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刚近照

　　2013年，新星出版社举办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首发式。

　　采访新星出版社社长谢刚，并不容易，他4年前兼任了香港和平图书公司的老总，一多半时间在香港，即使在北京，他也是一拖再拖。“新星出版社成立11年，社长只接受过一次采访，这是第二次。”新星出版社负责与媒体对接的工作人员景振华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在新星出版社的咖啡厅里，谢刚一坐下来，就说：“我与你们报社有感情，我第一份工作就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当时的报社工作地址在一栋楼。”话和人一样朴实。2004年，谢刚调入中国外文局，单枪匹马，筹建新星出版社，那时的新星出版社，所有的资产只是一枚椭圆形的发稿章。经过11年的发展，新星出版社由一个只有200万元注册资金的小型出版社发展成为资产数亿元、在业内拥有广泛好评的著名出版机构。这颗新星，光芒从微不足道到璀璨耀眼。11年里，新星出版社遇到哪些挑战？又是如何抓住机遇，迎来了快速发展的转机？

　　回首2015：

　　转型创新成关键词

　　回顾和总结新星出版社的2015年，谢刚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转型”和“创新”。谈起这两点，谢刚感触颇深：过去，新星出版社只单纯经营图书，并且读者定位非常小众，以城市小资人群、知识分子群体为主。如果只是想做一家“小而专”“小而美”的出版社，这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想适应市场需求和深化发展，就必须朝着多样化方向转型。这其中不仅是内容转型，也包括经营方式的转变。

　　依托传统出版，在坚持做“小而专”“小而美”出版社的前提下，新星出版社开始了多元经营，其实从2010年开始，新星出版社就设计制作了与图书相关的文化衍生品，并成立了“纸马”“本然”两个专门制作文化创意产品的公司，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用品。

　　在教育培训方面，新星出版社更是大刀阔斧，一个从事出版行业时间不长的出版社，直接与世界最顶尖的教育培训机构合作，在中国办起了实体幼儿园。德国柯莱特集团从事幼教行业已达百年，其教育模式不仅垄断德国，而且占据北欧和匈牙利、捷克的大半市场，在开辟中国市场时，竟然选择了与毫无幼教经验的新星出版社合作。在北师大等诸多幼教专家的帮助下，新星出版社引进德国教育模式，将先进的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在国内开办了一系列幼儿园，现在以“柯莱特”命名的幼儿园已经成为国内高端幼教行业的品牌。

　　将传统图书数字化，深耕挖掘出版内容的再生资源，新星出版社算是国内起步较早的。2009年，新星出版社就成立了自己的数字出版部门，还投资搭建了自己的录音棚，将图书内容转化为音频，邀请国内外著名的播音艺术家把新星出版社拥有版权的侦探小说、科幻小说读出来。“我们拥有近2万小时的音频内容，这在国内出版社里可能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很多老艺术家已经不在了，他们留下的声音是永远的财富。”更少见的是，新星出版社不仅注册了音频网站“声动中国网”，而且还拥有互联网视听节目许可证、手机视听许可证，很多视频网站都不具备。“主要是我们起步较早。”谢刚也只是淡淡地说。起步早，那是需要眼光的。虽然新星出版社拥有海量的音频内容，却没有把这些投放市场，而且还在持续不断地投入。“拥有资源就是生产力，我们期待更合适的机会。”谢刚似乎对此充满信心。

　　有眼光的机构当然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2010年读者集团入股新星出版社，2014年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再次入股。投资方带给新星出版社的不仅仅是现金，更多的是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经验，当然，还有压力。

　　新星出版社除了出版具有文化情怀的人文社科图书外，主要出版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在资本方的建议下，新星出版社开始涉猎传记作品领域，不断开辟大众化市场。2015年，新星出版社启动“阅历”传记出版计划，拿出大部分精力调研和开发传记文学。谢刚告诉记者：“针对传记出版，我们不会冲动地去做，而是有一定的规划。我们不会出版简单、没有思想性的传记，仅仅根据资料去攒的书我们肯定不做。对传主我们也会有一定选择，不会盲目追求热点人物，同时会培养高水准的传记作者。”

　　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国内深入人心，激发了全社会的创业激情与创新活力，与此同时，新星出版社内部的创业、创新热潮也在持续。事实上，围绕转型和创新，新星出版社近两年一直在探索，毕竟出版社人员结构比较年轻，具有创新的环境优势。谈及此，谢刚讲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员工创业可能在很多单位不被允许，但在这里我们集体支持他，甚至还帮他融资。我们乐于为员工提供机会、搭建平台，以激发大家的活力，让年轻人活跃起来。这两年新星出版社堪称‘创业孵化器’。有好几个在国内做得风生水起的自媒体，其创始人都是从新星出版社走出去的。”

　　成长不易：

　　几经磨难终占稳脚跟

　　这11年来，新星出版社的每一个点滴进步都来之不易。相同的成绩，却极有可能比其他出版社多付出无数倍的汗水与努力。这11年来，新星出版社几经磨难，风雨飘摇，磕磕绊绊……回忆起创业这些年来的艰辛故事，谢刚讲起来却是格外云淡风轻。

　　2004年，谢刚离开最高人民法院，怀揣一个做书人的梦想，纠集了一帮爱书人，创办新星出版社。因为只有200万元注册资金，他们不得不“捂着花”，为了寻找租金便宜一些的办公地点，充满激情的创业者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四处奔波；出版社资金遇到困难时，有的人主动将自己的房子抵押……在令人窒息般的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刻，对书的热爱支撑着大家，新星出版社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占稳了脚跟。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谢刚聊起这段经历时，依然难以掩饰内心的酸楚和感慨，“我的同事们对我支持很大，因为有这帮爱书、爱新星出版社的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因此谢刚几次离开出版行业的机会都放弃了。“人不能总想着自己，这是个集体”。2015年，大家为在新星出版社工作超过10年的老员工们颁发了纪念奖状，“只是一张奖状，却是我们最珍惜的奖励，领奖时个个泪流满面。”

　　回忆起当初创业时的艰辛，谢刚颇为感慨：“大家都爱着新星，把出版作为我们毕生追求的事业来做，但是如果回到11年前，还会不会做同样的决定，我的回答却是不知道。从这些年走过的历程来看，我可能不会选择这条路，因为付出的确实太多。从蹒跚起步到现在，新星出版社的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艰难。但我非常清晰地知道，对于这个选择，我并没有后悔过。”

　　在这个经济效益至上的商业时代，文人的情怀却弥足珍贵。作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谢刚是位严谨的学人。对一位学者来说，想在所研究的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就必须深入研究，就不太容易大众化；而做为一名纯粹的商人，又离文化太远，所以谢刚选择了出版行业。“在我看来，出版业实际上是连接学者和市场、作者和读者的桥梁，出版者的眼界、读书的阅历、对市场的判断，都影响着他的选择，出版者比学者更有机会把一些好书推荐给大众，因为你更了解学术动态，了解出版的内容。”谢刚说。

　　因为所创造的是文化产品，谢刚太明白图书质量对于出版社的重要性。“出版者肯定不能成为商人，盲目追逐市场热门可能会很挣钱，含三聚氰胺的牛奶也能挣钱，我们能做吗？我们一定要看一本书能给社会给读者带来什么。图书确实是一种商品，但它却是饱含情怀、有生命力的商品。我们在选书上特别慎重，一杯水喝了就没了，但是一本书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很深远，一定不能生产带给读者戕害的东西。我们希望每本书读了都有收益，无论是心灵上还是见识上。”

　　出版理念：

　　让阅读回归风雅

　　新星出版社一直秉承的出版理念是“让阅读回归风雅”，相较教化、普及知识，谢刚认为读书是件风雅之事。多年来，新星出版社在社科人文、文化艺术、类型文学等方面持续推出精品，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良好的知识素养、雅致的出版品质赢得了市场与口碑，终于成为一家具有人文情怀和文化思想的重要出版社，在广大读者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拥有良好口碑。

　　新星出版社的编辑们有自己的选书标准，选题把关非常严格。如果策划的图书不符合新星出版社的风格，首先就通不过选题会。也曾经有过一种情况，新星出版社与一位超级畅销书作家签了协议，但作家写过来的东西却不符合出版社的气质，在几经挣扎后，新星出版社还是坚决地给作者退了稿。新星出版社的书必须要有质量和品位，不能因为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谢刚给记者举例道，《传家》第一版的印制和颜色没有达到预期，1万册书全部销毁。正是因为这样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传家》收获了如潮的好评。熊培云的书一直在新星出版社出版，也看中的是新星出版社对图书品质的要求。新星出版社这几年一直在调整出版内容和定位，经过不停探索，将读者定位于25岁至40岁之间，所以书必须精致、雅致，在内容、设计等各方面都下足了功夫。

　　这些年来，在新星出版社的“履历”中，一大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图书颇引人注目，可谓硕果累累：2013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所有作品落户新星出版社。岛田庄司、雷蒙德·钱德勒、奎因等，世界上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大师的作品大多签约新星出版社。2013年年底，新星出版社影印再版了被誉为“百年语文第一书”的民国启蒙经典教材《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此书初版于1901年，胡适、竺可桢、茅盾都将此书作为童年的启蒙教材，此次修复再版，可谓是跨越百年的回归；2015年，出版的《鸦片战争》入围深圳读书月2015年“年度十大好书”。在新星出版社编辑部门口的柜子上，满满地堆积着各种获奖证书。但对新星人来说，荣耀只属于过去。

　　展望未来：

　　在走出去中精心布局

　　这些年来，新星出版社一直坚持做“小而专”“小而美”的出版社。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发展，新星出版社已经非常成熟和优秀，今后还会坚持以上路线吗？对此，谢刚解释：最初选择走“小而专”“小而美”的路线，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新星出版社的底子太薄、体量太小，不具备做大的实力。要在市场上立足，新星出版社既不像法律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有自己的专业出版资源和渠道资源，也不像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等有着深厚的内容积淀。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只能寻找大出版社忽略或者涉及不到的领域，并且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扎扎实实做好。“我们当时做侦探小说，国内除了群众出版社，没有其他出版社在做。群众出版社也只是将其作为公安文学，我们将其定位成知识分子的休闲读物。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出版资源支持你做成大的出版社。小的好处就是很快就能找到适合的读者群体，定位很精准。但是缺陷就是如果想继续做大，就必须打破现有的格局，继续开发市场，一步一步往外延展。虽然新星出版社目前在蓬勃发展，但我们依然不会急于扩张，而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细、做精、做深、做强。”

　　作为外文局旗下的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始终坚持沟通中外，引进国外优秀作品，并向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发展，受到国内外同业与读者的广泛认可。值得一提的是，新星出版社的海外项目成绩卓著，实实在在走了出去。比如新星出版社与意大利斯卡拉集团共同编辑出版的《中国艺术图史》图书，书还没有出版，就已经达成了9种语言的版权输出。新星出版社还会结合自己在海外出版机构中有一些影响力的优势，继续加大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展望未来，谢刚介绍，2016年至2018年，新星出版社坚持走多元化路线。除传统出版外，还要大力发展数字出版；除图书外，还要努力做好文化创意产品；另外，实体书店的筹备也要提上日程，婴幼文化教育力争取得更大收益。

　　如果说11年前，作为一颗徐徐升起的新星，光芒还尚微小，那经过辛苦耕耘、不懈努力，新星出版社已经十分璀璨耀眼。“对我们来说，新星仅是一个符号。不管迎来怎样的发展，我们都会以刚入行的心态，认真学习，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对得起每一位喜欢新星出版社的读者。”谢刚说。（杨雅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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