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一场消除偏见的对话

张 咪

2016年01月15日14:41  来源:今传媒
 

摘 要:电影《十二公民》改编自美国导演西德尼·吕美特1957年执导的法庭电影《十二怒汉》,成为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唯一入选主竞赛单元的华语影片,导演徐昂获得了最佳新导演奖的提名,同时该部电影也成为票房不菲的成功佳作。改编后的电影以深厚的人文内涵,将故事阐述的重点对准少年弑父事件本身讨论的重要性上,围绕这一故事主线而设置的情节、人物关系,通过12位陪审团彼此之间的对话,与少年、证人的“对话”,为大众寻求一种摒弃偏见、客观公正思考的可能性,同时该片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广泛的人文情怀引人深思。

关键词:固定成见;戏剧电影;贫富分化;本土化;人文情怀

一、陪审团与少年、证人之间的“对话”

影片从一开始用14组镜头向我们展现了富二代弑父,以及老人经历这一案件的过程,并由此引出了这一场对话的直接原因——为了12位陪审团孩子的学业。我们纵览影片不难发现,作为影片事件的主人公弑父少年以及决定少年生死的主要证人在本片中没有一句台词,也没有表现他们与陪审员正面交流的镜头,但是他们却是陪审员“对话”事件发生的原因和中心,由此可见导演本身将影片的表现重点放在了对于事件本身的讨论,以及通过12位陪审员对富二代弑父原因、证人证词的层层推理,从而向我们展现一场消除偏见的对话。

首先,陪审团与富二代进行“对话”一开始被根深蒂固的抱团思想和固定成见所“劫持”。影响公众舆论的因素有很多,在李普曼看来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固定成见”。“固定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他常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1]。这一思想从10号和7号陪审员的台词中可以体会出来,“中国人就是不抱团”以此来讽刺8号身为法官的陪审员,表达自己的不满。其余11位赞成有罪的陪审员来不及质疑和讨论案件本身的真实性,也不会在意个人的偏见是否会成为少年命运的转折点,就轻易的放弃一位素未谋面的少年的“性命”,让观众不由得对这种轻视生命的态度感到气愤。

比如3号陪审员出租车司机,他根据老人的证词以及自身与儿子的矛盾,从传统的忠孝观念认为富二代有罪。7号陪审员从观念中富二代的生活习惯判定他有罪。10号则从少年的生父和养父的地域性出发认为他有杀人的动机。这些判断都是12位陪审员的固定成见对少年的一种主观上的道德绑架,不存在公平公正;其次,是陪审员与证人“对话”。与富二代不同的是,陪审员对于老人的态度是正面的、是积极的,从开始在内心深处就认为老人的证词是不容置喙的,他们深信老人没有陷害富二代的动机,这是影片另外一个固定成见造成的矛盾点。所以电影向我们直接表现的两种不可调和的主观偏见,更多的是思想上的激励碰撞,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真正审判。与11位站在对立面的8号陪审员身为检察官,则始终站在一个理性、客观的角度一步步剖析证词的真实性,甚至计时重新模拟了案件发生的过程,为的是对得起作为检察官的这份责任和义务。最终,当他将诚恳却又铿锵有力的推理证据摆在大家面前、以及9号陪审员,道出了证人内心作伪证的原因之后,使得大家投票的比例也从11︰1变成了10︰2。这是对少年和证人消解成见的开始,同时也是对彼此感性和理性造成差异的一种包容和理解,也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们渐渐摘下那副有色墨镜客观公正的开始审视这起案件。

二、十二位陪审员之间的“对话”

电影《十二公民》中全部故事情节都在一所法律大学的仓库内推进、讨论,也进行于同一天、并且服从于同一主题,这种古典“三一律”戏剧法则的运用使得电影充满了戏剧电影的色彩。戏剧电影其特点是:以戏剧冲突律为基础,采用传统式戏剧结构,具有开端、纠葛、发展、高潮、结局等要素[2]。《十二公民》情节动作发展围绕着一个中心事件进行,也充分符合戏剧电影结构的原则。同时12位艺人话剧演员的表演是该片的一大亮点,仿佛是当代社会具有符号性人物的缩影。可以说在一张会议桌上,他们将戏剧电影的冲突性细腻的展现了出来。因为彼此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社会角色,彼此的人生经历和生活图景也不相同,每个人对事情判断也有着不同的角度,所以这些不可磨合的矛盾与成见作为争吵、讨论的原动力,促使故事情节发展紧凑而富有张力,同时将人性自私、麻木也展现的淋漓尽致。

《十二公民》没有回避贫富分化、人性伦理和体制改革等敏感话题,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带给全社会以深入思考。从台词中可以集中体现的有:地域偏见、贫民对富人的偏见、父子之间的偏见。地域偏见在10号陪审员的对话中可以体会出来,他不断强调着富二代的生父和养父是河南人的地域身份,言语措辞激起了身旁11号和5号陪审员的强烈反感。其次是4号陪审员,身为房地产开发商的他似乎是富人阶层的代表,他身上体现的爱情也被身旁其他陪审员犀利的讽刺着,他一边叫喊着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平等,可是他却也在以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不公态度将一个少年草草判处“死刑”。另外3号陪审员从一开始的焦躁、暴怒、态度坚决认定少年有罪,到后来与十一位争吵–投票–再争吵–再投票,再到后来流泪倾诉、敞开心扉认定少年无罪,使得投票也从8︰4、6︰6到最后的0︰12。正是这些形散而神不散的矛盾冲突见证了偏见的消除。正如4号陪审员所说:“向真理低头是件幸福的事情”一样,完成从偏见到公正转变的同时,他们身上所背负的一切枷锁似乎也都消失不见。

影片另一特色在于表现节奏性、逼真性与假定性的较好结合上。在遵从大陆法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语境下,《十二公民》改写了一部建构在海洋法系之上的著名美国法庭电影《十二怒汉》,“模拟”了一场中国“公民”的法庭论辩[3]。本身我们国家不存在陪审制度,这对于电影的本土化改编和演员的表演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导演克服这些问题时在视听语言上做了微妙处理,使得电影具有了自己独立的艺术特色。宋家玲在《影视叙事学》中说:“节奏一词最初源于音乐。它是音乐术语,是音乐的基本要素之一,通过音乐的长短、强弱有规律的变化而形成。[4]”由此可见音乐音响与电影叙事节奏是血肉相连的关系。在本片中,背景音乐对于影片的节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影片总共使用了3次背景音乐来控制影片的节奏,第一次使用是在影片的3分钟09秒,对于前奏导演是用了轻松活泼的背景音乐来将观众逐步带入到一个严肃的氛围当中,似乎也是给影片中12位陪审员一个心理上的缓冲。第二次使用是在8号陪审员说服其他11位陪审员重新投票的关键时刻,配备使用的背景音乐充满了惆怅,仿佛是在场所有人的内心写照。第三次使用是在影片最后,音乐舒缓平静、观众也能感受到随着后两次音乐的使用,影片的节奏也从紧张转变成舒畅。同时,导演在第二次情感基调转变的时候也改变了影调语言,首先是随着8号陪审员顺时针转身影调语言从冷色调转向暖色调,从一场模拟法庭的现场更多的转向了身处在社会大家庭的12位陪审员以及屏幕前的观众,实现了理性和感性的对接。其次是随着他逆时针转身又从暖色调转换回冷色调,将观众和12位陪审员重新拉回了案发现场的场景当中。可以说这些视听语言的运用实现了节奏性、逼真性与假定性的完美结合。

三、“对话”的碰撞所产生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导演徐昂所选用的12位国家话剧演员神乎其神的演出,仿佛向我们展现了一副人性百态的缩略图。在坐上模拟法庭的起初,每个人的背后都有着自己不为人知的秘密,每个人都带着一副伪装的面具。表面上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准备讨论富二代的命运,可本质上都有着彼此不愿意示众的秘密。但是导演在故事情节安排上给了他们彼此消除内心苦闷甚至是诉说内心“不得已”的机会,使得他们的伤口愈合的同时,不仅消除了自己的偏见,对别人的偏见也被渐渐融化。为了突出表现他们内心的变化,导演在电影的33分43秒改变了影调语言,使用了暖色调来暗示他们即将打开心结、案件讨论随即出现客观公正的转机,以及这些强烈碰撞产生的隔阂逐渐消失。

首先是一位老爷爷,本身经历过伤痛。随后道出了一代老人共同的心声,也就是对于老人的关爱和关怀的社会话题。近年来,空巢老人的比例在不断地上升,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交流也因为就业等各种原因渐渐变少,电影通过这个案例表现,实质是希望我们能够充分理解老人,关爱我们自己身边的这些需要被人关注的空巢老人。其次是五号陪审员,他从一个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的中立者,到最后以客观视角讲述自己和哥哥的故事,就是为了引起其他11位陪审员重视法律的严肃性、公正性和客观性、同时也是在向我们十二亿公民敲响警钟——法律是我们大家的法律、需要我们每个人的积极参与。另外 11号陪审员河南保安,他的故事和经历更加向我们证明了,在公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小到考试、大到社会的执法,我们都应该时刻用一把公正的刻度尺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而立法者的目标就是使人民过平静的生活,要人人相互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

在影片最后的结尾,温暖的光照下以一个大全景展现12人全部举手认定无罪的镜头,同时还以一个长镜头表现了12人内心释放后雨过天晴的场面。洋溢着和谐的主旋律,圆满的完成了这一场公正的模拟法庭审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不断的追求着真善美,加强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是构建一个和谐大家庭的重要手段、彼此真诚客观公平的对待对方更是消除社会偏见的必要方式,导演不仅将这些深刻的思考融入影片,也使得电影实现了艺术性和商业性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 晁婕.《十二公民》中的舆论思想[J].新闻研究,2015(8).

[2] 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3] 张净雨.《十二公民》:十二个中国人,十二亿声音—次本土化改写的成功实践[J].2015(5).

[4] 宋家玲.影视叙事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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