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想要了解中国的声音，现在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了。”列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海外侨胞、洛杉矶西方学院校长助理尹晓煌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出了“升级版”的目标，主要包含“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加大中外人文交流力度，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等。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就中华文化走出去建言。

走出去要入脑入心

走进去要长期规划

“虽然文化走出去已经很迫切了，但是还是要有长期规划，不能一哄而上，也不能过于急躁。”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看来，文化走出去比服装、食品甚至高科技走出去都要难。因为，文化走出去要入脑入心。

黄友义认为，我们自己要有定力，要能够沉下心来。同时，还要摸准不同对象的不同需求。我们走出去面对的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他们的需求程度是不同的。2015年，黄友义去南非参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座谈会。南非一位研究员的发言让他大为吃惊。这名研究员拿着这本书，读了其中的6个段落，一边读一边问在座的南非领导人，这个事情在南非做得到吗？黄友义强烈感觉到，像南非这样的国家，他了解中国的东西，是为了向我们学习。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王亚非同样认为，文化走出去是“长期功夫，不能急功近利”。在他看来，走出去不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实体，要并购、重组，还要把根扎进去。

立足“四化”讲好故事

创新文化援外模式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转变话语体系，让国外读者听得懂、听得进、听后信呢？大家支了一些实招。

在尹晓煌看来，讲好中国故事，要做好“四化”。一是本土化，可以利用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有效地介绍中华文化。二是民间化，可以利用海外华人基金会等民营机构，讲好中国故事。三是当代化。这一点尹晓煌不断地向记者强调，国外对传统中国文化有一些了解，但是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却知之甚少。他建议围绕当代中国热点，出版更多的中英双语丛书。四是特色化，可以与国外知名大学中的华人建立合作，使中华文化高层次地走出去。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副会长朱海燕则建议，进一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增强我国文化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进一步加强我国对外文化援助，支持我国大型文化企业积极承担更多的对外援助项目，创新文化援外模式。”在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看来，这条新路径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更快速全面地走出去。

龚曙光希望有关部门能将文化教育作为今后对外援助的一个重要内容，将文化援外项目列入我国重点援外工程，列入商务部无偿援助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双优贷款项目库，并对其资质要求、审批内容进行单列，审批手续从简，开辟绿色通道，以便给予更多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同时，构建多元化的扶持政策体系，设立专项扶持基金，鼓励更多的文化企业走出国门。相关部门可组织先行实施企业牵头制定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全球一揽子规划。

纠正翻译人才误区

提高对外传播水平

“文化走出去首先是人才走进来。”王亚非对此感同身受，在他任安徽出版集团董事长期间，集团在走出去方面成绩斐然。他认为，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加快，尤其是随着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的深化，文化产业发展亟须一大批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和经营管理人才队伍。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局长韦建桦看来，翻译是走出去的基础，但是现在对翻译人才培养有误区，以为语言就是个工具载体，翻译就是查查字典。“这把翻译看得太简单了，翻译其实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思想的转换。”韦建桦说，只有把文本吃透，了解对象国家历史、文化、风俗、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事情，才能够知道他“心里最柔软的部分”是什么，如何讲故事才能打动他。所以，他建议要在培养能够很好讲中国故事的学贯中西的翻译人才上下功夫。

黄友义则认为，翻译要创新。一方面要加强机器翻译，人要训练机器，让它反过来为人服务，“过去一个人一天翻译3000字了不得，现在借助机器一天可以翻译3万字”；另一方面要引进更多的外国翻译人才，提高对外传播的水平。（刘蓓蓓 孙海悦 尹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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