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马航事件为例，探索煽情报道带来的政治疏离问题。煽情新闻在帮助大众实现社会化、获得社会认同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与价值。但从社会整体而言，煽情新闻有可能降低公众对于社会事务、政治事务的理解能力。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来看，媒介议题的过度煽情化将会影响公众政治参与感的培养，形成政治疏离。这种煽情化的政治参与并没有培育公众的政治能力，只是在最浅层面号召公众的参与。

此次关注马航事件的94%关注人群是现在及未来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他们是参与、创造舆论，进行公共治理，推进民主政治的基础。媒体需要给予参与者客观、充实完备的信息，不仅是表层的信息，还要有深层的信息，这是保证公民参与效果的主要条件。

关键词：煽情新闻, 政治疏离, 马航

2014年3月8号，新华社发布新闻，马来西亚航空的MH370航班于凌晨失联，飞机载有239人。百度新闻高级搜索中输入关键词“马航失联客机”，仅在新闻标题中，时间设定3月8日-3月30日，按时间

排序，相关新闻40，6000篇。微博（3600794条结果）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迅速因数量上的优势，使其成为舆情发酵的主要信息源。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为代表的权威主流媒体陷入了无休止的煽情中，引起社会公知和大众的强烈反感，批驳在飞机失联70多个小时后还走煽情路线，不仅新闻价值荡然无存，就连主流媒体本该有的品格也高度小资化、女性化。长期以往，煽情报道不仅招人反感，更严重的是，会招致公众对社会事件的漠不关心以及强烈的政治疏离。

一、概念界定

（一）煽情报道

所谓煽情，或感官主义，是sensationalism的不同译法，用在新闻领域是指新闻报道中强调暴力、色情、暴露隐私等各种手法，尤其是指对暴力和色情的诉求。 煽情新闻是媒体报道的一种风格，通过对受众感官、感觉的直接刺激以获得受众的强烈反应，从而达到扩大受阅率的目的。西方新闻传播研究批判sensationalism是一种恶性的情绪反应，以及电视新闻以煽情为目的，通过视觉画面刺激受众的情感与心理的行为。

如今，中国媒介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选择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的时候，会有意识地预判受众的接受效果。所以，新闻中暴力、色情、名人隐私、同情弱者、伸张正义等内容，煽动性大标题、大图片等手法因其更容易刺激受众感官获得较高的受阅率而成为媒介新闻报道时的突出强调的重点。

煽情新闻在帮助大众实现社会化、获得社会认同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与价值。舒德森认为，以煽情手段吸引普通民众阅读新闻，有助于民众通过阅读了解社会，进而融入社会，参与政治民主。斯莱特利也认为，煽情新闻反映社区的道德生活, 进而参与社区道德福祉建设。 如中国1978年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量涌入城市的公民工进行自我社会建构，融入城市生活中，煽情报道为其提供了对城市了解、认知、交流、模仿的基本素材。

但是，生存只是社会生活的第一步。从社会整体而言，社会成员需要遵从基本价值规范，需要有一定的共同认知与目标。而煽情新闻对于社会理想、目标价值与信念漠不关心，至少是不够关心。更糟糕的是，大量煽情新闻的存在，占据了社会成员过多的注意力。

（二）政治疏离

所谓“政治疏离”（political alienation），是指公众对政治体系及其运作的不认同，从而引起行为人自外于政治参与的一种心理状态，并且付诸实际可见的不关心、不讨论、不作为等拒绝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实践。政治疏离感很早就为政治学者所关注。Lane认为政治疏离感就是民众主管感受到脱离于自己身处的社会与政治环境。而Schwartz强调，政治疏离感是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负面评价，以及民众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影响政治的心理态度。当个人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环境之间发生冲突时，就产生了政治疏离感。

Finifter首次将疏离感系统地运用到政治领域，他认为，个人感觉没有能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及行动，认为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源于政治核心而不是个人影响；个人认为参与政治活动是无意义的，个人无法预期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何种后果，也无法改变社会的状态；公众认为原有的政治规范已经丧失，政府官员以违法的决策来响应公众；公众认为现有政治竞争的规则只是徒具形式，是不合理和非法的，有彻底改革的必要。

现实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政治参与意识较弱，政治疏离感比较强烈。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政治疏离的人群比例过高，就有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危害性。通常认为，政治疏离受到人口学特征、社会阶层、政治身份、政治涉入、政治评价、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可是，现代社会中，人们主要通过各种媒介获取信息，而媒介议题的过度煽情化将会影响公众政治参与感的培养，形成政治疏离。

二、分析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大众传媒在新闻议题设置中的煽情化，即借用煽情的选题方法、写作方法、表现方法，以通俗、夸张、戏剧性等手法描写，放大凶杀、暴力、色情等新闻事实，从而达到刺激受众感官以增加点击率的行为，加重了公众的政治冷漠与疏离。

马航失联事件中，情感代言的泛滥成灾与核心信息的匮乏形成了鲜明对比。媒体将议题重点放在祈祷，煽情。“加油”、“祈祷”、“今晚我们都是MH370人”、“今夜为你们不说晚安”、“天又凉了，盼你快回来”、“走了这么久，你们在哪里？”、“无论多久都要找到你”........诸多《伤心印度洋》《永别了，MH370》《心悬十七天，心碎一瞬间》的标题，蜡烛图案铺天盖地。@航空管制锐RAY-ATC发微博说：“马航370管制雷达希望看到你，如果听得到，请保持现有高度，直飞目的地。放心，我们为你申请直飞，其他好心机组也会配合避让的。大家都很乐意让你们第一个落地。航路天气目前晴朗，目的地北京气温5℃，有些冷，下机穿厚点。记得抱抱接你们的亲友，他们很爱很爱你们。Goodday。”该微博目前已经转发近18万，评论近3万，影响不可谓不大，除此以外，议题大多关于马航上中国籍乘客及其家属的报道。以乘客亲友悲痛的大幅特写占据版面，夺人眼球。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此类煽情式报道就一发不可收拾，极大的招致人们的反感。灾难发生初期，以煽情报道回应人们的情感需求是可以理解的，但越到后面越遭人反感。一是因为人们开始更理性地关注事实和逻辑，二是很多煽情报道都变身为媒体和推广的工具。

如今媒体不仅在新闻报道上进行煽情化处理，甚至直接选择煽情议题加以大肆渲染。举例近期媒体话题设置。近两年来，随着网络新闻的迅速发展，微博的兴起，传统媒体在话题设置上，对重大问题的关注往往跟随网络新闻的步伐。随机抽取2014年6月17日，新浪微博新闻热门话题24小时排行榜。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吴彦祖暂别娱乐圈”，386866的转发评论；“巴西对战墨西哥”，317103的转发评论；“一个人的毕业合影”，257807的转发评论。热门话题清一色的是娱乐、体育、趣味新闻、广告。而和社会政治搭上边的“河南高考替考事件”，排名118位，仅有15971的转发评论。又如前一段时间由微博发起，进而线上线下媒体热炒的文章外遇的事件，在短短两天内，文章微博评论量超过两百万，无论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以大版面报道这一话题。“周一见”成为流行语。对一个演艺明星的绯闻持以如此大的热情，说明公众已经没有耐心关注严肃性议题，而带有猎奇心理阅读各种煽情类新闻。也说明媒体在迎合受众趣味上不遗余力，而忽略了对受众的理性思维的培育。

某些情感丰富的个人，热衷僭越代言他人的情感，也许只涉及个人的同理心，媒体的僭越代言使揣测被当成事实，情绪掩盖了真相（以及对真相的追问），伪人文关怀秘密取代了真正的人道主义。 这类煽情性新闻因为内容的普适性不需要考虑受众的教育程度带来的理解差距，可以获取最大层面的受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机制日益成熟，以市场为导向，通过迎合受众的需求来赚取更多的注意力成为新闻传播煽情化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繁重和高压的城市生活使得公众更加关注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话题和放松娱乐的信息。这些媒介诉求导致大众媒介在传播内容和操作方法上有所变化，新闻娱乐化现象的背后是社会大众的普遍诉求浅表化。此外，中国媒介的政府管控导致媒介不愿触及敏感的政治议题。

中国媒体煽情式报道屡屡遭人诟病，长久的大量的煽情性议程设置将会导致公众对政治与民主，国家与社会事务彻底失去兴趣和认知。更严重的来看，煽情化的新闻不需要受众进行逻辑思考，理性辨别，从而降低了公众对于社会事务，政治事务的理解能力。网络受众经常在无法辨别信息真伪时，从自我感觉出发，不加判断的进行大量的转帖、评论；尤其是在热点话题，网络评论一边倒的时候，自我判断和分析能力大大弱化，从而扩大了网络谣言的社会覆盖面。这种不加辨别的转发，扩散，局限视野，盲目追从网络意见领袖，缺乏独立思考与核实精神，是媒体长期以来极力煽情报道，却不注重对受众理性思维培育与政治教化的必然结果。

《富媒体、穷民主》一书的作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以美国为例描述了作为公共机构的大众传媒，在利益的驱使下，过度迎合受众，制造大量低级趣味、娱乐性节目。公众长期被这样的电视节目耳濡目染，就失去了关心公共问题的兴趣，也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产生了“政治疏离”现象。

如今，中国的大众传媒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各种选秀、综艺、娱乐类节目泛滥；韩剧、美剧、港剧大行其道；明星八卦、凶杀暴力、色情新闻夺人眼球；受众以娱乐的心态处理此类信息，此外，对严肃性话题进行煽情化处理，比如此次的马航事件，就是以廉价的煽情取代对事件真相的追求，将会引导受众对一切信息的娱乐化处理。社会大众的普遍诉求浅表化导致媒介议题的肤浅化。进一步的，媒介议题的肤浅化又加重了大众注意力的肤浅化。马航事件期间，对马航事件的大篇幅报道占据了同时期受众的所有注意力，两会的重要政治议题几乎无人关注。而在马航事件报道中，浅表化的祈祷、转发与滴蜡占据了主要的内容。这样的内容对于受众知情权的行使与理性思考的培育无济于事。

煽情报道的题材选择比较狭隘，报道方式突出对细节的刻画，以刺激受众的感官为目的，忽视理性分析与研讨。虽然有些煽情化报道在表面上并没有导致政治疏离，反而成为政治参与的方式。比如在夏俊峰事件还有城管杀人的一系列事件，媒体也有很多煽情的报道，唤起公众的同情和对城管的怨恨。煽情报道成为吸引公众参与的策略。

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和妻子在马路上摆摊被沈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用随身携带的切肠刀刺死城管队员两名，重伤一人。2013年9月2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截止2013年9月25日，微博平台上相关微博数据超过150万条，至少60万网友参与讨论和超过10万条网友评论。

按理说，夏俊峰案件，两死一重伤的后果在法律上没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是，网络媒体煽情化细节刻意渲染，营造“弱女救夫”、“贫困家庭”、“绘画天才儿子”的形象，将公众视线从原本清晰明了的案情转移到“小贩”与“城管”的冲突，社会底层人员挣扎求生与制度冰冷、执法不公的冲突与对立。这样的报道激发出众多不理性的跟帖评论。舆论激发网民同情其家庭困境、遭遇不幸，而有意无意忽略了夏俊峰本人触犯法律，伤害他人性命的严重罪行。即使是夏俊峰本人及其家庭的不幸遭遇有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因素在内，网络舆论的报道也并未引发对相关制度的理性思考，对推动具体事件和制度完善并无实际裨益，其作用不过是唤起不满、宣泄不满、释放同情。

这种煽情化的政治参与并没有培育公众的政治能力，只是在最浅层面号召公众的参与，公众参与后的政治作用也就是充人数。而公众在情感激发后进行的参与性行为在多大层面上能提升其政治意识，增强政治能力，取决于在此期间获得的政治知识。煽情化报道欠缺的正是理性分析与逻辑思考。

三、结语

尤尔根.哈贝马斯最早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在理想的公共领域内，传播不仅不受政府约束，而且能够通过其促进协商，建立共识的特性反过来制约政府的议程和决策，而所有公民也能够平等地参与传播过程。如今，大众传媒是社会公共化的必然产物和公共领域的物化形式，是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公众舆论的表达手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公共领域的主体和标志，并且建构着社会政治和非政治公共领域。公众群体是公民社会和公共政治构成的要素，其主要特征就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舆论、创造舆论。如马航事件中，广大网民就该事件关键词“马航客机失联”在22天内，创造了３６００７９４条舆论痕迹。可见，公众群体对公共领域的话题内容充满兴趣、关注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件的进展，期望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件的解决，对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件有所作为。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公共话题的设置不能再流于表面、煽情化。需要明确媒体的功能与定位，呼吁媒体加强自律。媒体本身应具备的监测环境、协调关系、文化传承和娱乐的四大功能，不能比例失调。对于社会赋予媒介最重要的监测环境的职能，媒介应当公正、客观的报道社会的全貌，充分尊重受众的知情权，扩大新闻的深度与广度，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传播政治素养，提升公民的政治热情。

从百度指数人群画像上看，此次关注马航事件的公众：从年龄分布上看，３０－３９对此事最为关心，比例为６６％，其次是２０－２９岁，占２８％，１９岁及以下，占４％，４０－４９岁占２％。从数据看出，94%的关注人群是现在及未来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他们是参与、创造舆论，进行公共治理，推进民主政治的基础。对这类群体设置议题还停留在悲情式的关怀，而非事实的分析、判断，独立性的视野，国家的未来岌岌可危。媒体需要给予参与者客观、充实完备的信息，不仅是表层的信息，还要有深层的信息，这是保证公民参与效果的主要条件。

参 考 文 献：

[1] 匡文波，张蕊（2014），《“马航失联事件”媒体报道的反思》。《新闻爱好者》，2014年第4期，第14～17页。

[2] 李运兰（2006），《青年学生政治不参与的原因与对策思考》。《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6年第S2期。

[3] 凌燕，李正国（2014），《新媒体时代的“民意”建构》。《当代传播》，2014年第6期，第36～39页。

[4] 任剑涛（2007），《政治的疏离与回归——近三十年中国政治观的演变与动力》。《天涯》，2007年第6期，第169～179页。

[5] 王传宝，王金礼（2010），《新闻煽情主义的伦理批判》。《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0年第6期，第106～110页。

[6] 王蕴峤（2011），《中国公众的政治疏离感及其影响因素》。《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50～55页。

[7] 王蕴峤，沈明明（2011），《个别群体中存在的政治疏离感及其对策建议》。《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第40～43页。

[8] 张春明（2006），《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政治参与的萌动和疏离——五大城市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政治参与调查》。《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6期，第48～51页。

[9] 张晴（2011），《我国网络新闻传播煽情化问题及其治理》。《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145～147页。

[10] 张燕楠，周弘毅（2014），《治理网络谣言：培养受众批判性思维》。《新闻战线》，2014年第3期，第86～87页。

[11] 朱丽丽（2011），《网络与现实：煽情传播背后的社会焦虑——以“五道杠少年”事件为例》。《新闻记者》，2011年第8期，第33～38页。

[12] Finifter, A.W., (1970).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Alien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389-410.

[13] Grabe, M.E., Zhou, S., Lang, A., & Bolls, D. P. (2000). Packaging Television News:The Effects of Tabloid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Evaluative Respons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4 (4), 581-598.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