋的太行山區，本身就充滿故事性，因而給老太太經歷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當然，這也可能與她獨特的個性和朴實的外表有關，不認識她的人，見了面絕對不會認為她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十一級干部。郝潔當時是部門一名中年編輯，在同一辦公室。老太太外出、出差，一般她都會隨行。清楚記得，那次回來，在辦公室給大家講了一次經歷：那天，她們三人（還有一位好像是宋錚老太太）採訪之余，去一家小賣部買點隨身用品。一進門，老太太指著小黑板自言自語念起上面商品價格。營業員大姐立馬驚訝起來：“咦！這老太還識字呢！”“嗯，不多，斗大的字識一筐，”老太太隨即低聲應道。說得大家哄堂大笑。這就是李老太的形象，也是她的風格。集知識與朴實、高干與平民、編輯與老太於一身。思維敏捷，語言生動。

情在農村 心系農民

那時人民日報在王府井大街，實行的是大部制。經濟部分為三個組，分別為農村、工業和商業（農村和工商恢復兩個部門，是1978年以后的事）。李老太是經濟部負責人之一，分管農業。我看她除了農村這塊，好像從沒管過其他組的事。

農村組有一大一小兩個辦公室，在二樓西側盡頭，隔壁就是印刷廠。李老太一張陳舊的老式辦公桌就在大房間的東北角落。大辦公室有大辦公室的好處，其中之一，就是人多，不經意間會討論起在正規會上不會討論的問題。往往是一人引發話題，便會他一句你一句，不自覺間就變成另一種方式的討論會。家常拉得有點雜亂，但正是這種雜亂，往往會使你處於一種無意識的磁場之中，形成一種你感覺不到的氛圍，因而影響你的終身。所以，有人總結出環境對人非常重要。

拉家常的話題永遠取決於成員的共同興趣點和關注點。在李老太的影響下，農業、農村、農民，始終是談話的重點。我常常過去聽她們聊天。說實話，什麼“西海固的貧困”、“右玉縣的造林”、“毛烏素沙漠改造”、“黃河河套的富饒”、“海南扁擔插地上能出芽的自然條件”、“珠三角的桑基魚塘”，“七裡營的狀況”，“大寨人私下的議論”等等，這些涉及農村、貧困、邊遠、農民、生產、艱苦等許多情況和知識，過去一無所知，最早就是從李老太和宋錚她們辦公室“閑聊”中知道的。對我們這些剛出茅廬，對我國農村、農業整體狀況知之甚少的年輕人來說，無疑是天天在上課。它不知不覺間將你的眼界從你以前生活的小圈子，拉到了全國大范圍，將你的關注點從你過往生活中接觸過的那一點點，擴展到了天南海北和廣袤的農村大地，使你有了宏觀視野和宏觀思維，讓你的關注、關心點時刻處在中國幾億農民的身上。

農業、農村、農民，是李老太一輩子心血所系。尤其是農民，始終是她關注的重點。她真心的關心他們的生活和生存狀況。她一輩子的追求，似乎就是怎麼為改變農民的命運多做點事。外出採訪，她一定要到農民家去看看，拉拉家常，聽聽意見。有通訊員送稿，她會和他們聊聊，她愛聽稿子以外的真實情況，哪怕瑣瑣碎碎的事情。保姆也是她了解農村和農民生活狀況的一條渠道。我主持農村報道工作以后，曾邀請離退休的幾位老同志座談，聽取意見。她最后不忘把保姆家反映來的情況告訴大家。我知道，她是希望我們一定要注意了解農村的實情。晚年，因骨質疏鬆，無法行走，我們去她家裡看望，除了和以往一樣檢討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仍然說到保姆家鄉反映的農民負擔和基層干部作風等一些問題，望引起我們的重視。

據女兒李銀河在《我的媽媽李克林》一文中回憶：“媽媽從1946年人民日報創建時就到了報社，一直工作到退休。”“媽媽長時間擔任人民日報農村部主任，這輩子主要和農村打交道。”“'大寨’、’七裡營’、后來是’包產到戶’這些詞在她嘴裡出現頻率很高”。

李老太就是一個一輩子為“農”而活的人。不光在新聞界，在整個農口、農業戰線也是一位數得上的人物。李銀河回憶：“有一次我代表媽媽去看望她的老友、前農委主任杜潤生，他用一支粗碳素筆顫巍巍寫了’農民喉舌’四個大字，讓我帶給我媽媽。這確實是對媽媽一生的恰當總結。”

老太太晚年總是為自己未能更多如願服務農民而愧疚，為自己主持的宣傳報道工作某些不足而自責，為大量農民生活貧困而憂心。其實，她已經相當不容易，在不正常的政治大環境下，她已經盡其所能。她歷來注重實際，從來沒有聽她說過大話套話，無論會上會下，都是這樣。遇到她認為不切實際的說法和做法，她會輕聲輕語用敘述往事和說“閑話”的方式，讓人明白何謂實事求是。她的頭腦始終是清醒的，常常用人民日報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告誡大家﹔用她自己經歷過的事提醒我們。1985年，她以70高齡之軀，親臨大寨採訪，回來后寫出了《今日大寨》之名篇，獲得當年中國新聞獎一等獎。更重要的是，這篇名作實際上是對她以往工作做的一個交代，是給她新聞生涯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仁者愛人 以人為本

在農業、農村、農民“三農”當中，李老太最關心和關注的還是農民，是“人”。我想，這與她一生的思想、理念、追求有關。

她在晚年接受採訪時有這麼一段反思：真理越過一步便是荒謬，荒謬的宣傳達到極端，反而使人易近真理，物極必反！當時我在編輯部，下鄉不多，但和記者、通訊員聯系還是不少。我們在談報道時，總要談些“題外話”，他們常常反映農村的貧困和大家困惑難解的一些問題：為什麼大批山貨、木耳、藥材等爛在山裡也不准採，一採就是資本主義？為什麼地荒著、人餓著，也不准開點小片荒，一開就是資本主義？老太太隻准養兩隻雞，多了也是資本主義？廣東一位記者談的一件事，令我至今難忘：一個五保戶孤老漢養了十來隻鵝，工作組來要割他的資本主義尾巴，隻准留兩隻。老漢懇求說:“我吃菜、吃藥、穿衣換季全靠它，你們要能管，這十來個`資本主義’你們都拿走吧!”當時我們真弄不懂，什麼叫資本主義？我們想不通，為什麼這麼多資本主義?為什麼把農民逼得這樣苦?我們農村記者下鄉，隻要稍一深人，你就會看到農村的貧困，生活的艱辛。那些善良而期待的目光，常常使我不安。這麼多年了，為什麼我抗日時期睡的大娘的小屋土炕也沒好多少?太行一老戰友和我談心，他說：我們好不容易把農民解放了，為什麼又把他們的手腳給捆起來？難道我們奮斗流血就為創造這樣一個局面麼？這兩個問題，一直縈回在我心頭，長期得不到解答。今天回頭審視過去，似乎很清楚，可當時並不清楚。

字裡行間，我們可以感受到這位老人的一片赤子之心，一種理想信念追求，以及現實與初心不合而產生的無奈和痛苦。

人是決定一切的，一切最終也要為人服務。這一信念無疑深深地存在老太太的靈魂深處。她關心人，愛護人，培養人，尤其對年輕人更是愛護備至。她把人當成她所追求的事業的根基，她的這種胸懷和品格，不得不讓人深深敬佩。

那時，我們年輕，由於戶口的嚴格限制，差不多都是兩地分居。一到臨近春節，老太太就會提前給我們安排工作。記得1979年春節前夕，她給我的任務是到蘇南農村做一次深入採訪。那時蘇州地區和蘇州市是兩個不同的地級單位。蘇州地區管理吳縣、常熟、昆山、張家港、太倉、無錫（縣）、江陰、宜興等眾多縣，是我國農業最發達的地區。這個採訪任務，無疑包含著老人一顆仁愛之心。當時，春節隻有三天假，一年一次和愛人、孩子、家人團聚，時間緊不說，對於當時月薪隻有幾十元的年輕人來說，路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老太太將採訪任務和我們的探親融為一體，顯然有公私不分之嫌，但她真心體諒年輕人的困難，處處為大家著想。這使我們這些年輕人從心底感到溫暖。我們當然不能辜負老人的期望。一到蘇州，我便立即和地委宣傳部聯系，把採訪放在第一位。地委報道組組長邵漢昌推薦太倉為採訪重點。在太倉縣委辦公室朱汝鵬陪同下，經過深入田間地頭採訪，很快寫出《春風又綠江南岸》的通訊初稿。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開過，農村改革還沒有全面推進，但一度捆住農民手腳的各種所謂的資本主義“繩索”已經解開，農民開始放手多種經營，蘇南多年不見的各種特色農產品開始進入市場。常年被運動搞得提心吊膽的基層干部，也終於可以大膽工作了。江南大地確有“春風又綠”的感覺。初稿定了才安心過節。節后上班，老太太看了稿子很高興，馬上推薦給一版頭條。可惜，后來可能版面原因，被安排在二版上八欄，題目也被改為《人心向農放手大干》，甚感惋惜。在這之前，差不多每年春節李老太都有任務給我們。記得一次是胡喬木同志批轉給人民日報一封“蘇南農民反映種雙季稻太辛苦”的群眾來信，李老太讓我去調查。一次是中央媒體批評江都縣，引起江都不滿需要調查的任務，正好春節期間也派給了我。

最讓我不能忘懷的還是李老太幫年輕人解決兩地分居時的仁者之心，慈母心腸。那時，解決北京戶口真的“難於上青天”。1980年，一天終於得到一條重要信息，確定北京有一人戶口已遷往南京，因而江蘇可進京一人，但需要有接收單位。李老太得知后，立即給全國婦聯羅瓊副主席打電話，希望幫助解決工作崗位問題，很快羅瓊副主席回電說可以解決。這樣，我愛人和孩子便順利從蘇州來到北京。這使我終身難忘。其他年輕人也同樣得到她的關心、幫助。

李老太特別在意熱心於她一輩子注重的“三農”事業的人，對農村走出來的編輯記者和熱心於“三農”事業的編輯記者甚至多有偏愛。我的同事王慧敏畢業后來到我們的團隊，李老太已離休多年，但同樣被李老太所關心。他在《我的三位已逝的同事之三：李老太》一文中回憶：我寫了篇反映農民種棉碰到眾多“溝坎”的文章——《聽俺嘮嘮種棉經》。文章刊出的當天，一位操著濃重河南口音的老太太給我打了個電話，說這篇稿子離農民比較近，好讀。但她同時指出，文章還可以寫得更全面一點。農業增產，一靠政策，二靠科技。文章反映的農民種棉不增收這個情況，除了文中提到的“政策障礙”，恐怕還有“科技制約”這個因素。她說：文章隻有全面、客觀，才能使讀者信服。她告訴我，她收集了不少農民依靠科技致富的文章，可以推薦給我。第二天，我便收到了一個大大的牛皮紙信封，裡面共有37篇文章，還有一封短箋，署名“李克林”。

由此足見，李老太對於真心實意從事農村報道的年輕人是多麼關心關愛。

淡泊名利 生活簡朴

剛來北京時，初見李老太，不光稱呼上不習慣，她的外觀打扮，行為舉止，也很難和高級知識分子、高級干部上挂鉤。生活簡朴，這個抽象的詞匯，把李老太淹沒在大眾人群之中了，其實，很難具象化李老太。我真的找不出有什麼更貼切的詞匯來表述她。總之，她外表的平凡，不是一般的平凡﹔她內在的高尚，不是一般的高尚﹔她外在和內涵融合的自然，不是一般的自然。在年輕人心目中，她身軀的普通和形象的高大，是那麼的不經意的完美地存在著。

李銀河說“由於媽媽外表過於朴實，從來不會梳妝打扮，竟致被人誤認為文盲老太太”。

李老太生活上極不講究。剛到北京時，看著她吃的飯菜，我曾在心裡默默和蘇州我的岳母比較，一個是高干，一個是普通市民，感覺日常生活質量上好像差一大截，很不可理解。時間長了才慢慢習以為常。記得她晚年癱瘓在家時，我們去看她，也聽她懊悔過當初沒有愛惜好自己的身體，囑咐年輕人吸取她教訓。

李老太對理想信念的追求，對工作的執著，對農民命運的關心和對人的關愛，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而然。

她從不以權謀私，你的工作成績，就是對她的回報。在一次接受採訪時，我說到李老太高尚的品格，奉獻的精神，求實的態度，仁愛的心腸，和淡薄名利的一生，無形的影響和教育了我們，從她的身上我學到很多。這決不是一句空話，是我真心的表達。

李老太一輩子對名利的淡泊也超出常人。中國農村的發展是她一輩子追求的目標，其他一切，包括個人的名和利也就無所謂了。這是她的境界所決定的。李銀河說：“媽媽的一生活得淡泊。淡泊名利，遠離所有的誘惑。自從媽媽看了電影《巴頓將軍》，就對裡面的一句話念念不忘：一切富貴榮華都是過眼的煙雲。我一再從媽媽那裡聽到這句話，我感到，這正是媽媽對人生的感悟”。

2003年，老太太與世長辭。聽到消息，悲痛不已，急切等著做一次最后告別，表一下晚輩崇敬、感激之情。然而，等來的是尊重個人意願，不舉行任何儀式的消息。這個最后機會沒有了。

李老太，李克林，我們永遠的“老太太”，您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來源：“金台天空”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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