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修改对刑事案件报道的影响

《中国记者》杂志供稿　

　　经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公布。这次修改，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原则指导下，从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7个领域进行修改，涉及100多个条款，完善并新增了许多重要的诉讼制度，刑事诉讼规则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此次修法必将对司法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许多重要修改也应当引起新闻记者高度关注，在今后报道刑事诉讼活动时，应把尊重和保障人权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人权保障是刑诉法修改的基本出发点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总则，明确宣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运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护公民社会和国家利益，又要有利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注意对刑事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的保护，做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这是继“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之后我国又一件注重人权保障与发展的大事。

　　以往，新闻报道刑事诉讼活动报道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追求案件本身的“新奇特”，时常为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而较少关注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刑事诉讼参与人的人权尊重和保障问题;二是倾向于把焦点对准司法机关，不少媒体喜欢对司法活动进行评头论足，并为此常常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进行判断，常常依据一些碎片化的“事实”，就对涉案人员做出(或借学者专家之名作出)定性、定罪，以及量刑等结论。就此形成的“媒体审判”“学者审判”，已经引起一些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界的批评。我们先不去评价是非，仅从尊重和保障人权角度来看，媒体在报道刑事诉讼活动时，有必要把尊重所有刑事诉讼参与人的人权，特别是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摆到新闻报道基本理念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

　　我国自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以来，曾于1986年修改过一次，今年是第二次修改，两次修改都突出了人权保障问题，把人权保障作为修改的基本出发点。198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明确了无罪推定原则，这是对被告人人权给予保障的最大突破。无罪推定原则是一种法律推定，即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只具被告人的法律地位，而不具有罪犯的法律地位。因此，法律赋予被告人一系列的程序权利，比如辩护权、申请回避权等。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也就是说在人民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包括新闻媒体都不能称被告人为罪犯。只能说他是“犯罪嫌疑人”，或是“涉嫌犯罪”。从法学理论上说，无罪推定的基本含义既不是说他没有罪，也不是假定他无罪。其基本意思是说宣告一个人无罪并不等于他事实无罪，只能说明我们不能证明他有罪，只要不能证明他有罪，就得宣告他无罪。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这一规定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从这一点出发，被告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名称也是不同的，在侦查但未提起公诉前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后提起公诉了则称之为“被告人”，只有在有罪判决生效后才可以称之为“犯罪人”。

　　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基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需要，设计了一系列具体制度来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例如，在证据制度中，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在强制措施制度中，完善了逮捕条件和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在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辩护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在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在审判程序中，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规范发回重审制度;在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在特别程序中，设置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这些规定既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应当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并成为新闻媒体监督侦查、起诉和审判权力滥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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