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的农历新年姗姗来迟，使2014-2015成为史上时间最长贺岁档，串联了圣诞、元旦、春节乃至情人节，长达95天。而有资料显示贺岁档国产片的平均口碑，却在逐渐下降。
2015年末，2016贺岁档开启，短短74天档期，有70部电影排着队等着上映，其中60部都是国产片。影片中不乏《寻龙诀》这样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但影片大多质量欠佳却是不争的事实，《怦然星动》、《不可思异》、《从天儿降》三部电影，在豆瓣上的评分分别是5.5分、4.3分、4.1分，遭遇业界和观众的集体“讨伐”。
虽然贺岁档里，传统认识上喜剧的确应该多一点。但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一方面电影制作方只想在贺岁档里“吸一把金”的心理在严重作祟，并未下大力气抓影片质量，另一方便，贺岁档期喜剧影片供给量过大也造成了对受众关注度的严重“稀释”和分化，供大于求的局面使得观众的选择更为挑剔，观影后口碑成为潜在观影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
据有关统计显示，喜剧片与动作片虽然整体供给量较大，但仍然是观众基础最雄厚的电影类型，很大程度上代表当前我国电影观众对电影产品的态度与行为倾向，即观众期待从电影这种文化产品中寻求精神松弛、社交需求、感官刺激。
2015年的青春片虽然排片量不少，但相较于2014年，口碑与整体市场份额下滑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已经开始出现，面对这类影片，观众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一定周期内的审美疲劳。
另外，《闯入者》的低排片率使王小帅导演在微博发表声明为其呐喊，贾樟柯、娄烨、高圆圆等电影人力挺。这些舆情动态也凸显出文艺片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的无奈与艰难。10月1日，《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将文艺片纳入了重点支持范围，虽然在广大观众中并未引起大的舆论波澜，但在电影界引来无数好评。
公众人物的劣迹，在互联网时代经过舆论的不断放大，会迅速成为热点话题，总局对劣迹艺人的“封杀令”，使这一事件不仅祸其自身，更产生殃及池鱼的后果。在2015年，此类事件最典型的莫过于演员吸毒引发参演影片的上映危机。如王学兵吸毒被抓，导致其参与主演的电影《一个勺子》推迟了半年上映。梅婷、徐峥等发微博炮轰。更有意思的是，一部未必受到关注的文艺片因此而有了一定的名气，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前述文艺片的窘境。
无独有偶，柯震东涉毒事件使原定春节档上映的《小时代4：灵魂尽头》调至暑期档7月9日上映，属于90后的青春回忆在两极口碑中终于落幕。同时，《捉妖记》也因为柯震东涉毒事件多花了7000万成本换人重拍，并延迟上映。在国家的法律与政策导向面前，涉毒艺人引发的不仅是舆情危机，更是经济损失、上映危机和巨大的市场风险。因此，电影业给聚光灯下的艺人的各种行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底线不能践踏，否则危机四伏。
继2015年2月炮轰综艺电影后，4月份冯小刚炮轰《速度与激情7》，自曝提前十分钟离场，而且“早就不想看了”；在分析原因时，冯导援引徐帆的说法，“科技发展啊，镜头之厉害，让你每根汗毛看得特别清楚，但是它怎么就让我看不到人心？”虽然网友说那就是个“炫技”的片子，与冯导意见相左，但折射出的的确是电影人对电影要有人文关怀的思考与公众对视觉盛宴的期待与视听享受之间的隔阂。
9月，冯导还炮轰了“小鲜肉”一词。当被主持人问到与“小鲜肉”吴亦凡的合作感受时，冯小刚语出惊人，称“小鲜肉”不是一句好话，有点色情，带点上了岁数的人调戏的感觉。终于一个“老炮儿”因为《老炮儿》得了金马奖，但却因为戏外被炮轰，除了杨培安炮轰冯小刚缺席金马奖，说道“真不想来，当初就不该报名”，问及原因，直接回应，“问《老炮儿》啊！”。
此外，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抗议电影《老炮儿》滥用吸烟镜头，还通过公开信向剧组和广电总局表达了强烈不满和抗议。可见，任何细节，在互联网时代都可能引发“舆情危机”，善用舆情成为了电影业的新课题。
对于一部电影作品而言，口碑好、票房高还能获得公认的奖项，这是一个多赢的境界。口碑好，票房不高却能获奖，似乎公众也能理解，算是一种正常现象。而2015年有一部电影却打破常规，拥有负面口碑却获得了高票房和奖项；该片在舆情演变的常规周期（一月左右）之后持续发酵，成为贯穿大半年的舆情热点。
4月30日，由黄晓明、杨幂联袂出演，黄晓明经纪人黄斌和杨文军导演的《何以笙箫默》上映，被评为年度最烂电影。然而在观众和媒体一致的吐槽声中，影片却收获了3.5亿的票房佳绩。10月25日，黄晓明凭《何以笙箫默》中的表演夺得中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在舆论场中又惹来嘘声一片。
更有意思的是，12月4日，陈学冬、张艺兴主演的电影《从天儿降》引发观众和媒体的疯狂吐槽，超越《何以笙箫默》被评为年度口碑最烂电影。从口碑差到票房高，再到获奖，再到被一部更烂的片子牵出告诉你你还不是最烂的，《何以笙箫默》经历了四度舆情起伏，这也算电影界“次生舆情”持续发酵的典型了。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2015年5月在京发布的《2015中国电影艺术报告》认为，“草根逆袭”网生代电影正成为中国电影的显著特征。“网生代”是对当前电影创作和生产现象的观察而产生的概念。
新一代电影观众大多是从小生活在互联网环境下的14岁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可以称为移动媒体时代的原住民，再加上比他们大10岁左右的网络伴随者，共同构成了当前电影观众的主体，也是电影舆情的主要人群。这一点从网络评论的年龄划分中也可以获得证明。伴随他们的成长，中国电影产业与电影舆论越来越体现出“互联网”气质。
《大圣归来》的出品人路伟也感叹道“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这部电影的诞生依靠网络时代的“众筹”这根“救命稻草”起死回生，而且随着电影的上映，依靠“自来水”的口碑华丽逆袭，“大圣”能够“归来”，离不开互联网的助力。
在影视创作中看似明确的借鉴与抄袭问题，在舆论场上却很难辩个明白，一方面借鉴还是抄袭没有明确的标准，另一方面官方、片方、影评人、普通网民立场的不同，使网络意见呈现出一幅多元交织的图景。
2015年7月3日，由厦门蓝火焰影视公司出品、卓建荣导演的动画电影《汽车人总动员》被指抄袭美国经典动画《赛车总动员》，而导演本人不仅否认抄袭还斥责质疑者“汉奸”，在微博上与网友掀起口水战，形成了舆情热点。到了11月，影评人文白撰文称影片《夏洛特烦恼》抄袭美国影片《佩姬苏要出嫁》，北京开心麻花影业有限公司等将文白提起诉讼，要求删除涉案文章、公开致歉并索赔各项损失221万余元。
现实中的各种纠纷一和电影、明星牵扯上，就必然引发或大或小的舆情风波。后续舆情、次生舆情也成为了电影人做出各种决策时必须面对和考虑的问题，这方面的得失功过还需要电影人做更多功课。
对于2015年的国产电影票房来讲，“偷票房”的消息不断出现。《捉妖记》以票房24.38亿元，观影人次6557万，超越好莱坞大片《速度与激情7》的纪录，成为中国电影票房冠军。但在影片上映后期却屡屡出现虚假排场、票房注水的信息。《大圣归来》、《港囧》等影片也都曾传出“票房造假”的消息。这些偷票房的消息使影片陷入了不同的舆情危机，也伤害了中国电影的肌体，影响了电影产业健康发展。
偷票房的核心目的无非是利益驱使，网友也总结出了偷票房的惯用手段，如手写电影名、场次、座位号的手工票，电影临开场前院线在后台系统大量恶意退票，花钱看A电影却拿着打印着电影B的票的结构票，影院安装记账和报账的双系统等。
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了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草案明确，对院线“偷漏瞒报票房”的行为，可处以最高达50万元的罚款。希望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能够对偷票房的行为有所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