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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传媒>>传媒期刊秀:《新闻记者》>>2015·第7期

重塑“基点”:作为开放传播想象触媒的“后现代”

——兼及传播研究需要何种批判

2016年01月12日14:27 | 来源: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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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要】本文认为,追求“彻底的多元性”的后现代思维方式,对当下中国大陆传播研究反思性重建具有刺激和激发效果。这在研究出发点上体现为:承认多样性视角与路径的共在,有利于健全“批判”视野的养成,并力戒对某种唯一和本质的“真理”观的无意识复制;研究的多元化只有在冲突层次才会富有成果,也只有在彼此间“真切的对抗”基础上才能达及“批判”的真义;传播研究对未来筹划的合理性,只能显现于多种“地方性知识”的彼此映照之下,传播研究应将具体殊异的时空及其历史演变视为探究过程、探究对象的内在构成。

【关键词】传播想象 后现代 彻底的多元性 地方性知识 批判

作为批判性思维品格的“后现代”

若放开胆子,模仿一下围绕“媒介”、“传播”出现的那些无论新旧总有思维刺激的表达,诸如“媒介即讯息”、“媒介即隐喻”(尼尔·波斯曼)、“城市即媒介”(Friedrich A. Kittler)、“物的媒介化”(LashS. & Lury, C.),似乎也可以说,“理论即媒介”。仔细想想,并非一点儿道理没有。比如传播学教材中勾勒和展现的所谓“流派”,如果说他们被建构为一个个的小共同体的话,大抵也是围绕着对某种特定“理论”(或“范式”)的认同组织起来。进一步,如托马斯·库恩所揭示,如果“范式”这一特定“媒介”发生了变化,那么“新理论意味着支配常规科学原来实践的许多规则要发生改变”,从语言、世界观到日常工作乃至共同体认同。①事实上,这可理解为学术研究自身的传播史。

当然,对这个表述需要谨慎的是,不能将“理论”与“经验”做二元对立的理解,学界同道经常喜欢引用一个说法:“理论”是用来烛照“经验”的分析工具。的确如此。不过同时还需看到,“理论”本身也不过是特定时空下某种抽象层次的“经验”表述,因而,任何“理论”在用于照亮“经验”之前及之中,也都须得到对其前世今生和效用边界的深层辨析。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补充说明,很明显地蕴含了某种“后现代”的意味。事实上,上述对传播研究的自反性运用,也正是想引出本文标题的后半部分,即在当下学者同道们正展开传播研究重建性反思的语境下,本文想将“后现代”视为一种有利于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暂且放下这个“共同体”从规范意义上是否存在的纠结)重建研究前景的触媒。所谓“触媒”并非是说,理想的传播研究应围绕“后现代”的范式重新组织,这既有悖“后现代”的基本精神,实践上也不可能,毋宁说,“后现代”在本文理解中不仅仅是某种理论流派或是对历史进程的表达,而更多的是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品格或思维方式,它可以作为一种触动、刺激学术思考的媒介,帮助当下传播研究从某些僵化的路数中挣脱出来,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到更富洞见的知识生产与更真切的学术对话之中。这个理解的前提是,理论是媒介,学者是有着能动和反思精神的媒介使用者,“触媒”催生的是化学反应而不是机械力学。这个说法也不新鲜,英国传播学者、现任教于香港的柯林·斯巴克斯教授(Colin Sparks),在接受《传播与社会学刊》学术对谈时就指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的最主要的范式转移,是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的转变,只是传播学界“相当多的人似乎没有注意到这样的转变”。②

怎样展示“触媒”的作用,这需要对标题中的另一概念做个解释。所谓“基点”,中文含义众多,在笔者使用中主要是指starting point,也即“出发点”。它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如果“后现代”确能促动传播想象的开放,那么首要的,传播研究的立足点需做怎样的调整?这个出发点联系着怎样的智识理路,特别是研究者在其间如何想象自身与他者的关系?其二,传播研究该如何筹划它所置身其中的世界的未来?如果“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流动和多变的文化丛林中,传播研究该怎样走出自己的林中路?又能把自身的智识理路建基于何种土壤之中?两者密切交织,既关乎转变的方向,也牵涉如何转变。

详细展示繁复纷歧的“后现代”及其对传播研究的丰富启迪,超出了笔者的能力,本文仅将思考集中于立足点上的变化,并特别瞩目对反思与重建至关重要的批判意识本身。在此,借助了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对“后现代”特征的凝练概括,即“彻底的多元性”。③之所以选择韦尔施,主要基于本文欲从“后现代”中感受正面刺激的意图,而韦尔施被认为对后现代做了不遗余力的鼓吹,又主张把现代和后现代结合起来,恰好切合此处的实用考虑,换言之,韦尔施的观点不过是本文所谓“触媒”的具体化。此外,下文所论的三个方面,基于自我反思和对传播研究实践的观察,努力有所针对,也因而带有个人的偏向。

1.传播研究在追求多样视角和路径的差异性共存过程中,应时时省察自身边界,这有利于健全的“批判”视野的养成,也特别要警惕重蹈对某种唯一和本质的“真理”观的无意识复制;

2.传播研究的多元性只有在冲突层次上才会有吸引力和富有成果,每种视角和路径要将自身力量的获得置于与他者“真切的对抗”之中,并由此达及“批判”之真义;

3.传播研究对未来筹划的合理性,只能显现于多种“地方性知识”的彼此映照之下。传播研究应将具体殊异的时空及其历史演变视为探究过程、探究对象的内在构成,“批判”也自然蕴涵其中。

“彻底的多元性”与“真切的对抗”

所谓“彻底的多元性”,在韦尔施看来,“跟以往的多元性相比”,“它不仅表现为一种总体视野范围内的一种内部现象,而且涉及任何一种这样的视野、框架或基础。它影响了视野的多样性,导致不同的概念框架,宣布决定各自的基础的多样性。” ④所谓不同视野与概念框架“决定各自的基础”,意味着“彻底的多元性”是对任何一种企图占据“本质”和“唯一”地位的视野及概念框架的批判。众所周知,它最鲜明地体现为后现代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所谓“彻底”,用哲学学者赵敦华的总结,即说后现代是现代哲学对“现代性”批判的集成,“并把这些批判推向极端”。换言之,为后现代哲学所批判的种种“现代性”表现,诸如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尤其是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知识论上的“基础论”,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科学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反映论,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没有一个不是已经被先前哲学派别和哲学家(黑格尔之后——引者注)所批评了的”,但“后现代”则要求全面彻底的,且是怀疑、否定、解构和颠覆意义上的批判。⑤

回到当前传播研究反思性重建的语境,将“后现代”作为触媒而非照单全收,意味着传播研究能够在剥离其隐含着的某种绝对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前提下,从“彻底的多元性”既汲取批判的锋芒,又避免重建的误区。一段时期以来,大陆学者对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进行了持续的反思与批判,映照“后现代”不难觉察,以实证主义效果研究为表征的美国传播学主流范式,本身即联系着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这已为学界先进反复指陈。这些指陈也有助于传播研究从对“黄金美国”的盲从下挣脱出来。但是,问题的另一面似乎还少有人关注,即批判者自身的知识视野是否经过了“彻底多元化”的洗礼?批判者是否挥舞着“解放”的话语利器而对自身的“支配”意图不自知,甚或自以为是?甚至,所谓的“批判”是否因缺失了历史的同情和视域的融合而陷入简化而粗暴的解读?张勇锋博士针对大陆传播学者以“批判”面貌出现的对美国传播研究的肤浅理解,有一句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我们对经验功能主义的批判亦是不假思索,人云亦云,关于经验学派的几个老生常谈的缺陷,成为需要时随时可以摘取的方便标签。” ⑥问题在于,除了那种距离真正学术研究很远的贴标签式的“为批判而批判”,是什么样的因素限制了学者的批判力度?

如孙玮教授所指出的:“将美国主流范式的传播学研究取向(也只能算之一)当作人类传播研究的全部价值与意义,正是当前大陆传播学学科危机感、身份焦虑的主因。” ⑦换言之,缺失了多元知识视野的滋养,所谓的“批判”不仅很容易扭曲批判的对象,也很容易蜕化为对“被支配身份”焦虑不满的简单表达,更难以展示本身就应该与“批判”相表里的建设性的可能。即是说,要想真正从美国主流范式的支配下走出来,传播研究必须能够看到更多别样风景,也是更多重建资源,“彻底的多元性”有助于此种健全视野的养成。这些风景包括美国传播学中被“边缘化”的取向、美国之外的传播研究饶有成果的建树,以及“传播学”之外的那些围绕传播现象所做的卓越思考。事实上,这些研究成果,⑧长期以来一直与所谓的“主流范式”在知识世界中共在,只是受制于诸如学科设置、教科书、翻译出版等知识社会学所探讨的各种权力因素,在中国大陆又尤其与实用取向相关,丰富多元的研究实践就此被裁剪、定义和维护成一种“主流”,此种“主流”反过来又遮蔽、拘囿了学者的眼界,导致传播知识生产的空间越来越窄化。因“危机感”和“身份焦虑”而不满现状,但视野却未能从禁锢中抽身,这样发自不够开阔胸腔的批判之声,激越固然激越,却难以形成宽厚的回声。

这在根本上体现着批判者视界中与其他研究者的关系构成问题。韦尔施认为“彻底的多元性”“袒护多,反对独一无二,抵制垄断,揭发干涉”,它的批判精神不仅仅是对“独一无二”和“垄断、干涉”的解构,还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对未来的预示,因而“它和真正的民主是密不可分的”。⑨从这个角度看,在批判“主流范式”之支配性权力的同时,不仅能够“非常积极”地看到别样风景,还要以“真正的民主精神”,与这些不同风景,也包括“去主流化”后的“主流”,共存共在,这是“后现代”带给传播研究起点上的第一个教益。就反思性批判而言,这也是对批判对象的尊重,即将之回归到原本就是“多元存在中的一支”的本来位置,其合理性反而自有光辉。

与之相表里,它还要求任何关于传播研究反思性重建的努力,都必须要警惕不能让自身重蹈批判对象的覆辙,这种历史重演体现为以“开放”为由,特别是借着“范式转换”的名义暗度陈仓,试图以一种新的“独一无二”和“垄断”取代旧有“主流”,从而无论借助于制度性权力,还是对某种“真理”的信仰膜拜,再次将之封闭、僵化起来。这种貌似的“范式革命”不是“开放”,不是“翻身农奴得解放”,而更像“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彻底的多元性”提醒传播研究者,不能仅仅把对“唯一和本质的真理”观的反对停留在时髦的口头声称,要想真正建构并维护复数、多义的“真理”,“真理”的探寻者必须在出发时和探寻中时时省察自身的边界。

只有在与差异的共存中,才能意识到自身的边界,但意识到了他者与自身,却陷入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绝,或者,仅仅保持一种形同陌路的“点头之交”。这样的“共存”或许是一种存在方式,但却未必能够激发并保持传播想象的活力,也难以促成传播研究的百花争艳。韦尔施在论及多元性的实践时指出,“只有在不同的构想冲突的层次上才会出现多元性,这样的多元性才会有吸引力和富有成果”。换言之,彻底的多元性实践,不能倚靠“懒散”或“以减轻精神负担为目的”,要么以“依我看来”做独断独行的伪装,要么乞灵于“怎么都行”的漫不经心,多元并不代表不同的主体,而是“主体们有义务用论据重新参与争异”。⑩这是一种从正面肯定冲突的积极的差异哲学,彼得斯曾借助海德格尔对“真切对抗”的呼唤,高度倡导这种“让世界袒露”的交流观。[11]此种差异哲学主张在彼此共在中“真切对抗”,事实上前文所提及的“批判”,作为“对抗”的形式之一,也要纳入这种衡量之下。它给传播研究重建带来的教益,就从表面的“多元”更进一层:“开放”传播想象,意味着在不同的视野与路径之间要展开有“冲突”的对话——也就是实质性思维与智识的碰撞和交锋。这既包括已多为学者所提倡的与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的交流,也包括着“传播学”这块“地盘”内部的彼此对抗。或许,在实证、阐释、批判的范式及话语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不可通约性,就如利奥塔指出的,话语种类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深渊”,但韦尔施认为,“只有通过冲突和争异才能逾越话语种类之间的鸿沟”。从这个层面上看,新近学者之间展开的“对反思的反思”,考虑到特别重视“和谐”的中国文化传统,这样真切的碰撞不是太多而是太过罕见。

“真切的对抗”既展现于面对面的交流,也存在于学者的思维方式并外化在文本的写作与阅读中。上文所谓“在出发和探究中时时省察自身的边界”,也就是一种主动、积极地与“差异”无声辩诘。其意义还不仅仅是韦尔施所言的“主体们有义务用论据重新参与争异”,更是研究者的“主体”本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更进一步,“真切的对抗”,就是一种把自我与他人同时显现出来的存在方式。彼此间无论谁是泰斗权威或谁名不见经传,“同时显现”意味着既不让自我消失在他人之中,也不用自我代替他人。[12]这样的研究让人看到的,是研究者本人跃动着的生命,以及由他/她所中介出的、同样是跃动生命间的对话,既互相争鸣又彼此肯定。不妨换做诗意一点儿的表述:传播研究者的每一次出发和再出发,每一次主动或偶然的相遇与再相遇,以及恼人或甜美的对抗,都是对“世界”、对“我”的一次再发现,传播研究不仅仅是这种发现的记录,它本身就是我们的存在,也是我们存在力量的展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那个疑问或许并不重要,学术共同体本身也只能存在于一次次这样的交流之中,研究者或许心怀着彼此超越的“智识雄心”,也只有“真切的对抗”,才能真正在知识积累的层面上得以实现。

作为知识整体,这里或许隐含着传播研究的未来出路。[13]它体现为以“开放”与“对抗(互动)”的辩证统一所推动的知识积累:“对抗”以“开放”为前提,“开放”则以“对抗”为路径,个体以创新的知识生产自我要求,并通过群体的互动提升整个研究领域的水准。但必须注意,这种良好的前景绝非一厢情愿所能筹划出来。在彻底的多元性面前,与主体一样,作为领域的某个学科本身也是一个有待生成的过程,且充满了不确定性。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双重阐释

从人作为意义存在的角度,“对抗”之所以发生,根本上缘于存在着不同的对自我和世界未来的想象;所谓“真切”就是在承认与不同想象或规划共在的前提下,让各自的筹划在彼此对诘中更清晰地生成并显现出来。韦尔施在强调后现代“多元性”之“彻底”时指出,“如果说以往的多元性被看作是统一的开放形式、挑战或发展理由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所有的描述、所有的战略和所有的解决办法今后都得以多样性为根据”,“必须以多样性为出发点,不再反对它,而且把统一纳入多样性的范围”。[14]传播研究的重建需要有强烈的自反精神,这也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认真审视作为“实践”的自身对世界的筹划,这既体现于知识生产过程,也体现在与社会诸场域的互动之中。对自身边界的时时警惕,除了缘于研究者所依凭的工具存在着视角和路径上的不同,还因他们的探究对象——多是那个日常生活世界——本身也是这样的多元存在,且都有着各自的边界。“真切的对抗”既体现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同时也涉及了如何处理学术阐释(内蕴着学者及其社群的价值)与研究对象的生活意义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即研究以何种规范性为根基的学术政治问题。在“彻底的多元性”面前,这已成相当棘手的难题,正如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在评述后结构主义者的困难时所说,“他们在否定中重复了启蒙主义的批判姿态”,这既包括“话语的书写”的批判形式,也包括“探讨普遍主义的主题而同时又否定普遍主义的要求”。[15]或者用一句来自女性主义内部相互批评的表述,“冷漠正是显现在对后现代主义极乐的盲目沉溺中的”。[16]“地方性知识”可视为探索、求解这一难题的可能选项之一。当学者从某种规范性立场以描述、阐释或批判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之时,“彻底的多元性”所体现的“真正的民主精神”,已经预示了所有用来作为规范或价值评判尺度的那些概念,诸如“自由”、“公正”、“平等”,以及与这些尺度或隐或显相关联的理论概念,诸如“公共性”、“共同体”、“娱乐化”等等,都必定要从“放之四海”的“宏大叙事”形态,落回到实实在在的具体时空的历史经验当中。在一本颇具后现代色彩、也与传播研究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著作中,作者就指出,“谁有权利或力量为公义下定义”,是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17]吉登斯、汤普森、延森[18]等学者都鼓吹学术方法论上的“双重阐释”(double hermeneutics),这双重阐释的每一重,生活世界中的日常意义,学术研究中对这些意义进行的与理论话语相联的再阐释,都可以理解为与不同“地方性”紧密相联的“知识”,研究对象的具体时空、研究者所处的时空,也都交织、叠加在这种复杂之内。“彻底的多元性”或“真切的对抗”,意味着学者虽无须借助科学“客观”的外衣掩饰自身立场,但却必须能够层层辨析自身与他者、分析工具与研究对象、话语与行动中的种种“地方性”,在艰苦的智识劳作中做到“把统一纳入多样性的范围”。也唯此,在学者对社会政治关切中闪耀的宝贵的“解放”或“批判”光芒,才能扎根于坚实的民主土壤。换言之,一旦研究者沉潜入“理论”与“经验”的往返穿梭之中,围绕着不同传播实践所叠加着的复杂关系和多重时空进行层层剖析、提炼问题、展示对话,不用刻意标榜,“批判”之真义自然蕴涵其中。

事实上,这已成为时下国际传播学界既重要又迫切的议题。据卜卫教授介绍,[19]第63届国际传播学年会(2013年6月)的主题是“挑战传播学研究”,其下设有“挑战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核心概念”主题分会,传播研究的一些重要核心观念诸如“社会和文化认同”、“公共领域”、“全球化”等,都受到了学者的批评。例如针对“公共领域”理论,有学者提问:产生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如何揭示全球化的世界?被媒介化的公共领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由此回到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就有两个路径或面向对反思性重建格外关键:将美国“主流范式”或任何一家西方理论,回归到其理论脉络中,也即对其所处的具体时空演化的透彻理解中,在将其还原为学术场域中特定的“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以其规范与分析相映照的“洞见”为提示而非为“药方”,深入透彻地发掘、探究中国本土社会的传播问题。或者相反,从具有独特中国“地方性”的传播问题入手,[20]仔细检视学者自身、研究对象所蕴含着的社会关系在具体时空中的层层勾连,并将意义建构的历史叠加层层剥离,在审慎地构建中国传播的“地方性知识”努力中,与“其他山谷的他种声音” [21]彼此呼应,“真切对抗”。

这两个路径实际上更像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更进一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还是“西方”,我们的路径是“由西入中”还是“由中及西”,在一定程度上无关紧要,它们本身就无法彻底分割,毋宁说,传播研究一直穿行在复杂、流动和多变的文化丛林中,需要不断地拨开各种知识和心智迷雾,以对各种传播实践及关系的敏锐感悟、对媒介与文化不断的历史回溯、以及自我与他者的真切对话,探寻富有自身个性的林中之路。一句话,对自身与他者共在的展示,也交织与辉映了对双方同时展开的肯定与批判。

彼得斯呼吁在当下恢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种传播视野的活力,[22]本文借助“后现代”触媒所尝试的,是将此呼吁首先着眼于传播研究的实践本身:既要面向世界敞开自身,真切地对话;又要立足实践,尊重差异彼此承认,并努力找到行动之协调。在此前提下,凯瑞的一个具体倡议很对此处的胃口,“人应该先理解自己国家内发生的对话,才有可能理解别处的对话”。[23]或许,在如何重塑当下大陆传播研究“基点”问题上,这属于既已非常迫切、又切实可行的方向和路径选择。

(孙藜/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版)》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黄煜、王海燕(编):《社会转型中的媒介研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媒体》,《传播与社会学刊》2015第31期

③④⑨⑩[14]韦尔施著,洪天富译:《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第7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⑤[12]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第291~292、122~1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⑥张勇锋:《经验功能主义:还原、反思与重构——对中国语境中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的再认识》,《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9期

⑦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

⑧这些成果,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枚举。仅以研究视角为例,在G. J. Shepherd与 J. S. John合编的一本文集中,就细致呈现了27种“传播作为……”的视角,每种都附有相关研究文献。StriphasT. G. (2006). Communication as...: perspectives on theory. G. J. Shepherd, & J. S. John (Eds.). Sage Publications. 也可参见孙玮教授论文中的例子。

[11][22]彼得斯:《交流的无奈》第14~16、13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13]感谢陈卫星教授在“经验与想象: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新闻传播学”学术研讨会(苏州大学,2015年6月)上对本文的批评。此段所论受其启发,但也有差异。

[15]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第5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转引自:普雷斯:《差异、公共领域、身体和技术:女性主义传播理论的最新发展》,载库兰主编《大众传播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17]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第2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8]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第11~1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9]卜卫:《国际传播学研究:危机、批评与挑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年第12期

[20]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本土化”讨论的思考》,载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第35~5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1][23]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第74、54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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