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解新闻"何以泛滥?

《中国记者》杂志供稿　　

　　新闻报道对“权威发言”的曲解往往造成读者的误读，严重影响了传媒公信力，同时歪曲了公共话题人物的形象。“曲解新闻”已是一个引发众多议论的问题。有何表现，如何规避?

　　据《羊城晚报》报道，3月10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团的分组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结束发言后，转头向旁听采访的媒体记者说：“有些记者不够朋友啊!”这天恰是广东团对中外媒体的“开放日”，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汪洋和善地笑着对记者说：“微博上，有些媒体的标题为了抢眼球，曲解了我的意思，很容易造成误读，你们这么做不怎么够朋友啊!”

　　代表委员也害怕“曲解新闻”

　　在全国两会这样重要而正式的场合，代表委员就媒体和公众关心的问题作出回应，本该是他们与公众沟通的最佳方式。可是，有些“不够朋友”的上会记者，在对“权威发言”报道的过程中，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断章取义地做出了一些曲解式新闻。

　　今年3月2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倪萍报到时被几位年轻记者围住，“倪老师，今年的提案你能透露一下吗?”倪萍摆摆手，大步流星地走向门口。“不说，不说，你们总是歪曲我的意思!”当她跨出大门时，有记者问她：“倪萍阿姨你为什么不接受采访呀?”倪萍笑着对他说：“孩子，你就当我是哑巴吧!”第二天，一句断章取义的话“今年我就是来当哑巴的”，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一时间，批评倪萍“哑巴论”的评论铺天盖地。后来倪萍在微博上做出回应称，以“当哑巴”为借口推辞，只是为了拒绝记者的采访，但那位记者却将此话放大成为在政协会上“当哑巴”，纯属曲解。于是，有些代表委员做出了躲避媒体记者提问的举动。

　　“曲解新闻”的类型和成因

　　第一、对“说话”断章取义，造成“曲解”。今年3月初，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就住房问题接受南方某报记者专访，很快遭遇千万名大学生的“拍砖”，大家热议的主要有一段话，即“大学生一毕业就想买房，心态不正常，美国也没有这么高的住房自有率。二三十岁的时候，住着国家提供的房子，有什么不好?”

　　后来郑功成郑重声明：他没有说过这段话，是记者断章取义“曲解”了。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一走出校门或者刚参加工作就要买房子的，这是不现实的。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一个观点，即住房有三重境界，最高境界当然是自己住自己的房，也就是购买商品房;次高境界是自己住别人的房，即租住别人的房;最低境界是自己住政府的房，即公租房或保障房。三重境界要分清，不能一开始就要最高境界，住进自己的房，这是不理性的消费观念。我跟学生说，你们不要急着一走出校门就争当‘房奴’，你们都是独生子女，你们的父母都有一套房子，你们还要急着买房，你们将来又只生一个孩子，你要那么多房干嘛?难道大家将来都当房东?”显然，这段话与报纸上刊登的完全不同。

　　第二，对“说话”由果溯因不恰当，造成“曲解”。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提出的“18周岁就可结婚”的建议，因网民误解为“提倡18岁结婚”而被评为“雷人建议”。面对纷杂繁复的说法，黄细花特意找记者辩解：“我不是提倡18岁结婚，而是建议放宽婚龄下限。”她说：“我的建议与现实有因果关系。在部分农村，一些未达到法定婚龄而想结婚的人，为早日结婚办假身份证，或虚报年龄领取结婚证，甚至有人干脆未婚同居，形成事实婚姻，但这种婚姻关系又难受法律保护，从而隐藏诸多社会隐患。同时，由于法定婚龄的推迟，导致育龄不断升高，最终导致高危妊娠比例增加。”她认为降低法定婚龄和生育年龄，有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促进优生优育。“媒体只说果不说因，让大家误读了!”

　　第三，对“说话”各取所需，不当弃舍造成“曲解”。有的记者在报道“权威发言”时，将领导或公众人物的“说话”不是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描述，而是带着有色眼镜进行选择性地加工，有意舍却了一些不应该舍却的东西，使读者产生误读。

　　例如，今年1月20日人社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临近结尾时有媒体提问养老金入市的话题，官方发言人详细阐述了有关养老金保值增值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对今后拓宽投资渠道的打算。然而，第二天被广为传播的新闻报道口径不一，有说“养老金入市消息被证实”的，有说“养老金暂无入市计划”的，有说“人社部新闻发言人辟谣”的，种种消息充斥网络，导致投资人的预期发生紊乱，无所适从。显然，将人社部官员的即兴发言理解为“辟谣”及“不入市”是一种误读。另外，发言人讲话中的“我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我应该能够知道”等重要语句，并未出现在第二天的报道中。

　　第四，对“说话”要素虚化，造成“曲解”。称之为“权威发言”，是因为领导和公共话题人物的话往往揭示真相，一锤定音，相关新闻要素理应引之有据，用之恰当，言之有理。但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必需的新闻要素却是模糊的，或人物，或事件，或原因等。

　　如全国人大代表、志高集团控股董事局主席李兴浩今年准备了三条建议，其中一条是“建议建立国家计划生育指标转赠平台，允许有第二胎合法生育指标的公民自愿通过国家设立的这一平台转赠第二胎生育指标，高学历者、富裕阶层、公务员等可从平台中申请第二胎生育指标;转赠平台通过摇号方式，让申请指标者与转赠指标者建立一对一的帮扶”。这条建议被媒体记者总结为“穷人二胎指标赠让给富人”，3月3日公布后舆论大哗，李兴浩因此背上了“不人道”的恶名。李兴浩连续发了11条微博，称自己的建议“被误读，媒体记者故意虚化了关键词，‘国家调控’这个新闻要素被虚化掉了”。

　　要素模糊的根源在于记者的采访不深入、不到位，为图省事，在情急之下，只能采用模糊的方法来掩盖，以求瞒天过海。

　　第五，以“标题党”的手法渲染，造成“曲解”。有的记者和媒体在报道“权威发言”时，撷取自认为最有料的一两句话，以“标题党”的手法予以渲染，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曲解新闻”的规避

　　首先，记者和媒体都要有防范“曲解新闻”的意识。有人认为，对领导或公众人物的“说话”只要做到“有闻必录”即可，他们并不知道还有防止误读这一说。新闻五要素之一涉及事实的因果关系，在报道“权威发言”时，不仅应当交代“发言”的背景，更应当揭示“发言”与相关事实的因果联系，而且所揭示的“因”当确能解释“果”。而从受众方面来说，他们阅听“权威发言”新闻，往往已不满足于停留在“他说了些什么”的层面上，更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的究根问底。这就要求记者和媒体对“权威发言”的新闻事实及其背景加以充分的分析、解释;不仅真实地报道事实的结果，而且认真地探寻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加以真实的揭示。例如前面所提到的关于“提倡18岁结婚”的报道。如果记者怀有防范之心，将“说话”与事实的因果关系调查清楚，想一想报道中所作的交代是否合乎因果关系、条件关系，等等，或者编辑在审稿时将标题改得更妥帖一些，那么现有的曲解和误读当是可以避免的。

　　其次，媒体记者要切实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在新闻传播实践中，面对采访对象，细心观察倾听是不可缺少的基础;细心分析思考，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升华。面对官员和公共话题人物，不可迷信“权威”，也许，观察和倾听所得会是真假掺合、鱼龙混杂，但是虚假的东西是经不起科学分析的，假象是经不起理性思考的。细心观察、细心倾听，用心提问，反复核对事实(包括细节)，这既是完成新闻作品的重要前提，也是规避新闻传播中“曲解新闻”的一个环节。

　　再次，媒体记者需要扩大知识面和储备丰富的知识。在报道“权威发言”的时候，记者和媒体有必要对相关素材进行取舍，保留经过核实的、确有价值的、典型生动的素材，舍却无关紧要或不甚确凿的素材。如何取舍得有功力，不仅要有一定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知识，而且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比较宽的知识面，借助于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规避“曲解新闻”。(作者单位：海宁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