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夫妻同床共枕还在微信上道晚安》的文章在网上热传，引起人们关注与讨论。一方面，微信在生活中已成为重要的通讯工具；另一方面，微信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篇热传的文章说：薛先生是记者的一个朋友。他和妻子都是80后，感情很好。10年前异地恋时，网络不方便，两个人经常坐火车横跨大半个中国见面。现在，薛先生发现，两个人感情仍然很好：“和老婆睡一个双人枕上，却经常在她微信里留言道晚安。” 薛先生觉得，“这是件很小也很可悲的事情”，元旦时，和妻子相约戒掉睡前玩手机的习惯，可是，到现在都没改过来……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微信等现代即时通讯工具第一次引起类似的争论了。2014年4月，一条关于社交狂人的视频在网络上被播放了近4500万次。一位叫加里·特克（Gary Turk）的年轻人面对镜头，控诉手机加重了人的孤独，“我有422个联系人，但我很孤独……”。彼时，这种真实发生的现象被冠以“微信孤独症”的名号，并且也曾在网络上大肆传播。但在这一波传播过后，多数人把“微信孤独症”忘得一干二净，而微信仍存在于手机中。

　　所以，不管你承不承认，手机已经绑架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大家的相处方式。“朋友圈里大家情意绵绵，现实生活中却很少相见”已经是常态了，而这正是反映出在如今的微信时代，我们生存出现孤独、精神产生孤独感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有人曾归纳“微信孤独症”的一些症状。“人们在网上待的时间越长，在现实中与人打交道的机会就越少。”这是人际关系中的疏离与孤独。

　　科技正促成一些“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家庭”，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每人待在各自的房间上网，家庭成员的关系变得疏离，社会的组织结构变了。这是家庭关系中的孤独。

　　还有人说，“社交工具让网友变成了朋友，也让朋友变成了网友。”有3000多个微信联系人，4000多个手机联系人，常联系的却很少。我们每参加一场活动，添加微信号、扫微信二维码成了标准动作，“我微信在线的时候很热闹，不在线的时候很孤独。”这是朋友的生活中的孤独。

　　我们人的存在，是由自我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构成。一旦我们产生孤独、孤独感，说明我们的自我的主体性，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孤独、孤独感，是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感和精神和周围之间仿佛有一堵“墙”。这体现的既是人的自我的分裂，也是失去了和人们共生欲望的感受，而最终使自己一直处于冷冰冰的孤独之中。

　　所以，因为微信，无论是“人们在网上待的时间越长，在现实中与人打交道的机会就越少”，还是“家庭成员的关系变得疏离，也许是社会的组织结构变了”，乃至“我微信在线的时候很热闹，不在线的时候很孤独”，实际上都是我们不仅丧失了自我，也丧失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最重要是丧失了我们个体与客观世界的联系，失去外在指向，被限定和依附在微信世界的生活当中。正像一个网络段子所描述的那样：“每天早晨，人类从微信中醒来，不刷牙、不洗脸、不下床……第一件事，用各种各样的安卓、iOS、iPhone、iPad、三星、HTC、联想、OPPO……奔向同一个App：微信。每天早晨，每个草根，和屌丝，都突然找到了皇帝批奏折的感觉，要浏览比真皇帝的奏折还要多得多的微信留言。”上个世纪末，弗雷德里克·姆逊出版《文化转向》一书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两个特征包括了现实转化为影像和时间断裂为一系列永恒的现在。而这正与当下即时通讯工具所造成的现象一致。有研究就认为，即时通讯工具正造成空间距离感的模糊或消失。微信使时间化为破碎的、间断的“永恒的当下”，现实也在微信中化为影像。这种生存（仅仅生存于微信世界）的限定和束缚（即“破碎的、间断的‘永恒的当下’”），让我们感觉到，似乎只有微信世界才有意义，才是一切，从而失去了外在的世界、外在的生活，构成了我们的“微信孤独症”。

　　有人说，“人的孤独感和对科技发展的担忧，都源于对确定性和秩序的失去的恐惧。”其实，要避免这样的孤独的焦虑和技术的焦虑，主要的还在于，我们不能从现实的客观世界逃避到微信世界，失去自我和主体性，放弃和世界的联系。这也就告诉我们，如果避免持续地处于孤独状态中，我们就要重新确立我们的外在指向。

　　这就是，我们需要重新恢复与世界的直接联系，使自己的对更广大的客观世界的感觉复活和苏醒，在实际生活中重新调整自己，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寻找到我们感兴趣的工作和生活，向他人敞开，寻求与自己的同胞有意识的沟通，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分享愉快和欢悦。我们需要他人给予的爱，也积极主动地关切他人的幸福。这样，就是我们战胜了孤独，战胜了焦虑。这给予我们哲学的意义就是，我们人的生存原来是作为一种精神来确保自由和解放，去克服自己限定者的限定作用；我们也许就是这样被存在本身召唤的，即是在本身被存在限定的同时，借助限定进入到自由和无限中去的……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